《清末》第四百四十六章翻身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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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两次倒孙运动，此时的同盟会已经有四分五裂的趋势，孙文虽然成功将章炳麟和陶成章的反对镇压，但两人却是在革命党中有着很大威望的领袖，尤其是桃李满天下的章炳麟，同时还因为黄兴对他的力挺使他在同盟会事务处理上更加****，这也引起了绝大多数同盟会的不满。
    新澳港可以说是华人第一个民主政权，自新澳港与日本大战以来就受到了日本乃至整个南洋华人的所关注的对象。
    起初，这些革命志士并不相信仅有一地的新澳港能够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即使新澳港已经将日本海军远征舰队全歼，但徐卫随后的举动让他们越来越看不懂了，不仅敢违背世界第一列强英国的命令向日本开战，还真的将这种宣战付诸于实际行动。
    至此之后，新澳港带给他们的震惊越来越多，先是一把火将横须贺和东京烧个大半，然后用一天的时间将朝鲜日军数万人的主力部队全歼，然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入驻朝鲜，于是这些革命者不再淡定了，他们看到了除孙文之外，另一个能够拯救中国的领袖人物。
    于是，一夜之间这个松散的组织崩然倒塌，无数坚定的革命着在没有经过同盟会领导同意的情况下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然后用一张船票来到了新澳港这块充满梦想的地方。
    这些革命党的举动不仅让在日本主持会务的孙文不知所措，也让新澳港的市长史文珍不知如何应对，无奈之下只好将这个状况用电报汇报给了徐卫。
    与史文珍的张皇失措不同，在朝鲜的徐卫听到这个消息却是大喜过望，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并不同于用大笔的金钱在同盟会担任顾问的投机者，这些人毁家纾难参与革命绝大多数是真的为国为民，在后世历史记载中，这里面很多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以为国家已经走向共和就功成身退，所以徐卫称他们为最纯粹的革命家。
    这些革命党既然愿意不远万里从日本来到新澳港，肯定是从内心对新澳港有所期待。而此时的新澳港又因为邻居新华港的建设而被抽调了大量的人手，亟需要新的公务人员的补充，这一点是人才匮乏的新澳港所不能满足的，于是徐卫大手一挥。在新澳港颁布了一项公务员的考试制度，招收范围面向所有中学学历以上的人员。
    与孙文的众叛亲离的境况相似，康有为****而又**的生活也引起了他弟子的不满，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梁启超。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
    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说白了其实也就是让康有为退休。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
    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在前世，梁启超在军事上最大的支持者为蔡锷，两人的结识还要1897年10月，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等人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说起。
    甲午一战将清政府最后的一块遮羞布撤了下来，也宣告着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创办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于是为了救国图存，各地掀起了效仿日本的维新变法热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掌握中国最终权利的慈禧是支持变法的，这也是各地官员支持变法的根本原因。
    湖南的时务学堂是为培养维新人才而设立的湖南时务学堂，这种适应时代潮流的学堂以崭新的面貌吸引着广大的富于进取、追求改革的学子。
    当时，年仅16岁的蔡锷，由湖南督学徐仁铸推荐，于1898年初报考新建的湖南时务学堂，并且在2000人中竟然以第三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成为时务学堂中年龄最小的一人，而梁启超则因为公车上书时卓越的表现被聘为时务学堂总教习。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年仅24岁，风华正茂，他讲课气势恢宏，大胆泼辣，公开宣传：“二十四朝，其是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焉。”
    这种攻击，带有强烈的民主思想与要求革新的气息，然而这种思想并不蔡锷这种从小经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学生所能接受的，随后蔡锷直言不讳的反对梁启超的观点，于是两人在课堂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种切磋乃是一种追求，不仅不影响两人关系，反而更加深了师生的情谊，不论双方具体论述的是非如何，这样平等的讨论，给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锷就是从这时起，与梁启超结下了终生不解的师生之缘。
    对于蔡锷的喜爱，徐卫不下于他的老师梁启超，当年湖南巡抚岑春冥让徐卫组建新军的时候他就曾想到这个以后将会称霸西南的军事家，不过当时他已经被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到云南担任军职，并且还对蔡锷委以重任，致使徐卫收服蔡锷的愿望破灭。
    梁启超此人观人非常准，旅居日本他已经隐约察觉到徐卫气吞山河的布局。于是他不顾老师康有为的反对，劝说与自己教好的同门和自己门下的弟子到新澳港参与不久即将举行的公务员考试，而他本人亲自渡海出朝鲜拜访徐卫。
    对于梁启超的拜访，徐卫也是非常的差异。在清末民初这段历史徐卫所佩服的唯独梁启超一人，此人虽一直鼓吹君主立宪，但从内心来讲他并不是满清的忠臣孝子，也与企图用维新变法来获取自己权势的康有为不同，他拥护满清君主更多的是对和平的拥护。畏惧革命党的暴力，害怕他们的暴力革命将本来就千疮百孔的中国弄得四分五裂。
    梁启超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事实上中国的革命正如他预想的那样成为了军阀们争权夺利的遮羞布，也使得已经被**的满清折腾的千疮百孔的中国更加虚弱不堪，也使得辛亥革命以后国民的生活还不如满清统治时期，其中以四川最为明显，据说有的地方的税收已经收到了一百多年之后，不可谓不滑天下之大稽。
    对于梁启超的拜访，徐卫用了很高的规格接待，并且亲自出昌德宫正门敦化门去迎接。随后在昌德宫的正殿仁政殿设宴款待。
    宫中的宴会自然只是谈论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殿内的宾客尽是受四书五经教育下的文人，酒过半酣之后便是各自卖弄学识的时候，诗词歌赋更是不在话下，微醉的梁启超也兴之所至当场赋诗一首，并且以其华丽的辞藻、工整的对仗、深远的意境赢得了在座所有人的赞赏。
    宴会一直进行到午夜，这群书生在诗词歌赋的交流中暂时忘却了各自的身份，在宴会结束的时候全都醉倒了，甚至有人趴在自己的酒桌前酣睡，随后徐卫命人将已经醉倒的梁启超送到了宫外负责接待外国使节的驿馆。并且吩咐守门的侍卫如果梁启超第二天拜访，可以先将他引到徐卫处理政务的宣政殿。
    第二天一大早，还在搂着井上晴子酣睡的徐卫被伺候的宫人叫醒，随后宫人回报梁启超在宫外拜见。此时已经被守护昌德宫的侍卫引到宣政殿。
    穿戴整齐的徐卫进入宣政殿的时候才不过早晨八点钟，而昨天被朝鲜内阁官员灌醉的梁启超此时完全没有宿醉的样子，正在宣政殿的偏殿内阅览徐卫放在书架上的书籍。
    按照宫中的规矩，在有客人的时候宫人对于徐卫的到来一定要宣唱一番，为的是让拜访的客人能够即使行礼。
    “见过亲王殿下！”在宫人宣唱完后，徐卫的身影就出现在宣政殿的偏殿。梁启超将书籍放回原处后对徐卫行礼道。
    “梁先生不用多礼，来人，给梁先生搬个凳子。”朝鲜宫内的规矩多是效仿中国，宫殿内一般只有君主的座位。
    殿内虽然只是常备君主的座位，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的凳子，很快就有一个负责打扫宣政殿的宫人将一个圆凳送到梁启超的身边，于是梁启超在谢过徐卫后端坐了下来。
    “梁先生挺喜欢这些书籍的？”徐卫在进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梁启超将书籍匆忙放回书架，于是徐卫将他看的那本书拿出来看了一下说道。
    “中国好多历史典籍都在康乾年间随文字狱焚毁，同时由于乾隆年间朝廷大力搜集民间书籍用于修编《四库全书》，使中国很多珍贵的历史典籍毁于一旦，我在游历日本的时候经常在帝国图书馆看书，那里有很多目前中国已经丢失的珍贵典籍，而我看的这一本是中国和日本都没有的。”梁启超回答道。
    “这些书籍我已经命令教育部着手编修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正式印刷，梁先生如果喜欢，在印刷成书后我让人给梁先生送一套，至于这一本，则是唐代的孤本，之所以不能送与梁先生，并不是我徐卫小气，而是我认为像这种宝贝只有放在政府手中才是最安全的。”徐卫一边向梁启超解说，一边将书籍轻轻的放回到书架上。
    “看到殿下如此爱书，当真是我中华之大幸。”梁启超当然也是爱书之人，知道民间藏书失散的道理，就连藏书最巨的天一阁也在历史更替和朝野动荡中损失惨重。
    “等到满清灭亡后，我会效仿外国的建立国家图书馆的旧历，在中国建立一座大型的图书馆，这些珍本则会放在图书馆内以供国人参观，并且将这些书籍的印版置于图书馆中。”徐卫看着自己满书架珍本、孤本，对身后的梁启超说道。
    徐卫虽然是在说在中国建立图书馆的事宜，但其表达出的信息量并不仅限于此，抓住重点的梁启超随后问道：“殿下的意思是要对满清出兵？”
    “是有这个打算，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近期还是先要解决日本的问题。”徐卫回答道。
    “日本问题？殿下不是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