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星》三十一章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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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自然灾害给我的震动很大，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前两年，有一位研究生学历的党委书记说过这样一句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其实，那个时候这个现象比现在要严重得多。后来，我开始反思自己当初的选择，城市和工厂，虽然一样缺人才，但还是有一些大学生的，毕竟几乎所有的大学生、知识分子都集中在了城市。农村呢？农村什么也没有。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人才，农业怎么能发展，农民怎么能富起来？就*咱们国家人均不到一亩的耕地吗？当我开始关注农业生产的时候，我是大大地吃了一惊的。在五六十年代，咱们国家普遍农业生产水平比起明朝的时候，居然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进步，四五百年的原地踏步，实在是难以想象啊。”说到这里，谈新权痛心疾首。
    “后来，您就上了第二次大学是吗？”聊到这里，话题已经进入了蓝煜星可以知道的范围，他看过谈新权的简历，谈新权的专业是水利工程，因为在学校期间受到排挤，所以，并没有毕业，改革开放以后，恢复了政策，他才回校补考了剩下的科目，取得了本科学历。而且，他在河西村的时候，最早也是*兴修水利起得家。当时老杨说过，他规划的农田水利项目，每一张图纸，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而成。如果没有相当扎实的专业知识作后盾，那是做不到的。
    “不错。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以后，我找到了当时镇中学的校长，也是我高中时候的班主任，我的恩师。和他谈了我的想法以后，他很支持，就给我重新办了一个学籍。那时候学籍啊户口啊什么的管理很松，根本不象现在这么严格，农村连派出所都没有，户口都是生产队和大队在管理，所以，很好办。第二次高考，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水利专业，可就在上学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的思想观念又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次变化，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谈新权眉头一皱，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不堪回首的往事。
    “您指的是大学肄业的事吗？”应该是，蓝煜星听老杨说过他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参与文革不积极，最后被下放到河西村的事情，相信就是谈新权现在所说的了。
    “差不多是。我再次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好几岁的人了，又曾经有过工作经历，处理事情自然比一般的同学要成熟许多，所以，没用多长时间，就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被选为班长，后来又进了学生会。大四开学，原有的学生会主席毕业，我做了新的学生会的主席。可是不久，文革便爆发了。开始的时候斗争相对要简单些，串联，写大字报，背毛主席语录，我还是很积极的；到了第二年，局面就开始混乱不堪了，一大批德高望重的教授被批斗，甚至被迫害，大量在建国以后回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老科学家，居然被冠以敌特的帽子，这让我对这次所谓的革命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动摇了。后来，终因为一件事爆发了。我的一个老师，一个著名的水利专家，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经济待遇，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毅然回国。十余年里，他不仅诲人不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水利专业人才，而且参与了大批重点水利工程的建设，每个月却只拿几十块钱的工资。对他，我是十分崇敬的，在和他相处的几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受到他那颗拳拳赤子之心所感染，所激励。而且，老人的身体状况极差，在打成敌特之间，他已经是肝癌晚期了，可他还是坚持在工作一线，用他可以用小时来计臬的余生来为国家的建设作贡献。这样的人，会是敌特？他图什么呀？打死我都不信。所以，在他被批斗的时候，作为校革委会委员的我据理力争，结果你自然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过，因为我根正苗红，既是贫农，又是孤儿，占了不少便宜，而且身边也团结了一批人，那帮造反派们也不敢拿我怎么地，所以，就编了一个由头，把我当知青给下放了，让我到P县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呵呵。”谈新权一声苦笑，不知道是在笑自己，还是在笑那个荒唐的年代。
    “后来您就到了河西村了是吗？”蓝煜星现在是在用询问来鼓励谈新权说下去，这句话属于典型的明知故问。
    “是啊！不过，先不谈在河西村的事情，那时候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我主要想说的是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我被下放，对我最大的一个刺激就是，从前，我一直以为，要想为国家的建设作贡献，首先就是要有学问，有技术，所以，建国初期我学工科，后来感觉农村有问题，又学水利，这种观念影响了我十几年，现在我才知道，我错了，如果想做点事情，仅*知识，*技术是不行的。”谈新权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的转变。
    “那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蓝煜星一边猜测，一边问。
    “权力！”谈新权十分坚决地说出了这两个字：“这就是政治！你要懂政治，要有权力，才能顺利地做你想做的事情，才能不受约束地推行你的想法。没有权力，你就是有再好的技术，也只能是一颗棋子，别人让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如果你不服从权力的支配，那么，你就被会被遗弃，你就会被那只权力之手从棋盘上拿开，就这么简单。所以，就是因为我不懂政治，没有权力，我学了冶金，却不能如自己所愿为国家煅炼优质的钢材，只能去指导别人怎么用宝贵的铁矿石去炼那些比垃圾还垃圾的蚂蜂窝；我学了水利，也不能参与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设计，只能下放到农村种田，去割麦子，去放牛。”
    “可你学到的东西并不是没有用，后来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不是吗？”蓝煜星感觉谈新权的权力观似乎有点问题，当即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是的，那是因为我有了权力。哪怕只是一点点，只是一个比芝麻还小的小官，但是，有了这点小权，我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我权力范围内的一切。这样，我才有机会去兴修水利，兴办工厂。河西村的实践，是有限的权力和知识嫁接在一起绽放出的一朵美丽的鲜花，却又因为不可抗拒的权力最后结出了一颗苦涩的果实。老实说，河西村的村支部书记，是我做过的最小的官，却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我敢说，那时候河西村的水平，绝对是全国农村第一。那时候都在说农业学大寨，大寨怎么啦？大寨能比得上河西吗？差远了。”提到了自己一生最满意的作品，谈新权的自豪感不知不觉地便流露了出来。
    “那你一开始到河西村的时候，因为拉大车，脚心都被戳烂了，并不意气用事，而是有意为之？”蓝煜星渐渐感觉到，肄业之后的谈新权，有了权力欲的谈新权，已经不像开始的时候那么单纯了。
    “那倒也不至于。不过，你说得也不是一点点道理都没有。”谈新权回答得很坦率，此时的他，酒意已经十分明显，舌头似乎有点发硬了：“那时候的我，本来就血气方刚，一腔热血，男人嘛，流点血受点苦算得了什么？我是不服那个气，凭什么农民们就敢赤着脚在麦茬地里走，我们就不行？别人能做到的，我一样能做到，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当然，就是因为我的这种勇气，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和拥护，后来，我才能被推举为大队书记，才能有一番作为。所以，你说我是为了某种目的才去这样做，也不能说不对，事实毕竟导致了这个结果。”
    “那后来出了事情以后，你不后悔吗？”蓝煜星有一种判断，是不是文革时期谈新权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反而遭到打击迫害，导致他性格扭曲，痛恨党和政府，这才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挑衅国家政权。
    “后悔？我不后悔。那一次的实践，是我有生以来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要后悔？不过，事后，我还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小蓝，你还记得我送你的那本书吗？”谈新权忽然提起了中秋节赠书的事情。
    “记得。《徐光启传》是吧，我常看。”蓝煜星很认真地回答道。
    “你的确是看了，可惜，我的一片苦心，并没有起作用啊。”谈新权似乎十分惋惜：“在狱中几年，可以说，我一直在反思，反思我究竟错在了哪里，后来，我终于得出了答案。”
    “那您的答案是什么？”蓝煜星很好奇。
    “你听说过这句话吗？命运像强奸，如果你无力反抗，那就闭上眼睛享受吧。”谈新权说的，是一句被众人传说了千万遍的一句简单而又粗俗的话。
    “当然。”
    “大体就是这个意思了，人，如果不能改变环境，那就要努力适应环境。所以，我在河西村，最后之所以出现那样的结果，就是因为我不识时务，没有研究好中央的政策导向，只是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凭着一腔热血蛮干，最后碰了个头破血流，根本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毕竟年轻啊。”谈新权最后的感慨，不知道是在说自己，还是在说蓝煜星。
    “您现在倒是不年轻了，可还是这么干了，那又是为什么呢？”蓝煜星至少可以分析出，谈新权现在的所作所为，虽然和当初在河西村所做的事有本质的不同。在河西村的时候，他是发展生产，造福百姓；而现在，虽然客观上做了一些好事，却也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可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在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对抗。这和他刚才所说的如果不能改变环境，那就努力适应环境的说法是背道而驰的，究竟是为什么，蓝煜星不得而知。
    “你理解的片面了。我说的是，如果改变不了，那就努力适应。我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韬光养晦，默默地准备着，这个过程很难熬啊。我出来以后，档案年龄也都三十多岁了，还要从科员一步一步干起，不过，也给我赶上一个机会，那会，我拿到了原来的本科学历，正好赶上八十年代前期的文凭热，只要有大学文凭的，一个个都跟做了火箭似的，迅速往上提拔，于是，我很快做了副乡长，副书记，乡长，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长，快还是很快的，可是，等终于到了做县委书记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可以实实在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放开手脚大干一番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已经年过五十了。这个时候，用干部的导向早就变了，文凭热过去了，开始提倡干部年轻化了。我很清楚，县委书记卸任以后，组织上肯定会给一个副厅级的待遇，但是，我做一把手、主政一方的机会已经到头了，如果再不做点什么事情，就再也没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