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歌神路》第七卷第六百二十四章新的架构（十）（8K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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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百二十四章新的架构（十）
    “李尧棠？”黎华愣了愣，轻轻摇头，“我不太清楚他的心愿具体是什么，但既然你说了，我会找时间去拜访他，问一问。”
    “是呢！具体的轻重缓急，需要你来思量抉择。”毕文谦冲她笑了笑，也不再具体解释。
    “那么……”
    毕文谦听出了黎华口吻里略急切的味道，但他没有直接继续话题。
    “黎华，我们都知道，一切社会问题，最终都会以经济问题的形式爆发表现出来。反过来说，试图稳妥地处理任何社会问题，也需要符合最基本的经济规律。那么，你觉得，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啊，我大概知道。从开公司之后，我就零零总总看过不少经济方面的资料。”神色在凝重与吓尿了之间来回切换了许多次的黎华，终于又露出了一点儿笑容，“经济就是对物资的管理，是对人们生产、使用、处理、分配一切物资这一整体动态现象的总称。是这样吗，师父？”
    毕文谦也露出了笑容：“没错。那么，根据这个定义，相比普通人常有的印象，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不对？”黎华不太明白毕文谦的意思。
    “经济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提到钱，或者说货币。换句话说，钱并非经济的必需品。那么，为什么，自古到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货币总是抢眼的存在呢？”
    “因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啊！”这回，黎华难得地回答地不假思索，“如果没有一种东西来确定和换算不同资源的价值，那处理和分配不就没办法组织了吗？”
    “不，理论上，是可以的。战时的配给制度就是一种例子，只不过并没有对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无死角的覆盖——如果极端到了那个份儿上，没有货币，经济仍然可以运转。”毕文谦微笑着摇摇手指，“经济本身，不必要货币。正如你所说，资源的处理和分配，是需要组织的。组织能力，本质上就是信息的集散和处理能力。能力不够，自然会出现混乱。战时配给制度能够存在并产生不错的效果的前提是战时，有着强大的外部压力来凝聚内部的共识，让个人理解并忍受配给制度在执行层面的各种问题。然而在和平年代，这就往往会损耗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了，从而在整体发展水平上陷入低效。而有了货币之后呢？大多数的资源有了直观明确的价值和获取的途径，物资处理的复杂性大大降低，分配不公的问题也从政府的无限责任一部分可以解释为个人奋斗水平的差异，从趋利避害的角度来说，这显然比配给制度更能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在相对和平的年代，或者说，在敌国外患不是那么危急存亡的年代，货币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就深入到经济活动中了。毕竟，单纯考虑经济层面的时候，同一起点的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看谁的发展效率更高更快。”
    黎华听着，忍不住又停了笔，抬起头，流露出担忧：“可是，我们现在仍然不得不实行部分的配给制度。”
    “没错，可在这样的制度下，我们建国将近40年了，发展不是很快吗？都从一穷二白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了。”毕文谦依旧笑着，略有点儿循循善诱的味道，“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回到经济的本质——经济就是对物资的管理。那么，理论上，究竟怎样的效果，才是最佳的呢？如果先不考虑执行的难度，这其实也简单——把消费水平压缩到最基础而必要的水平，尽可能地把产出用于再生产、产业升级、科研，以及教育。所以，在现实中，发展经济的问题，在暂时不考虑对外贸易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们不得不使用一般等价物，也就是钱来明确资源的价格，趋利避害的个人在存在货币体系的环境下，必然会尽可能多的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货币，以满足他直接的生活需求以及远期的规划，还有不时之需、突发事件的备用。在一个做不到绝对平均分配的确定的社会状态下，总有人有余钱，也有人过于贫困。过于贫困会导致生存都出现困难，自然也就无法良好的提升生产技能，而有余钱则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闲置，并没有高效地投入经济发展中，即使存在投资的观念，大多数个人的投资眼光和格局也会在统计层面上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局面——这两方面，都显然阻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
    “黎华，今年你参加了大会，你大概也知道，政府领导倾听代表们的意见，普遍的反应是，工资太低，价格太高。这种意见，翻译一下，就是人民群众不希望继续延续现今的低消费状态。这固然有着价格双轨制的问题发酵加深了矛盾的客观原因，但人们主观上也的确希望改变了——谁叫领导们在85年左右一方面放任价格双轨制滋生的官倒存在，又一方面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论断呢？咱们政府的内部公信力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你都说和平了，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信了。既然将来会和平，那外部压力自然就没那么大了。没有了生存之忧，自然就要思饱暖了。”
    毕文谦无奈地叹息了一下。
    “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重新纠正去强调说未来的全球主题不是和平，那必然会牵动无数人的神经，也会带来不必要的外部压力。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需要让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退出历史舞台，并且逐步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仅仅如此，肯定会有弊端。我们得想办法，一方面防止人民群众的消费野蛮生长，一方面促使人民群众把余钱充分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中。这，就是体现执政者的能力和决心了。黎华，我深深地相信，你一定会比那些闹出了物价闯关风波的家伙做得更好，但仅仅强过不及格的家伙，基本没有什么意义，你得……”毕文谦停顿了一下，突然苦笑起来，“这是没有上限的，或者说，你就别指望做到理论上的最好。”
    黎华低着头，落笔不断：“中医治病，其在毫毛。”
    “呵呵，是啊！”毕文谦赞赏了一声，又喝了一口水，“那么，具体该怎么做？这就将结合刚才的问题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融汇一体的。想发展物质文明，需要精神文明为指导；想发展精神文明，需要物质文明为基础。理论上的分析或许可以在局部上两者分开讨论，但在务实施行时，将两者割裂对待，必然会事倍功半，精神分裂，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
    “所以，黎华，我接下来说的，这些框架，是不能断章取义的。”
    毕文谦特意止了话，等黎华慢慢速记完毕。
    “师父，你说吧。”
    平静的声音里，如那抬头而来的目光，透着希望与期盼。
    “总的来说，框架层面的架构，大概有七条：第一，个人收入的物质待遇与精神待遇相融合；第二，利出多孔，殊途同归；第三，坚持按劳分配，缩小行业间贫富差距，扩大行业内贫富差距；第四，逐步建立个人收入期货体系；第五，逐步建立官由吏来，逢进需考的干部晋升原则；第六，以国家发展程度为依据，同龄者平等，不同龄者不平等，越后越严；第七，鼓励消费公示化。嗯，结合现在的局面，再加一句：重新明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解释。所谓伐谋为上，伐交次之，这些……算是伐谋吧。我先一一解释一下具体的内容，再告诉你相应的思量。”
    没等黎华应声，毕文谦就慢慢地说开了。
    “所谓个人收入的物质待遇与精神待遇相融合，具体的做法，可以是这样——现在，全国的个人收入水平因为地区不同而差异不小，以去年统计的数据，城镇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大约刚好1000块，而农村人口的收入则是460块出头。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扣除个人所得税之后的个人月收入上限，目前就定在块好了，方便宣传。超过的部分，仍然在统计上计算为其收入，但不直接发放，个人可以在两种方式中选择，要么，年利率1%的同额30年国债，要么，主动申请投入具体的再生产领域，比如，股票。很显然，现在大多数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观念和投资渠道，所以，我们可以由文华银行来为这方面的改革进行探索——对于月收入达标，希望选择投资再生产，但又不愿意买股票，却也没有其他合适的投资途径的个人，都可以将相关资金向文华银行委托，文华银行以此建立一项基金，投入到相关的企业生产中。每年向投资人公报投资结果，如果之后投资人的年化月收入不足规定的上限，就可以申请卖出相应金额的基金。”
    “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月收入超过规定上限的个人，在确定其收入合法的前提下，都将获得公开表彰，在今后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中有不低于市级先进工作者的待遇，以及日常生活中，有着等同军人的优先待遇，并且在提干、晋升时优先考虑。黎华，要知道，在全国不少地区，有着财不露白的风俗，高收入人群公开化，将是在执行中的重点，同时也很可能是难点，如果面临了来自不同层面的阻力，要有决心，更要有耐心。”
    “所谓利出多孔，殊途同归——‘利出多孔’这个词，出自《管子》。‘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意思是，一个国家，给予人民利禄赏赐的途径，如果只有一条，那就会劲儿往一处使，这样的国家，将是无敌的。途径越多越驳杂，人心就不齐，有亡国之忧。在春秋战国时代，利出一孔的典型，就是商鞅变法的耕战之道。人民的奋斗途径，只有耕战，其他行业活动，尽在禁除之列。这种古典军国主义制度，好处正如《管子》的论述，统一六国便是明证。但害处却是全国几乎全是文盲，高教育水平的人才往往需要从六国来，《逐客令》成了笑话。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农耕时代，利出一孔是利大于弊的。但时至今日，机械地理解这种思想，就行不通了。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行业的细化越发加深，一个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国根本不可能直接去追求利出一孔，那只会将优秀人才往某一个行业驱赶。然而，利出多孔的弊端总是切实存在，所以，在利出多孔之上，需要殊途同归——如同刚才说的设置物质收入上限，当人民群众的个人奋斗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对于精神待遇的追求，就应当统一起来了。各行各业的最终待遇终点，应该是同级一致的。”
    “于是，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