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447章稷下盛会（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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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廉洁和执法公正的衙署却是由皇帝亲掌，两府不得涉入，这就是帝王“执天下”监督以“平衡”吗？
    “儒家主张宽刑;宠妃之纨绔嫡女。”名可秀这才说到有关论刑的主题，“云：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因为大夫是国家或君主以贤德为标准选出来治理天下人的，故而不会有对大夫的刑法；但是，若大夫犯了法，则此人已不配为‘大夫’，故要去其资格，即刑人不在君侧，再论以刑法。这句话被有些士大夫和权贵理解为‘豁免刑法的特权’，故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还要求国家对其施以仁，宽刑以待——这是谬解！靖康之前，朝廷对贪官是只解其官职，除了士大夫的资格，而后不再论以刑法，故吏治越来越，几乎无官不贪。而这种不合宜的‘宽刑’——对士大夫过度的宽刑，就是对普通百姓的苛政，进一步严重的，就是暴.政。”
    “汉儒主张宽刑是对士大夫，这绝非孔孟儒学的本义。”名可秀道，“孔子曰仁，难道是只仁及士大夫？孟子讽‘窃国者侯，窃钩者诛’，难道是主张严刑于庶民？令人欣慰的是，我朝重视仁治为前朝历代不及，儒家宽刑思想也渐渐越过汉儒，回归先秦儒家之本义，由士及之庶民。”
    正因为大宋人文气息越来越浓厚，这才造成一些士大夫宽刑思想的产生，而这种宽刑并非是汉朝那种宽刑，仅仅只针对士大夫与权贵这个精英阶层，而是对所有百姓都宽刑。
    但是，仍然有很多士大夫强烈维护原来的秩序。阿云案和阿湖案都算是勉强的蓄意杀夫案，之所以一定要处死阿云和阿湖，乃是维护三纲之制。那怕是勉强地触犯了这种三纲，也让一些士大夫隐隐感到最终会破坏这种精英治理天下的秩序，以及精英的地位。
    这才是阿云案或阿湖案产生严重争执的深层次原因。
    而名可秀认为，普通百姓必须拥有更多的作为人的权利，否则，精英阶层和庶民阶层的鸿沟越来越大，同样造成高低两极的分化，国家不可能“和”，不和则不稳，不稳则乱，乱则覆。
    “国家不仅是士大夫的国，也是所有百姓的国。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唐太宗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要小看了普通百姓，他们如果被压迫到没有活路，就会把整艘船都倾翻。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大秦朝，毁于陈胜、吴广之手，汉高祖立基前也只是乡中的氓民，倾覆汉、唐的张角、黄巢，他们同样出身不高贵。”
    名可秀道：“正好先前所譬喻的，国家的利益就是一张饼，精英占了大部分，适度地分一些给普通百姓，这没有错。当然，不能强行分配，否则天下必然骚乱。”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论过王莽，说他：“死读儒经，以为尖顶宝塔可以倒砌。”
    王莽的新政想推行周朝的井田制，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想以此来抑制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但是，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也就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利益。而王莽的新政又没有切实的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这使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使他们对新政失去了信心。那些侥幸分到土地的，也是最糟糕的田地，对王莽新政也不满。于是，天下大乱，王莽这位皇帝没当多久就被砍了脑袋。
    王莽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做皇帝，也更有义务拯救天下苍生，但他的新政失败了。史家也因他篡权，将他以前的一切仁德行为都斥为虚伪。所以名可秀论王莽说：这是个，妄图去推翻天下统治的阶层，让宝塔倒置，怎么可能成功呢？孔子说复周礼，那是针对春秋的情况，西汉末年那种情形，还能回到井田制吗？扯淡！——后面两字是卫希颜加的。
    无论是谁，想以过分激烈的、强制的手段去大幅削减精英阶层的利益，只会让天下动乱，最终普通百姓也得不到好处。即使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统治国家的是谁呢？——新的精英阶层！
    作者有话要说：政治家的理想可以远大，但具体施政就要切合实际了……王莽同学也是个悲催的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