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449章稷下盛会(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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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可秀批评王莽说的,西汉的情况已经不是西周时代了,还要拿西周的井田制来用,怎么行得通呢?
    名可秀认为,二程洛学的谬误之处就在这里——不在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圣贤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然后照搬;人鱼之公主成双。
    这怎么行得通呢?
    而二程的世界观,来自于周敦颐,而周敦颐的理论根基——从这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程学主张的源头。
    然而“太极”玄之又玄,不是普通人能够认知的。否则,修“太极”大道的人那么多,但真正破碎虚空的有几个?世间的人们甚至认为破碎虚空是虚妄。正因为“太极”大道是“神”道,你悟透了,那就脱离“人”的桎梏了。就比如讲,人们如果真的理解了“太极”大道,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还会这么肤浅吗?——人就是“太极”“阴阳”的产物呀。
    所以,二程将“理”着落在“太极”这个“高大上”的世界观上,研究来研究去,都究不出这个“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修行方法。因此,二程的洛学其实杂糅了佛、道二教的实用主义。
    这就糟糕了。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道,作为宗教,可以在修身养性上应用,养善修德是很好的,但不可用来治国。因为治国的思想必须是积极的,开放的,而作为宗教的佛道二教的思想中必须带有出世或离世的消极主义,以及“本教之外非教”的封闭主义。二程的洛学沾染上这两种,最终会变成一种禁锢之学。学到最后,儒生们就只追求从读书中悟道理,从儒经中去“格”出治国的道理——这怎么可能呢?
    稻谷是从儒经中“格”出来的吗?
    农具、水车是从儒经中“格”出来的吗?
    儒经会告诉你怎么修建水利沟渠吗?
    儒经会告诉你怎么造枪造炮吗?
    为什么名可秀更加推崇王安石的新学?——当然新学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讲经世致用。而经世致用,就意味着要着眼于当下,切合实际。
    政治家治国,必须着眼于实际。百姓日用,也必须着眼于实际。都不能“不易者为用”。不随着时代变化,那就只有被时代大浪淘汰,成为“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名可秀说,二程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因为错解了,“不易者为庸”。这就错到根子上了。比二苏都不如了,苏轼、苏辙反对变法是因为“激进害民”,而不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从这方面讲,蜀学其实也是经世致用。如谯定的谯氏蜀学,就是其中的典型。所以,虽然谯定曾经就易学求教于贬官到蜀地的程颐,但二人从易经中“格”出的“宇宙观”——准确地说是世界观,却是不同的。
    因此,名可秀曾对苏澹、谯定等大儒们切磋时论道,后世儒家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从孔子的儒学中,体悟真正的“世界观”,然后在正确的世界观上,建立正确的方法论。只有世界观对了,方法论才会对。就算出现错误,也好比是往正确方向走的道路选择不同,是选的直路还是弯路?但无论哪种,大方向是不会错的。
    名可秀在稷下论讲时,正式将“世界观”从儒家说的“宇宙观”中分离出来。这是一个“道”的高远的不同。对于修身养性来说,心有多远,宇宙就可以无穷大,所以可以用、也应该用“宇宙观”。但用于治国平天下,更需要确立的是:着眼于“现实”的“世界观”。
    所以,格物致知,不是读儒家经籍空想。
    只读儒家经籍观想,也无法让国家强大,无法让百姓日用富足。
    世间能以观想悟道的圣人,只有那么一两个,不是人人都能做圣人。
    作者有话要说:以前以为中庸是难得糊涂。明白了中庸,才知道要做到中庸可真难。后世能做到中庸的估计只有一个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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