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沧海》第474章这不是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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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家欢喜几家愁，辽国登基不过半年的新帝耶律贤或许是洪武元年/乾亨元年最幸运的一位君主了，因为他几乎彻底恢复了当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时契丹民族的版图，把整个河北之地收入囊中（河东不算），饮马黄河，而且获取这一切的同时，辽人还几乎没有付出什么代价，整个河北占下来士卒战兵伤亡不满三万。
    而且河北之地纵然被赵炅撤离之前突击搜刮了两个月，终究还是比当年石重贵的时候富庶一些——当年石晋一朝时，石敬瑭在位年间，中原可谓是无日不战，因为石敬瑭做了儿皇帝当了汉奸（其实是沙陀奸），中原几乎大部分藩镇都反叛过，闹出了“天子者冰强马壮者为之”这句五代时期最黑暗蒙昧而没有节操的名言。石重贵初年还没能恢复河北的生气，故而富庶程度还不如今。被以战养战因粮于敌的辽人占了之后，光是靠打草谷，就可以让辽人的国库实力快速充盈，至于长久打算和建设，在吃一天看一天的辽人字典中暂时还是没有的。满朝也就国丈萧思温等极个别契丹文臣和韩匡嗣、韩德让父子这些汉族文官或许还在意一点建设问题吧。
    全输无赢的那一方，自然是北宋皇帝赵炅了，他不但丢了人口地盘，仅仅暂时保住了朝廷的钱粮积蓄和主力军队，带着十二三万殿前司禁军躲进了关陇河东大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临走前的刮地皮，他在“沦陷区”百姓中的名声已经犹如董卓一般，可谓是河南齐鲁再无百姓心向大宋故国，对于被大明统治也再无心理障碍，无形中让敌国将来在沦陷区的统治基础好了不少，而北宋收获的仅仅是一大笔一锤子买卖的钱财和重新喘息扩建军火的资本。
    最矛盾的得利者，便是大明了。与耶律贤相比，大明洪武皇帝钱惟昱是拓展地盘更大的一家，从淮河以北，到河南与齐鲁两处，洪武元年大明的开疆拓土达到了三十余州，不亚于州，新获得的人口和地盘比之去岁的光复蜀地（仅成都平原，汉中平原还在宋人之手）还要多一些，不可谓不是大明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次开疆拓土。
    然而大明朝廷在钱惟昱和皇室商会、蒋氏豪商集团多年积攒下来的国库内帑，也会因为朝廷背上了一个大包袱而突然被拖得吃力不已。谁让汉人的皇帝不能不管百姓死活，要做长久之计呢？而且原本江浙湖广地区的官民豪商多是靠“对北朝出口外贸”大发横财的，大明朝廷也利用技术垄断优势在其中获得了不少朝廷“与民争利”的剪刀差财富，如今河南和齐鲁大地一下子百万户被榨干到穷困不已的人民被纳入了大明的统治体系之后，为了防止长久的萧条和消费潜力不足，自然是不能和原来那样在盐铁布匹茶叶等项目上狠赚这些百姓了。
    ……
    御驾亲征四个月，一直在淮河以北转战，未曾回过一次京师杭州。当钱惟昱一身戎装黄袍、星兜月铠、胯下飒沓宝马，在数万铁骑簇拥下行入十几日前刚刚遭了全城大火的汴州城时，他的心情是着实复杂的。
    赵炅离开时，给这片土地留下了太多的残破，纵然比不了董卓的残虐，但是在钱惟昱两世为人的经验来看，竟然有一种“某军撤退去台湾”时那般炸光工厂作坊烧毁城市庐舍的错觉。当然了，这个世界上，如今这一刻，除了钱惟昱之外，其余人等肯定是不知道那些千年之后的战略大转移例子的。
    道旁百姓倒是顶着土盆水囊，似是撮土为香一般，显然是想要“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然而民穷财尽实在拿不出东西了，才只能拿着土盆当香炉摆个pose，拿清水做“壶浆”凑凑数。明军跟着钱惟昱进入汴州的都是亲从都和铁骑都的精兵，军纪自然是严明的，而且明朝富庶，士兵待遇也好，更是看不上被洗劫后汴州百姓那点东西了，劫掠搜刮百姓的事情在整个入城占领的过程中都没有发生，不过连白水的“壶浆”都不赏脸喝一口，倒是让不少百姓有些尴尬。
    “民心可用啊，”钱惟昱骑在马上，从朱雀门一直行到伪皇宫外，一路见闻颇有感触，对随军入汴的文官——主要是以孙晟、徐铉为首的几人，吩咐下去说，“若是百姓再有箪食壶浆者，士卒倒是可以接受，不过要即刻发放加盖印信的军需筹券，让供奉了朝廷大军的百姓领取，来日在城外舍粥时，可以优先领取。供给量也不可太过，免得百姓以此牟利，反而生了坏心。招降汴州本地文臣的事情，也要着手办起来，让朝廷官员与降官搭档施为赈济之事，先下便拿出一些军粮来，续后加紧募集民夫数十万众，抢修黄河堤防、汴河漕运，并清理汴州宋州各处废墟，以工代赈，即可把饥民先安定下来——今年朝廷筹备的常平粮秣，富余还有多少？中原之地，今年稼穑不作，饥荒波及，只怕有百万户之多，哪怕只是续命果腹，所费只怕也是不少啊。”
    孙晟在旁，把钱惟昱的话语一一记下，随后从容禀道：“陛下仁圣，古今未有。朝廷常平粮秣自有余饶，这个却是不必担心，臣随军之前，已然日夜估算，若是以赈济一百万户、六百万人为限，自今而至来年夏收，并种粮所需，八百万石足可支用——百姓也不是全然没有收成，虽然兵乱搜刮不少，多少还是能剩下一些粗粮的。而且当初赵炅弑君之前一年，国朝也曾放开对北地出售土豆块种，如今也有两三年了，虽然还未遍及，多少对民生有些补益。若是以工代赈让每一户出两个劳力做重活，按照往年南方惯例，粮食倒是多费一些，朝廷及募工富商出资总数会增至一千二百万石。
    以我如今南地普遍双季种稻、并有玉米、土豆、红薯三物，加平湖与南海鸟粪石为肥料也可让粮食增产三成，长江以南除新定之蜀地外，其余江浙、两湖、两广粮产足可养活当地人口的三倍之多，只要转运跟得上，撑持北地是毫无问题的——据臣所知，如今两浙与广东倒是已经因为粮价连年不高，生出了许多旁业，百姓自陛下昔年继位为吴越王时，就逐步有逐利之民弃粮秣而种桑茶棉诸物。尤其是那年工部樊郎中在广东推广桑基鱼塘后，虽仅两广便新得两三千万亩由沼泽湿地改成新田、鱼塘，却尽数无法种植稻麦，不是种桑养蚕，便是种蔗榨糖、或诸般赚钱果树竹林；影响颇劣；后来两浙也渐渐为此风所影响。
    如今朝廷陡然增了粮秣需求，臣以为不如由朝廷出面，略增商税，并抬高常平粮仓收购官价，定然可以使部分已经弃粮种棉麻的百姓重新种粮，数年之内让朝廷各项所需收支平衡。”
    钱惟昱听得很认真，嗣后不入紫宸殿歇息，才喟然长叹：“孙卿果是有心了，这件安民招抚的事情便交给你去办吧。另外中原百姓若有中了土豆的，也要及早宣导劝慰他们从朝廷购入种粮，如今暂免三年‘专利税’，三年后河南齐鲁百姓也要一体缴纳专利税，不可寒了航海探险豪客的心，毕竟我大明以海立国的国策不能变，不能因为得了中原便局限住了自己的眼光。”
    对于这些敕命，孙晟心中倒是颇不以为然，毕竟他是一个儒学中毒甚深的人，对于国家以航海贸易为本还是农本，多少还是倾向于重农抑商。原本大明占据南朝，以商为重、尤重水师、航海，尚且被孙晟以为是“北人擅骑，南人擅水”格局下发挥吴越和大明固有特长的一种权宜之计，如今既然得了中原，数年内就能一统天下，怎可不拿出“天下共主”的心态呢？其实不光孙晟这般想，大部分只要不是两浙闽广出身的、后来投奔投降吴越、大明的官僚，只要古板一些的，都有这种想法。
    “陛下，臣以为如今天下已然定鼎，那些事急从权之法，着实应该改良……中原百姓既然在北宋时已然得了一些种植土豆、玉米之利，得以多赡人口。北宋朝廷对此不过是增派粮税，然也不曾收取‘专利税’以损民肥海商。若是大明来了之后反而增收此税，岂不是反而把因为赵炅逆贼搜刮而倒向我大明的民心重新推了回去？陛下不可不查啊！臣以为让百姓从朝廷手中采购土豆种块之法断不可取！”
    钱惟昱面色一下子冷了下来，他没想到孙晟跟了他也有十年了，居然还没脑子转过这个弯来，看来自己不让太子跟着这些腐儒学价值观实在是做的太对了，否则大明如今的基业若是自己死了，而资本主义在自己有生之年又没发展成熟的话，说不定汉人又要从一线闪光的蓝水民族回到黄土民族的腐朽老路上去了。
    “孙卿慎言！却是朕忘了告诉你了——根据工部樊爱卿所实验，土豆一物，若是以茎块繁衍，两三年后，便会因为芽尖毒素聚集，逐年减产，至第五年，少则减产一半，多则减产七八成——至于如何脱毒之法，朝廷暂且不会公布，但是只要百姓多从朝廷购入新鲜种粮，则定然可保产量无虞。若是民户不愿意在朝廷登记备案种植专利物种的，到时候便忍受一年减产之损失，再来低头好了——至于逼民向海，开拓四方之国策，在我大明将来便是万年祖制，绝不是什么权宜之计！南山可移，此法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