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程序》第三一四章阿Q式的收心机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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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为受到佛教心性自明自足思想的深刻启发，赋予阿q的精神胜利法以崭新的意义，他认为普遍深藏于民智中的阿q式思维，就是一种宝贵的心智机巧，被他大胆用来编入收发自如的心性结构中，丰富了心性结构思想，也使他提出的心法更加接近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
    在吴为的视野中，从心性收发自如的视角再去观察阿q式的思维方式，处处闪现出处理收心实现心安的高度智慧，使他更加深入的理解了国人平和的性格，知道发心更懂得如何收心，善于处理收心难题实现心安。
    阿q有一种精神胜利法，与别人动口、动手，总是吃亏的时候多，包括最让他瞧不起的王胡、小d，他也占不了便宜，然而在“儿子打老子”、“你还不配”之类的精神慰籍下，心满意足地得胜了。他当众扭了小尼姑的面颊，引起鉴赏家们大笑，竟得意得飘飘然起来，由此睡不安席。因要与赵家女仆吴妈困觉遭到主人毒打，未庄再也无人敢雇他打短工，失去生计，只好进城谋生。本来是通过偷盗“巧获”了一些财物，却回到村里“装阔”，得到村人的敬畏，后来知道了底细，村人变相，使他又到了末路。见老爷们对革命党害怕，未免神往而快意，也要造反，他所谓的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本来想革命，却错投了投机革命的“假洋鬼子”，遭到拒绝：“不准革命！”后被诬为抢犯遭到枪毙，为画押不圆而恼怒，为游街没有唱只说得半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感到羞愧。阿q所使用的**方法，堪称典型的、极致的**方法。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嘲讽，被看作是对国民弱点的深刻展示，视为民族悲剧命运的象征。从鲁迅推出这个人物形象以来。似乎并没有人对这种精神胜利法提出过任何肯定与赞赏。
    如果说精神胜利法表现了一种民族的心智倾向，那么肯定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与合理内涵。否则。在国人已经深知、熟悉精神胜利法的“劣根性”的今天，大家就不会仍然沿袭这种方法来调节精神上的矛盾。比如，面对种种人生不幸，失业、下岗、失恋、离异、失去亲人、升迁受阻等等，无论是你我他，采取的解脱方式都是“想开些”、“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自己想不开是拿着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压力其实是一根稻草”、“象阿q那样遇到事情往好处想”等等。甚至把本来不幸的事情，竟然当作幸事流传开来，比如。40岁的男人，有所谓三大幸事：“升官、发财、死老婆”，有年轻的干部，妻子在家被害，也被落得个雇凶嫌疑。更有的曾经被骂为地主崽子，竟用“你爷爷想当还当不上”来回击，时下贪腐，“你想贪腐还没资格”。这种阿q式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普遍存在着，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按照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不用则废”、“用尽废退”的进化规则，如果精神胜利法一无是处。恐怕早就被人们遗忘了，更不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彰显其救人于水火的无限魅力了。
    虽然精神胜利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令人不敢恭维，但它确实就包含了“乐商”的合理内涵。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乐商”概念。但它的内容已经存在于人所熟知的精神胜利法之中。鲁迅笔下的阿q，生活落魄，那无奈、无状、无赖的形象，也许在今人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可怜的混混，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对欢乐生活的追求和渴望：肚子饿了就去偷萝卜；饱暖思淫欲，他也想跟女人“困觉”并付诸行动；虽然对革命一无所知，但也想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但是最后这种追求却陷入四面碰壁而不得的境地。我们可以设想。假如阿q没有这种精神，在这种悲惨的生活处境中。他完全有可能陷入失意、痛苦、绝望甚至得疯病直至自杀等另一番悲剧命运的境地。精神胜利法是通过特殊的心智能力，虚幻地构思、想象出自己的优势。比较典型的是阿q明明挨打受气，本来打不过人家，在人家走后，爬起来拍拍屁股，通过“儿子打老子”而且“你还不配”这么一想，一下子就把自己从挨打后的不良心境中调整过来；明明是要被砍头却用“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想法安慰自己，并且为只说得半句而感到羞愧。这种虚幻的想象，对于想象者来说，却有真实意义上满足、转移、替代的功能。
    通过想象、幻想化解人生所受到的压迫、消解人生的精神痛苦，是古老的农业社会中贫苦人表现出来的一种普遍的倾向，但是通过定型为一种精神胜利法，则蕴涵了丰富的学理内容。鲁迅在《阿q正传》中通过对现实人物形象的刻画，艺术地展示了运用精神胜利法的各种富有特征的表现力。它不仅需要想象，而且需要有一种特定的心智能力，即在心理上把自己置于优势地位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也正是以科学分析论证为基础普遍运用这种方法形成心理优势，增强信心，并采用合适的策略手段转化为现实优势。只不过在阿q那个时代，这种心理优势是脱离实际甚至是对现实地位的颠倒的反映，但并不排除它可以产生自我满足的心理效应，把自己所遭遇的种种不幸统统放下的心理能力。
    在阿q身上所表现出的精神胜利法，却只能称为收心安心的一种
    极端化、低级化的表现形式。他是事事失败下的收心，这也正是阿q的可悲之处。因为他只有这种心智能力，但没有其他社会文明所赋予的丰富才智，难以实现事事成功，反映了他的历史局限。人们常说的自己安慰自己，是人处于一种无奈状态下的自我调节。这种“乐商”是一种消极的、回返内心的调适路径。这是由于现实社会制度的极为不合理和人类自身缺乏有效的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造成的。是人的幸福欢乐追求在特定环境下扭曲、丑化的表现。这种调节的结果是形成了人的内在自我满足与外在悲剧存在的尖锐矛盾，最终以人物的毁灭而结束。即便如此，它也避免了人物自我毁灭的命运。这也正是精神胜利法所具有的合理内核和表现出持久生命力、有效性的根本所在。这种合理的内核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心智能力进化，其内涵和功能不断地得到正向的丰富和加强。
    吴为注意到。在对阿q精神给予某种肯定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如何对待鲁迅的批判精神这个问题。为阿q精神正名，不能回避如何对待鲁迅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之所以产生这个尖锐的问题，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把鲁迅所表现出来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硬汉性格，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所隐含的乐观主义精神资质对立起来，甚至通过鲁迅的英雄主义精神去反衬出阿q精神胜利法的卑微。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当作所谓国民劣根性的化身、象征，对其命运的悲剧。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进一步按照当时的话语，是民族文化心性中有根本的重大缺失，用当代语言，叫遗传基因有重大缺陷，不好纠正，也正是因为不好纠正，精神胜利法才在后辈得到继承和沿袭，并且繁衍、发育成一种乐感文化样式，在当代被阿q的子孙们当作对付下岗、失恋、离异、残疾、疾病、失学、破产等变故的有效精神武器。人们重视汲取鲁迅的辉煌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轻视甚至鄙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中所包含的一种特殊的心智能力。即能够善于将任何不良心态、心境迅速转变为愉悦体验的能力。只不过在阿q的身上，由于太缺乏知识才能和文明发达社会制度的支持和保护，使他在现实中四处碰壁。乐观的性格却酿成命运的悲剧。即便在今天，这样的心智能力经常被愚蠢地用来恶搞愚用招致祸患。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现代社会，既有必要更有可能把二者的精神融合起来，形成一种崭新的人格资质，普遍提高人们对复杂社会现实的适应能力，并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这就是吴为对鲁迅精神与阿q精神所产生的一种新的学术诠释。
    其实，“鲁迅精神”与“阿q精神”本来就是亲兄弟，应当让他们携起手来。所谓亲兄弟。一个管发心，鲁迅是发心。发的是英雄救世的精神，另一个则是管收心、放心。阿q是收心、放心的代表，有了发心又有收心，才是民智成熟的表现。在我们面对越来越大社会压力的今天，既要发扬鲁迅的英雄主义精神，也要真正地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名，让鲁迅的英雄主义精神与阿q的乐观主义精神走向融合，增强自我人格资质的柔韧性，养成健全的心理机制，更好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实现幸福快乐的生活。
    时隔千年的苏轼，他精力过人，对生活中各种事情都容易发生兴趣。对生活善于进行诗化处理，实现生活诗化和诗化生活的意境。作诗取材广泛，自然景观、人物事件、风俗民情、喜怒哀乐、议论哲理，无不入诗。随时可发诗兴，无处不是诗材，极写人间天地之事。他的性情直率而又乐观豁达，堪称乐感文化的经典人物。他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成为性格自觉和执着追求，有话就说，因诗遭祸，险象一过，又管束不了自己。真是性情不由人。有身份地位，感到发挥了别人不可发挥的作用而乐趣无穷；失去身份地位，又发现免了责任之累，更是喜悦常生。进亦乐，退亦乐；富贵可乐，贫贱亦可乐；事事可乐，处处可乐。乐由心头生，发现乐处，感受乐处，无处不可以生乐。真是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乐圣。身体不佳，朝廷又剥夺了俸禄，弄羊肉不得，只好买羊脊骨，熬汤剔肉，剔着剔着，竟然剔出了乐，并且即兴赋诗一首。本来胃里空空，心中却乐趣不减。乐趣不绝，溢于言表。以智取乐，善于斗趣。欢乐在根本上是生命力活跃性的表现。生命力强，精力充沛，对各种事物无不情趣盎然。对乐的天性自觉，形上化了，把自己行为组织到一个更加美好的、形而上的精神境界中，营造出永恒性的精神乐园。孔子说，天下有道则显，无道则隐。他也接受了庄子的逍遥思想，看淡了世间成败，撇开世俗烦恼，放弃有限执着，融入大自然的永恒之中，又受佛教影响。但他又不排斥现实，对现实保持不即不离、能进能出的关系。入世则膏泽斯民，退身则独得其乐。一切都经过艺术化处理。妙解人生真谛，一切有限之物都将流逝，因此对各种有限之物的际遇淡然处之，确定了一种超然基调。追求仙境的人生哲学，但仅靠理智不可，还需要心理和生理的锻炼修养。苏轼对饮酒的兴趣更浓而恒常。酒催发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