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1730》正文卷第八四二章多歧路，今安在（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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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假象，仿佛金银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可以天然地换到任何商品。”
    “实则天朝用银为币，不过二百余年。如今却仿佛自盘古开天时候就是如此一般，也难怪叫人着迷，爱不释手。”
    说到这，孟松麓不得不抛出自己的看法，虽然这个看法并不是非常有逻辑性，但也算是对权哲身的一个忠告。
    “鹿庵兄，前朝衰亡之际，许多先贤大儒，都是反对白银为币的。我知道，令师之学，其实也反对白银为币。”
    “实际上，本门学派，在此之前，也对白银为币一事，多有看法。”
    “但，有些事……西洋人爱金银、南洋人爱金银、东瀛人也爱金银……只怕，金银为币、或者货币通行一事，实难避免。”
    “古人云，天地有道，若水取下、而鸢取上。逆而行之，恐难成功。”
    “只杀此时看来，松苏变革，白银为币，只要控制得当，并无大碍。”
    “既是不可避免，何不顺而从之，学一下如何控制，而不是选择倒退不用？”
    “兴国公叫你去南洋、锡兰看看，站在远处，看看松苏的全貌，又说稻米爱用之别，我看也是好意。”
    “的确，吃饱的人，确实不爱稻米。如果有人爱稻米本身，着实如兴国公所言，是一种怪癖，非是常人。”
    “人们或爱金银，我知道，朝鲜国不产金银。可，松苏，难道产金银吗？”
    “我想，兴国公给你出的办法，定是发展工商吧？”
    孟松麓这话的逻辑，其实有点问题。西洋人、南洋人、乃至扶桑人、东瀛人，都用金银，并不能得出金银为币一定对的结论。
    他谈的只是表象，以自己粗浅的理解，劝说权哲身放弃极端复古保守的废弃货币的想法。
    毕竟，明亡顺兴时代的诸多大儒、思想家，面对明末乱象，都提出过废弃金银货币、复征实物税、本色折色的想法。
    孟松麓经历过，也经历了松苏的改革，也目睹了那些先儒的根本担忧被刘钰一点点解决。
    所以他认为，可能，货币取代实物交易，是对的。
    而他也只是朴素的觉得，朝鲜国一没有金银、而也不懂货币，那为啥不直接全部用大顺的货币呢？
    既然不可避免，那么何必自己瞎折腾？
    最后他说松苏也不产金银，但并不妨碍松苏可以买到天下南北东西之货。
    所以，既然刘钰给他讲粮食可以作为商品的问题，很明显也就猜到了刘钰在权哲身那鼓吹工商业发展和交换这套东西了。
    松苏可是已经经历过了，而且是以最激烈的全面取消漕米、改交货币税这种非常激进的方式进行的。
    亲历过这一切的人，大致能猜到谈粮食的背后，到底是要谈什么。
    权哲身只道：“孟兄猜的没错。不过兴国公也没细说。”
    “他说，如今我还不懂松苏，故而说了也没用。要让我去南洋等地游历一番，明白松苏、商品、贸易、粮食、钱……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才能讲清楚朝鲜国的富民之策到底该怎么办。”
    “但听国公的意思，他好像不是太认同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的说法。而是做了个比喻，说均田更像是一座桥，天下第一仁政在桥对岸，只是这条河是弱水河，落之即死，尸骨无存。”
    “欲行天下第一仁政，必要过这座桥。而均田只是这座桥，却不是桥对岸。”
    这个比喻，权哲身自然是迷糊至极。
    但孟松麓听到后却哈哈大笑道：“其实，这就是我们学派与兴国公最大的分歧。”
    “恕谷先生言：为士、为商、为工，不可能容纳天下无地之人，故而必要优化均田授田之法。”
    “兴国公素来觉得，为士、为商、为工，可以容纳天下无地之人，只是如江苏改革一般，过于伤民，是以要以均田为过渡。”
    “他于阜宁行均田授田法，又行青苗贷，但也并不禁止地有兼并。”
    “但他到底对不对，我觉得不对。”
    “若以牛耕马作，用耧车谷机，用龙车灌溉，一户小农之极限，为二百亩。”
    “五口之家为一户，天下田亩算计有十二亿亩，除而得之，天下为农者，只需三五千万人。”
    “你想想便是，怎么可能，工商业能容下两亿人？这绝不可能，故而兴国公肯定是错的。”
    “就算这些年实学发展，日新月异，确有诸多奇技，但也不可能如兴国公所言那般。”
    “不过，发展工商，倒并不错。只是，均田仍为天下第一仁政，此终点也，彼岸也，绝非兴国公所言弱水之桥。”
    说到这，孟松麓心里还有句话，并未讲出来。
    心想这些年松苏改革，不知多少人迫往关东、南洋，垦殖那里的土地。你朝鲜国并无此地，若全然行江苏之策，只怕定然大乱。
    兴国公不甚好杀，源于他可以胁迫百姓远迁南北。你若照抄，又无力迁徙，更无地可迁，岂不是血流成河？
    况纵有资本愿意雇佣，以兴国公手段，必逼着他们雇河南山东之民，焉肯允许资本去雇你们？
    只怕此事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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