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三百七十二章大结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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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首都南京的卫戍部队以后，在1月21日黯然宣布下野，将国民政府总统的位子让给了桂系出身的李副总统，并离开南京，回到奉化老家过起了“隐居”生活。
    刘建业作为国军的高级军官，得到了解放军的礼遇，被安置在徐州城的一个单独院落里。
    一天，正在刘建业闲极无聊，坐在院子中央的躺椅上晒太阳打盹的时候，小院子里来了几名解放军的贵客。
    “有贵客来临，有失远迎，请恕罪。”刘建业站起身来说道。
    “刘将军不要这么客气，近来生活也还如意？”中野邓政委说道。
    “败军之将，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哪来那么多讲究？”刘建业打着哈哈说。
    “我这次前来，是要询问一下刘将军下一步要到何处去。”邓政委说。
    “你们愿意留下我吗？”刘建业笑着说。
    “只要刘将军愿意留下，我们自然欢迎。”
    “戎马多年，已经累了，倦了，现在，我只想到澳门去，与家人团聚，不再过问世间的政治和杀戮了。”刘建业怅然地说。
    “刘将军为何不愿意不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建设新的中国？”
    “其实，从回国以来，我就一直在想有机会和家人在一起团聚，不再过问政治。我对政治上的事情，已经没有任何的兴趣了。所以，你们的心意，我心领了。”
    “刘将军实在不愿意留下来，我们也不勉强。不过，刘将军可否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呢？”
    “建议不敢当，我也就是说一下感想吧。记得，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几位先生曾访问过陕甘宁。期间毛泽D同志与黄炎培作过一段关于中国GCD领导的政权如何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律的谈话。黄炎培先生的记录是这样的：有一日，毛泽D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６０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同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然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G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D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一阵子，我翻阅了一下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发现一部中国历史确如黄先生所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尴尬？又为什么说民主才是出路呢？现在终于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了。古今中外，一个国家的兴盛往往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领导。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他设立内廷，加强中央集权，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打击匈奴，所谓‘毕功于一役’。在现代，苏俄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也是靠斯大林强有力的领导。集权体制的强大在于其严密，强大的组织性。正因为此，它能够迅速的集中所有资源，调动一切力量，解决国家最紧要的问题。它能够使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迅速的崛起。所以说，‘其兴也勃焉’。”
    “《山坡羊通关怀古》中著名的一句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为什么说兴的时候也是百姓苦呢？因
    为中央集权在利用一切资源解决迫切的问题时，必然牺牲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虽然汉武帝取得了抗击匈奴的胜利，树立了强国的形象，但是百姓生活依然贫困。苏俄迅速的实现了工业化，赢得了工业强国的美名，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显著改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绝大部分的资源于国内。老百姓的财力都被国家集中，他们怎么可能富裕？因此，靠牺牲百姓的利益达到的兴盛并不是长久之道。”
    “任何事物都要辩证的来看，集权体制的优点在某些情况下会转变为其缺点。中国历代王朝的灭亡，无外乎下面几个原因：（1）外戚与宦官专权；（2）皇帝本身昏庸无道；（3）外部势力的介入。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三者都是相通的。外戚和宦官专权，为什么导致王朝的灭亡？因为这些人会发展其党羽，家族，利用他们的权势，圈得大量的土地，与民争利，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不断的扩大国家财富的占有率，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当皇帝本身昏庸无道时，必是奸臣当道。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正下梁歪是有的，从来没有上梁歪而下梁正的。于是导致整个官僚系统不是为百姓服务，而是为自己集团的私利打开方便之门。所以说，当集权体制中的上层，利用其对下的权威性，严密的组织性，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奔波的时候，便是整个系统腐败的开始。”
    “那么外部势力的干预呢？外因只有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取决于内因。以宋朝和清朝为例。宋朝从建国初期，就一直面对着强大辽国的威胁，虽然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都对辽作战，却始终没有取得胜利。关于这一点，我想到了两个地方，一是西汉初期也是受到北方强大匈奴的威胁，但却最终能够打败匈奴。二是辽国虽然强大，但是最后却被人力物力财力远不如宋朝的金国打败。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宋朝的军事实力的确不强，因为宋朝吸取了唐朝灭亡的教训，不允许有拥兵自重的地方诸侯，所以才会有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其次，忠臣被杀。南宋时岳飞抗击金国，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因为当时徽钦二帝囚禁在金国，如果打败了金国，迎回了老皇上，那么当时的皇上赵构怎么办？所以他屡次提醒岳飞战和就行，可是岳飞偏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动不动就把迎回徽钦二帝挂在嘴边，所以赵构对岳飞的不满是早就有的。归纳起来，还是因为这些做皇帝的为了保住其皇位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实质上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那么清朝呢，首先，慈禧独霸朝纲，并且在她看来，满人毕竟是满人，汉人只是奴才而已，当然不会把汉人的江山当回事。所以才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言论。其次，清朝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其军事实力与西方列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因为它惧怕汉人与外部接触多了，思想开放了，从而会打破他们的奴化教育，再把满人赶走。听了清朝的那些史话，我感到清朝的奴化教育的确高人一筹。如果不是列强入侵，中国恐怕还会继续沉睡下去。归纳起来，还是一点，统治阶级为了其私利。所以说，集权体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长处，聚集所有力量战胜困难。同样的，当它的长处运用在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便走到了另一端。所谓‘勃’，‘忽’，都是迅速的意思，道出了集权体制的特征，也道出了帝国的悲哀。”
    “在一个朝代的中后期，社会矛盾已经比较激化了，但这时总有一两个皇帝执政时间长达几十年。我不禁想，如果在这几十年内励精图治，也许会挽救王朝的灭亡。我觉得，在这个关键时期，王朝能否中兴，跟领导者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西汉中后期汉哀帝，即位之初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确实想干一番大事业，并且也打击了王莽的势力。但是越干到后来越觉得阻力很大，于是锐气大减，干脆不干了，天天饮酒作乐去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武帝继位之初，也想干一番大事业，结果刚干了几件事，就被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打击了，但是他却没有消沉，而是养精蓄锐，积攒实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说，在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的时候，便是国家继续走向强盛还是逐渐走向衰亡的转折点。有志之士能够在一片歌舞升平中看到矛盾的存在，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变法。”
    “秦国的商鞅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强国，并且最终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基础。但是在变法的过程中，不断到贵族势力的阻挠，要不是秦孝公力挺商鞅，不知是何后果。在秦孝公死后，商鞅还是被顽固的旧势力残忍的杀害了。成功的变法至少有两个共同点：一，变法的目的和措施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并且从现在的角度看来，采取的措施在当时绝大部分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二，变法一定会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并招致他们强烈的反对。变法的失败，会使既得利益者得到更多的利益，最终形成一个大的利益集团，并不断的扩大集团的私利，积重难返，从而为王朝的灭亡埋下伏笔。成功的变法，必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权利，但能使国家重新走向强盛。并且，社会的进步始终需要不断的革新，因为事物本身就是在不断发展的，矛盾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上我详细得分析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原因，最终的落脚点在‘变法’上面。但还是没有摆脱‘人治’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变法的成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也证明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即使一次成功，也不可能次次成功，最终还是会陷入历史的循环。所以我从反面回答了为什么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今天，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我也太累了，请恕我无礼，我要去休息了。”刘建业站起身，拱了拱手说。当解放军越过长江，占领南京，解放上海不久，一身便装的刘建业带着黄峰，乘坐一艘外国客轮，离开上海港，向澳门开去。
    “少爷，我们还会有机会回来吗？”黄峰问刘建业。
    “应该会的，至少我们还会叶落归根的。”刘建业望着眼前祖国的大好河山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