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剑》第一百四十二章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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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真意感觉自己，此时也化身成为了神龙。
    在水池中，肆意畅游。
    《逍遥游》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尧要把王位让给当时的隐士许由，许由推让不肯当这个天子。
    一般人都巴不得占一个位置，何况是四海之主呢？但是许由没有答应，似乎是一个物外之士，认为做天下之主不如自己林泉的逍遥自在。
    但是郭象在注这段经文的时候，却没有夸奖许由，而是赞许的尧。说：“夫治之由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也。取于尧而足，岂借之许由哉？
    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老庄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也。”很多人见道士栖居名山洞府，便以为道士逍遥而自己溺于尘世，而也有的道友劝俗人出家住山的，难免不遭到缙绅先生的抨击。
    因为修道之士逍遥，是不被所处环境所改变的，如果心境为外物所影响，则不足以称为道士。出家住山也不一定就逍遥了，否则佛教就不会有“披上袈裟事更多”的说法。
    《中庸》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就是说君子在那都能适应，关键在于一个安于本分，不作什么非分的想法，人之所以痛苦，就是追求了一些非分的目标。所以我提倡人间道教，是要各位信众切著于色相，而应做好自己的本职，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
    成玄英疏云：“尧负衾而汾阳而丧天下，许由不夷其俗而独立高山，圆照偏溺，断可知矣，是以庄子援禅让之迹，故有火之谈；郭生察无待之心，更致不治之说。可谓探微索隐，了合文义。”
    道，无处不在，也不能须臾离开。我们修道就是要体会大道若水的精神，柔弱不争、知白守黑、善利万物，尊奉太上“三宝”之戒，而不是追逐神仙的外表。外表是内在的体现，但并不是内在。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有的人见尧高居九五之位，便以为衣冠文章足以妨碍尧的逍遥，哪里知道尧心中并无分别呢？
    当年孔明治理蜀中，事务何其多！并且面临北有曹魏，东有孙吴的形势，如果没有“内圣外王”的修养，恐怕事情没有忙过来，自己早就乱了方寸，哪里能保持三分天下的局势，而安定蜀中于乱世呢？
    正因为孔明先生能淡泊宁静，心境不为外事所乱，羽扇纶巾，气度安闲，所以能于危难之际而不辱君命。这也得益于先生早年躬耕隆中时，所修炼出的心理素质。纵观先生一生所为，莫不符合道教精神。躬耕隆中之际，不汲汲于诸侯之间。
    隐居待时，出处有节，我们只看到先生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没有注意到先生的道家修养。魏晋许多著名的玄学家如郭象、郭璞、王弼，哪个不是笃于君父之大节的？
    “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修，仙道远矣！”
    修人道，就是敦人伦，事君忠，事亲孝，兄弟妻子和顺，如果人连这些都做不多，而侈谈性命与长生，何益？狐狸纵然活一千年，也还是只是个狐狸而已！人追求仙道，如果连一个人都做不好，谈何仙道？
    有的人说出家修道，其实早期道教并没有出家的说法，而全真道早期也不严格要求隔绝妻子。有的人不愿在社会上生活，认为和那些俗人交往，自己心理不舒服，这就是很大的我慢与分别心。
    别人不会影响你的心态，只有自己才会，这都是因为自己心中有许多尖锐的东西，所以看谁都不顺。这样一来，人际关系没有做好，自己也整天憋一肚子火。
    《菜根谭》说“斩去胸中荆棘，任人我往来，是第一快活境界。”
    我们修道，就是学神仙，而不是避世。那些避世的人，自以为清高，其实是自己心中荆棘未除。老君教导我们和光同尘，柔弱谦卑，难道在家不清净，出家住山做道士，你就能清净了？都是自己心中不净。
    《妙林经》天尊告度命真士曰：“所谓安乐，皆从心生。我以无我故，是我身常在三清长乐净土。”能把人道做好，才有资格谈修仙道，一个能入世的人，才谈得上做道士。
    入世是磨练，如果经不住这些磨练而出家，出家也只是逃避，妄受十方供养。且于自身言，逃避那些所谓的烦恼而入道门，这就好比愚人害怕自己的影子而奔走逃避，结果累死一样。
    并且道教与其他宗教不同，道教追求的是此生的幸福美满，而不把期望寄托于下辈子。生命短暂，倏忽如白驹过隙，道士因爱恋人生之美好，故追求长生，试问一个人如果不能开心的活着，那他还要追求长寿干嘛？
    古来追求长生最疯狂的，除了方士之外，还有就是皇帝。他们身为九州之主，富有四海，生活何其美好，想永葆这种地位与生活，所以疯狂的寻求长生药方，秦始皇、汉武帝就是，虽然都没有结果。
    但是后世仍然有不少天子因误食金丹而丧命，这便不能否定他们对于尘世的贪恋了。其实恋慕尘世，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正因为热爱生活，所以恋慕生命，因为恋慕生命，所以信仰道教，希望从道教中寻求长生不死的秘诀。追求长生的前提，是热爱生活，是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正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是这辈子的逍遥，是**的长生，所以道教比其他宗教更注重现世。而对死后不抱太多的想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不死。不死，就要活的健康开心一些。
    逍遥自在就是神仙的生活，不一定是在林泉之下。若能诚心皈依三宝，清净心田，东方即是西方，国土即是净土。何必远求？如果再加以导引之方，服食之法，自然能做到延寿，进而追求长生。
    也有的人会问到“道教以老庄为人生之指导，道法自然，淳朴不事礼节，不以俗事为务，我们作为道教徒，怎么能去从事俗务，而束缚自己的身心呢？我们崇尚自然，一切追求返璞归真，当然以住深山为最好了。”
    其实这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礼教与自然的关系、二是避世与心隐的关系、三是和光同尘与淳朴固守的关系。
    这个问题在魏晋时期，就为世人所重视，并成为争论的焦点，但后来都皈依于郭象的“内圣外王”之说。首先、礼教是形于外的规矩，这些并不影响我的内心，礼教与自然，礼教的出现也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两者是一不是二。
    其次、祖师立教，怎么能没有一个法度，我们推崇老庄思想，但是老子曾为周朝柱下史，孔子曾问礼于老君，可见老君是非常知礼的，虽然《道德经》说“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如果我们能相安于无识无知之天，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既然民智已开，礼教已设，我们如果既不能做到清虚寡欲、又不能守礼，那岂非放肆？就像晋人教导出嫁的女儿一样“好事尚且不能做，何况坏事？”很多人，以道法自然为由，放荡自己的行为，以此为放达，都是违背祖师教训的？祖师立教，何尝不以礼教？
    朝拜高真，有一定的仪范要遵守，而表文的格式更是严格按照礼制。所以礼制不但不违背道教精神，更使得道教丛林有了规范，而能长久，道士遵守礼制，才能赢得世人的尊重。子曰“不学礼，无以立。”
    避世，就是逃避繁杂的俗世。我国著名的隐士陶渊明有首诗写的非常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岂因地气尔，心远地自偏。”因为心不近于尘俗，所以结庐人境，也没有车马的喧闹。所以重阳祖师说“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
    其三、似乎道士和青灯黄卷，扫地煮茶联系在一起，是深山中隐士的样子。
    讲个故事，有一回孔门的弟子叫子贡的，去寻找夫子，看见一个老翁抱着个壶在浇灌菜地，子贡告诉他说“老人家，你可以用水车啊？”
    老翁摇摇头说“我哪里不知道有水车呢？但是这都是人心技巧所作，人如果用这些东西，会破坏自己内心的淳朴，我以此为耻，所以宁可抱着壶来灌园。”
    说完，子贡脸刷一下全红了。似乎老翁的话语更符合道家精神，但是郭象却不认为，认为老翁是固守于一偏，而不能圆通无碍，道家之精神在于与时推移。素隐行怪，特意做些与常人不一样的事情，多是为了博得名声，这些都符合太上的教诲。标新立异，虽然容易招来名声，但是骂名也随之而来，大道只是一个平常、所以简易、不变。
    神仙本是凡人做，能做好凡人，开心健康的过每一天，潇洒无挂，则几乎可矣。诸君若能明了“内圣外王”之义，则能明了人间道教之说。太上宝诰说“隐圣显凡”，说老君隐去其圣真的面目，而以凡人的形象出现，所以道家人士多深藏不露。过分的彰显自己，非太上弟子。
    道教不仅追求逍遥出尘的仙真世界，同时饱含“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济世情怀，更为关怀现实人生的此岸世界。“重生贵生”的道教始终充溢着积极的生命意志和幸福的生活情调。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也，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庄子通过虚拟叶公子
    高向孔子的发问，引出了有关叶公子高奉命出使齐国的事。叶公子高面对虚伪的齐王，在完成君命的压力和忧惧下，陷入了在“人道之患”的身体刑罚和“阴阳之患”的心灵创伤之间挣扎的尴尬境地。
    陆西星对此注曰，“若不能得其欢心，则事故不成，不成则使不称职，而人道之患将及其身。成则思虑烦劳，将使气郁而血不畅，故阴阳之患随之”。
    所谓“人道之患”即是身体的负担，所谓“阴阳之患”即是心灵的创痛。换句话说，在这种纠结的生存处境下，叶公子高的身心都难免受到伤害。透过叶公子高的这种遭遇，庄子试图说明人在世事纷扰的社会中难以逃离的生存窘境。
    对于叶公子高和今天当下人徘徊在“人道之患”、“阴阳之患”两者间的尴尬处境，庄子又借助孔子之口给出了以下解答：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