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程序》第二八四章人性与神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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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劝戒，但更有“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深刻理念，以“义”斥“信”，使“信”只能在孤立的形而上之域中发展，守信也局限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狭隘社会关系中。信誉与商业活动结合的外向延伸路径受阻。这里的“义”可以理解为普遍的社会责任。求义可以不必讲功利，不必计较行为的功效。时下流行的行为景观是当一个人牺牲国家利益为他的小团体或企业谋利益、争权利时，他就可以赢得道义上的支持。在纯粹个人意义上表现为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一旦转移到团体、企业或更高的层次上，就可以得到人们的认可、接受甚至赞赏，具有了道德上的合理性。这种道德观具有因人、因时、因地而宜的多元、相对等特点，在社会学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特殊主义的道德规范，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要求的普遍主义道德规范是不相容的。在为了或大或小群体利益的名义下，赖债心理和逃债行为在伦理道德方面解除了罪恶感，从而可以理直气壮地赖债、逃债直至废债。这是信誉意识何以在我国难以普遍化、市场化的深刻历史文化根源。
    现时经商活动已被国人普遍赋予了道德上的正当性与经济上的合理性，既为信誉意识的培育、发生提供了社会文化土壤，也为制度建设准备了社会心理条件。但是。经验证明，单纯依靠这种文化调适促进行为合理化、促成相应的信用秩序。无疑是相当缓慢的，因此要求通过国家干预实现一系列制度创新。以加速商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同时，作为行为主体也应提高心智策略，坚持承诺有度是赢得信誉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需求合理性也是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不能毫无节制地对授信方提出要求，需求适度。替人办了一百件事，有一件事未办，对方也不满意，反映了需求无度的心理。无论是承诺有度还是需求适度，都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所极其需要、极为重要的心态秩序。
    处理生存理性概念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现实生存状态的多样性使生存价值取向具有了多样选择的可能性。由此看来，人们的任一价值选择都有其合理性和社会基础，并构成行为正当性的根据。由此推论，**、假冒伪劣等行为和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了，这将导致价值选择的随意性，在理论上否定了价值选择受更高层次要求制约的可能性。虽然，价值选择的特性在于根据价值目标的多样性与价值目标组合模式的多样性确定某种选择，但是生存理性的要义、实质在于确定生存的核心价值、主导价值，其内涵是不论生存处于何种状态，都应保有高度的信心、决心和昂扬的斗志，不放弃对至美状态的追求，任何破坏和谐的因素皆为不可取。要善于清除、排除不良因素的影响，善于消除和化解生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对立、紧张状态。生存理性具有其自身特有的内在演化逻辑，外在的社会标准和尺度。生存理性的提高、升华、实现是一个无限的过程。生存理性，一方面有着自己独立而又广阔的自由活动空间，显示出自己的自为特征；另一方面，在人的生存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特定状态，生存理性的升华和实现都要受到严格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无论面向何种状态，人的生存理性必将顽强作出趋利避害的新的抉择。生存危机作为普遍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后果和状态，说明处于不同生存境遇的人们面临着相同的命运和挑战，正是在成功地防范与化解生存危机的过程中，使生存理性经由动态的积淀、充实而走向成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不断克服理性局限与实现理性充实、丰富的过程。
    生存理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我国现阶段，生存理性的存在形式有三种类型：“穷则思变”、“知足常乐、无求长安”、“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其中，“穷则思变”和“富而思进”是生存理性在生存处于两种极致状态下的最好表达。社会底层是道德富矿、源泉，可以提供人生奋斗的精神动力，富者则历史地赋予了不道德之嫌，富者常以挥霍、施舍行为解除道德上的罪恶感和心理压力。古代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小农征服自然的能力很低，只有小富而不会有大富，有大富则视之为取之不义。过去只有忠孝模式的偶像，但从没有过豪商大贾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但是从时代发展的观点看，富而思进比较穷则思变更具时代意义，更加具有超越自我的特性。恰恰在思想理论方面，我们缺乏如何使富者思进的精神营养。在致富追求合理化、合法化的背景下，文化市场上流行的致富策略、手段、理念的技术指导和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关于致富过程中要求合乎道德、法律的劝戒，对致富行为、致富过程的提升和约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出路在于富人的觉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