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经理人》第一百九十章前所未有（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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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投资者个人或团体都很难直接操纵经济成长的步幅和节奏。此外。经济成长较少出现剧烈的波动和震荡。如以上各图所示，经济的增长曲线比股市的运动轨迹要和缓、平衡的多，绝没有那些惊心动魄的时时刻刻。最后，经济增长数据每季度公布一次，发布周期较长。所有这些因素交集在一起，就使得经济状况通常能够得到较为准确的预测。一是预测离散度较低，二是预测误差较小。但股票市场则更多地显现出感性与冲动地一面。第一，股市运动是众多投资者共同参与的结果，为无形的市场之手所推动。政府难以有效干预。在美国，格林斯潘之言不过仅有一日之效。第二，股市受众多因素影响，从政经局势到利率水平、从公司营销到市场传言、从预测值调整到分析师评级，不一而足。而且众多变量无法数量化，譬如投资心理和市场行为。这就使得市场运行兼备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双重特点，同样的因素在不同的环境中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甚至相反地后果。第三。股市可能会在骤然间剧烈震荡，其波动曲线还不像经济运行那样令人赏心悦目。当投资大众误入迷途时。群众性运动的波澜壮阔便会荡涤正常地股市生态，使市场泡沫酿就其中。第四，经济数据每季度出笼一次，而股市交易却可能要争分夺秒，这就为股市瞬间的风云变幻植入了深层基因。使任何人都难以铁口神断股市走向、尤其是其近期动态。当股市浸淫在激情与亢奋之中时。其惯性和冲量难以抗拒。失去制约力和阻抗性后的股市便会在投资者的冥冥遐想之中冲向极端的边缘，致使股市比经济更容易产生泡沫。全球股市。莫不如此。市场中缺乏地不是清醒、冷静地大脑，而是胆量和勇气。无论何时何地，唱衰派都是少数，都会倍感步履维艰、身心交瘁。其“信口开河”会使公司收入因交易冷静而一泻千里，也会使万千投资者手中的财富一落千丈。就像是现代版本地“皇帝的新衣”。敢于挺身而出作为熊市的代言人，需要惊人的气魄胆识和心理素质，不怕引起公愤，不惜成为公敌，而且随时准备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虽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股市何去何从却历来都是取决于多数人的集体行为。这就决定了感性与动荡的股市必然是以理性可控的经济为中轴线而上下抖动。
    其二，公司盈利是经济与股市的连接纽带。股市是间接而非直接地反映经济成长。所需媒介就是上市公司的销售盈利与财务状况。换言之，股市是通过公司盈利的高低来间接刻划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而经济周期、商业周期、行业周期、乃至公司的生命周期并不总是重叠在一起，其间的交叉错落就会导致公司盈利与经济成长间的短时偏离。当股市与经济之间的这一连接纽带断裂之后，股市运动便会与经济成长分道扬镳。如果说经济成长以市场消费为主体，那么股市表现则取决于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众多企业在九十年代末期扩张过度，使它们提前赚取了若干年后的盈利，超额满足了未来的市场需求。所以尽管目前经济尚在温和成长，但库存积压与生产能力过剩已使这些公司的盈利源泉干涸，况且要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消化完毕并非一年半载之事。所以当市场消费与商业投资各行其是时，由市场消费所主导地国民经济仍可保持增长。但有赖于公司盈利和商业投资的股票市场则会遭致重创，导致经济与股市分手惜别、互道珍重。
    证券市场只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环，它不可能超脱于公司盈利而独立自主。如若上市公司的经营与财务状况欠佳，尽管政策导向、炒作气氛、投机心态等因素可能会在短期内刺激股市上窜下跳，但绝不可能指望股票市场具有长期的荣景和非凡的未来。股市不是聚宝盆，它既是公司融资地手段。也是财富分配的渠道。投资者通过付费得到股东地身份，就是为了日后分享公司的盈利收入。如果公司无利可分、无望可求。它便会失去股东对它的信任和关爱。倘若这一非典型瘟疫从个别公司蔓延开来，便有可能对整个行业甚至整个股市造成重创。这不是股市自身之罪，不是监管系统之误，也不是运行机制之过，更不是万千股民之错，病灶恰恰存在于股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中。如果你有洞穿股市的犀利目光，你就会看到公司盈利正是股市身后那双看不见的手，正是它在默默地主掌着股市的升沉涨落、荣辱兴衰。缺乏公司盈利增长这一必需的给养，股市就会面临风干与脆折的危险。眼下地美国股市就是显著一例。虽然大幅度减税与13度降息刺激了经济的复苏、促进了股市的反弹。但人们更关注的还是经济成长与公司盈利能否长期提供推动股市持续上涨的强劲动力。就像是健壮的体魄不是天天靠抗生素维持一样，健康的股市也不能谨是依赖于财政与货币政策地短期效应。
    其三，当前的经济状况与预期地公司前景。经济状况多以现状为基础，根据已公布的政府数据，而股市涨落则更多地反映未来的公司收益，分析师的前景预测可以长达三到五年。在某些特定的市场环境中，当前地经济状况并非总能与预期地公司盈利保持一致。这一时间差便会导致经济与股市脱节。人们对公司前景可能乐观过度，也可能悲观过甚。这就如同颇具传奇色彩的投资大师彼得-林奇（Lynh所言。众多基金经理地错误乃是将过多精力凝聚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公司盈利与经济成长之间并不只是一种直观的线性关系或简单的因果关系，而且不同公司对于经济状况的敏感度也不尽相同。能否成功地剥离出个别公司与经济形势之间的微妙线索，这才是对投资者眼力、功力、耐力的考验和挑战！九十年代后期的股市泡沫就为此作出了最好的注脚。人们对于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充满了期待与迷信，使之成为泡沫萌生的温床。加之“普及效应”、“锁定理论”以及“新经济学说”的推波助澜，使人们对公司未来的盈利前景产生了幻想和错觉。甚至想入非非。但殊不知。这种不切实际的市场预期只不过是令人目眩的海市蜃楼而已，既缺乏市场。也缺乏技术，更缺乏资本。也难怪其泡沫的破灭会招致全球股市纷纷陷落，使投资者们从南柯一梦中骤然乍醒。无独有偶，这种经济与股市的背道而驰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1973到1974年间也曾有过异曲同工之妙，而且离散程度还不在此次之下。道琼斯工业指数不到两年内就狂跌了45%，尽管经济在同期中反而增长了15%，大大超过了此次的7.7%（诚然，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之高也非今日可比）。好在这一阵痛只持续了不到两年便静静地掩入了历史，比此次股市暴挫缩短了半年时间。当年股市之所以与经济走向大相径庭，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东石油危机使人们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眼前的经济增长丝毫化解和掩饰不了人们对公司未来远景的忧心忡忡。尤其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高达平均10.5%，大大削弱了百姓的购买力和公司的利润率。不少人已经开始为石油价格可能会飙升到100美元一桶而感到寝食难安。果不其然，全球性的恶性经济衰退到1974年下半年时便悄然而至。
    其四，全部的国民经济与局部的上市公司。经济与股市的不对称性也会促成二者之间的背离。例如美国的经济结构中包括私营企业（）与政府机构（）两大类别。前者约占经济的70%，即上市公司只创造了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而剩余部分则来自于政府机构。这就造成只具三之二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不一定总能准确反映整个的国民经济。当企业与政府的行为趋同时，股市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当二者离散时，其间的差异也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