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459章儒宗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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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届稷下论学会之后，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是思想上的,也可能是行动上的,可能是看得见的、或感受得到的，也可能是当前不显现的,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默默地发芽，直到破土而出，或茁壮成苗的时候才为人们察觉，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深远的影响。
    这一届稷下论学会之后,也发生了如许的变化,有近期、明显的，也有远期的、隐性的。
    而在稷下论学七日主场结束后，名可秀传注的《中庸正义》就正式发行了。
    这部已经受到南北士人瞩目的经注甫一上市，便成为热卖的书籍。
    这部《中庸正义》仍然是由古今书坊发行，如同以往发行的儒家经籍般，同时发行平装本和精装本，而平装本的纸墨虽然质低但不劣，而校勘和版印则同样是“杭刻本”的高质量，却只售价十文，无论是对士人单售还是对书商量售都是一个价——这是古今书坊已经执行二十年的坊规：儒家经籍平装本一卷一律十文。
    这个规矩源于名重生“让天下读书人都买得起《论语》”的宏愿，而名可秀将父亲的愿望进一步发扬——“让天下读书人都买得起儒家经籍！”
    古今书坊是名可秀承自父亲的产业，至建炎四年时已成为大宋第一书坊，至大宪元年古今书坊的分部已经遍布大宋诸路各州府，甚至偏远的县城都有古今铺。可以说，在有古今书坊的地方，即使乡村里的贫寒读书人都能攒出千文钱买齐儒家传注的《诗》《书》《易》《春秋》《论语》《孟子》这六部经籍。古今书坊这种不图利而造福天下读书人的义举赢得了士林的赞誉，而这也是名可秀在士林，尤其贫寒士子中享有盛誉的原因之一。
    最初，当古今书坊最先推出“十文《论语》”的时候，曾经有坊大量购进，在自家书肆以高价售出——杭刻本向来以“雕刻精良，校勘严密，书写肥细有致，印刷清晰明朗”闻名天下，即使平装本也是刊印精美，装潢考究，一部《论语》无注解的原经杭刻平装本市售价是一贯，古今书坊却均以十文售出，这其中的利差有百倍之大，无怪乎这些书商动心了;绝世吸血女王。
    但是，古今商量售“十文《论语》”时，契约中有规定，书商不得超过十倍价售出，那些违约的书商立即被古今书坊发函勒令改正。不过，这些违约牟利的书商在当地也是颇有实力的商富，而且还有官员阶层的人脉，又自负对“十文《论语》”改头换面，即使古今书坊拿着契约查上门也抓不了证据——虽然古今坊行业的行首，但有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然而，古今书坊很快让他们知道了：真正的强龙是地头蛇压不住的。
    当这些违约商家族见识到“强龙”的实力时已经后悔莫及了，不仅行以违信经营销去行内资格，同时申报官府取缔了其经营书业的凭历，整个家族也因为“贪利弃诚信”被报纸批露后受到人人唾弃，最终不得不变卖城里的产业避居乡下。
    及后，当天下书商都知道古今书坊的大东主是名花流的宗主、同时也是临安商盟和东南海商盟的盟首名可秀时，人人心中悚然，都为前面抓了强龙逆鳞的违约书商道声“不开眼”。此后，当古今书坊陆续推出更多的“十文一卷经书”，也没有哪家书商敢打主意了——古今书坊并不是不要他们牟利，但是不能超越约定的限度赚取利润。古今”售给书商，就是允许书商赚取合理利润，以借天下铺之力，让各地的读书人都能买得起儒家经典，毕竟古今书坊再大，也无法以一家之力遍布各地域。
    在名可秀的《中庸正义》发行后半年，宋周两国礼部先后发文，颁定《中庸正义》为官学的《中庸》教本，同时诏告天下，增加《中庸》为科考经义目的内容，而《中庸正义》就是科考评卷的标准。
    迄今名可秀共著了三部经注，一是《论语集注》，二是《大学正义》，三是《中庸正义》，而这三经注都先后成为了南北两国颁定的经义目科考注本。
    而名可秀的第三部经注成为官方颁定的教本，也就相当于确立了她儒宗的地位。
    儒宗，就是儒家学者的宗师。
    自北宋立国以来，迄今为止，前后涌现出的能被称为“儒学大家”的不下百数十人，但被南北儒者公认为“儒宗”的却不到十位。
    何以哉？
    因为成为“儒宗”的标准很高。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儒家论儒的最高功绩，就是遵循这“三不朽”——其上立德，指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圣德于当代，惠泽被于无穷，如伏羲、神农、周公；其次立功，指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如大禹、后稷；再次立言，一曰著书立说，二曰开创学派，如老子、孔子、孟子。
    儒家认为，史上能全面做到“三不朽”的，唯孔子一人。当然，“儒宗”是在圣、哲之下，“三不朽”的标准不能与伏羲、大禹、孔子这些先王先圣比较，但至少要在“三不朽”的其中之一有杰出贡献，并且影响深远。
    比如现今儒者们公认的北宋以来的几位儒宗中，范仲淹是“立德”和“立言”兼具，王安石、司马光、邵雍、张载、二程都是“立言”，南宋首任宰相丁起是“立功”。
    这位已经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后首位被承认的“儒宗”，因为其主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使国家实现了富国强兵，而且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事功”的功绩是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之上——后二者虽然提出了良法，但实施失败了，没有建起“功”。
    然而，建炎新政的真正设计者是名可秀，而她隐在幕后指挥，这“立功”自然落不到她头上——名可秀对此并不在意;神秘老公救救我。
    但是，身在朝廷、为建“事功”奋斗的大公党成员们却很在意。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不是功名富贵，也不是死后追谥为“文正”，而是“死而不朽”！——“三不朽”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
    丁起树立“三不朽”的“立功”，除了他自身的能力、智慧外，还与名可秀的造就分不开，这对大公党成员们太有鼓舞意义了——谁不想成为治世之名臣，然后更上一层楼，成就“立功”之“不朽”呢？
    名可秀以“立功”的荣耀造就追随者的辉煌，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对于名可秀自身而言，即使她身处幕后，无法光明正大地成就“立功”，但她的《论语集注》被宋周两国都颁定为官学教本后，就已确立了她大儒的地位，而她创建的共济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真正做到了“博施济众”，而其成法可为后世借鉴，可谓“惠泽被于无穷”，从这个层面来讲，已经达到了儒家践履躬行、德施天下的“立德”标准了。
    但是，儒家的“三不朽”的范围是模糊的，标准也是不明确的，更多的取决于儒者们的认可和尊崇，确切地讲，是当世大儒和名儒们的认可，而名可秀身为女子，这就使她在男尊社会里获得“儒宗”这种认同比起其他大儒要艰难得多，换句话讲，就是认可她为儒宗的心理水平线被扯高了。
    而名可秀的《中庸正义》成为宋周两国先后颁定的官学《中庸》教本，她在儒学界的声望再次达到了一个高点，稷下学宫祭酒谯定在一次学者集会上公开赞誉她为“南北儒宗”，得到了大部分稷下学者的认同。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庸正义》成为名可秀的第三部官学儒经教本，而是因为名可秀对中庸精神的诠释，或者说创新、树立。
    如果说名可秀诠释的《论语集注》和《大学正义》还是在纠正前辈大儒的谬解，那么《中庸正义》就是在“仁”的核心上，以“中、庸”为大本，完善地阐发了儒家的中庸精神，确立了更适合治世、平天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最圆满的诠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孔子虽然视中庸为至高之德，但在《论语》中明确提及中庸的只有一句话：“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其中庸思想是散落、隐藏在《论语》的章句经义里。子思著《中庸》文章，将孔子的中庸思想阐发了出来，但子思的“中庸”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如仁义、礼乐、孝慈、忠恕、圣知（圣智）等，而地位还在仁义、礼、孝慈之后，故一直未为儒家重视，直到北宋才开始注重，二程并做有《中庸解》，但是二程诠释的“中庸”仍然是“独立”的，没有成为儒家的纲绳，而这个“纲”本应与仁这个“核”同等重要——没有“纲”，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就是散乱的，没有一条纲线把它们串起来。
    而名可秀做了这件事。
    她以五句十八字作为中庸精神的纲，以中庸精神作为整个儒学的纲，不仅将儒家思想串连了起来，而且实现了范仲淹提倡却未做到的事——将儒学化繁为简。
    “化繁为简”是名可秀做到的第二件事，这件事的意义同样重大。
    它使儒学的微言大义变得浅显易懂——这样才能真正普及。
    这是名可秀注解《论语》和《大学》就在做的事，而《中庸正义》更进一步，树起了儒学的“纲”，有了这个“纲”就将整个儒学都变得简单起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儒学只有变得浅显易懂，才不会成为“高阁学问”，传到后世子孙就会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后不懂就束之高阁了，更糟糕的一种结果是，因为没有真正学明白而谬解或阉割儒学，那就成了误国之学了，害人害世。
    所以范仲淹不愧是有极远大目光的儒宗，一早就提出化儒学为简，而他没做到的事，名可秀做到了，单论这个治学的功绩，就已在范仲淹的“立言”之上;总裁，不做你的女人。
    名可秀还做到了第三件事。
    是什么呢？
    两个字：条理。
    这是可以与“化繁为简”相提并论的两个字。
    北宋的儒家们，从范仲淹起，至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再至庆历五先生，又至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新旧两党的儒学大家，都各自修注儒学，但他们都并没有将儒学有条理的归类，或分出层次，学儒经的人仍然看不到儒学的整体脉络，研读儒经如同瞎子摸象，没有清晰的整体，又如同大海里的游水，茫茫一片。
    自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位先生起，开始注重将儒学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