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正文巴金百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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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也与那个记忆有关。上海武康路的庭院，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小街，全都集合到了山间荒路上，我如梦似幻地跨越时空飞腾悠游。
    直到很多年后，我还一次次到佛罗伦萨去寻访但丁故居，白天去，夜间去，一个人去，与妻子一起去，心中总是回荡着四川口音的《神曲》。那时“文革”灾难早已过去，但天堂和地狱的精神分野却越来越清晰，又越来越模糊了。因此，那个记忆，成了很多事情的起点。
    六
    从那个下午之后再见到巴金，是在大家可以舒眉的年月。那时他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却出乎意料地迎来了毕生最繁忙的日子。
    整整一个时代对文化的亏欠，突然遇到了政治性的急转弯。人们立即以夸张的方式“转变立场”，还来不及作任何思考和梳理，就亢奋地拥抱住了文化界的几乎一切老人。尽管前几天，他们还对这些老人嗤之以鼻。
    多数老人早已身心疲惫、无力思考。巴金虽也疲惫，却没有停止思考，因此，他成了一种稀有的文化代表。一时间，从者蜂拥，美言滔滔。
    巴金对于新时代的到来是高兴的，觉得祖国有了希望。但对于眼前的热闹，却并不适应。
    这事说来话长。在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一个人如果遭遇围殴，出拳者主要集中在自己单位之内。正如我前面写到过的，巴金在“文革”中遭遇的各种具体灾难，多数也来自于他熟悉的作家。现在，作家们突然转过身来一起宣称，他们一直是与巴金在并肩受难，共同战斗。
    对此，至少我是不太服气的。例如，在灾难中，上海每家必须烧制大量“防空洞砖”，巴金家虽然一病一老，却也不能例外，那么请问，单位里有谁来帮助过？肖珊病重很长时间，谁协助巴金处理过医疗问题？肖珊去世后的种种后事，又是谁在张罗？我只知道，是我们班的同学们在出力，并没有看到几个作家露脸。
    巴金善良，不忍道破那些虚假，反觉得那些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也过得不容易。但晚上常做噩梦，一次次重新见到那些大字报，那些大批判，那些大喇叭。他知道，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出现在眼前这批奉迎者身上，而且隐藏在民族心理的深处。
    能不能学会反省？这成了全体中国人经历灾难之后遇到的共同课题。
    为此，巴金及时地发出三项呼吁——
    第一，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
    第二，呼吁反省，并由他自己做起，开始写作《随想录》；
    第三，呼吁“讲真话”。
    “文革博物馆”至今没有建立，原因很复杂。有的作家撰文断言是“上级”阻止，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试想，“文革博物馆”如果建立，那总少不了上海作家协会一次次批斗巴金的图片和资料吧？那么，照片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脸？揭发材料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签名？
    巴金不想引起新的互相揭发，知道一旦引起，一定又是“善败恶胜”。因此，他只提倡自我反省。
    他的《随想录》不久问世，一个在灾难中受尽屈辱，乃至家破人亡的文化老人，真诚地检讨自己的心灵污渍，实在是把整个中国感动了。最不具备反省能力的中国文化界，也为这本书的出版，安静了三四年。
    巴金认为，即使没有灾难，我们也需要反省，也需要建立一些基本品德，例如，“讲真话”。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软项，也是中国文化的软项。如果不讲真话，新的灾难还会层出不穷。因此，他把这一点当作反省的关键。
    当时就有权威人士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发表文章说：“真话不等于真理。”
    我立即撰文反驳，说：“我们一生，听过多少‘真理’，又听到几句真话？与真话对立的‘真理’，我宁肯不要！”
    仅仅提出“讲真话”，就立即引来狙击，可见这三个字是如何准确地触动了一个庞大的神经系统。这与巴金在一九六二年责斥“棍子”时的情景，十分相似。因此，我要对这三个字，作一些文化阐释。
    中国文化几千年，严重缺少“辨伪机制”。进入近代之后，又未曾像西方一样经历实证主义的全民训练，因此这个弊病一直没有克服。事实上，许多看似“铁证如山”的指控，全是假的。
    历史应该留下一批造谣者的恶名，但是，他们其实并不重要。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酷爱谣言的群体心理，是闻风而动的斗争哲学，是大假不惩的法律缺失，是无力辨伪的文化传统。
    因此，巴金在晚年反复申述的“讲真话”，具有强大的文化挑战性，可视为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中华文化三字箴言”。
    至此，似乎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对巴金的贡献作一个总结了。
    我认为，巴金前半生，以小说的方式参与了两件事，不妨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反封建”、“争人道
    ”；巴金后半生，以非小说的方式呼喊了两件事，也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斥棍子”、“讲真话
    ”。
    前两件事，参与者众多，一时蔚成风气；后两件事，他一个人领头，震动山河大地。
    七
    巴金晚年，被赋予很高的社会地位，先是全国人大常委，后来是全国政协副**。同时，又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但他已经不能参与会议了，多数时间在病房里度过。
    有一次我到华东医院看他，正好是他吃中饭的时间。护士端上饭菜，李小林把他的轮椅摇到小桌子前。他年纪大了，动作不便，吃饭时还要在胸前挂一个围兜。当着客人的面挂一个围兜独自用餐，他有点腼腆，尽管客人只是晚辈。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饭菜，以及他今天的胃口。医院的饭菜实在太简单，他很快吃完了。李小林去推轮椅，他轻轻说了一句四川话，我没听清，李小林却笑了。临走，李小林送我到门外，我问：“刚才你爸爸说了一句什么话？”
    “爸爸说，这个样子吃饭，在余秋雨面前丢脸了！”
    我一听也笑了。
    “这里的饭菜不行，你爸爸最想吃什么？”我问。
    出乎意料，李小林的回答是：“汉堡包，他特别喜欢。”
    “这还不容易？”我有点奇怪。
    “医院里不供应，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买。”李小林说。
    “这事我来办。”我说。
    当时我正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学院就在医院附近。我回去后立即留下一点钱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每天帮我到静安寺买一个汉堡包送到医院。
    但是，我当时实在太忙了，交代过后没有多问。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只送成两次。不久，巴金离开医院到杭州去养病了。
    而我，则已经辞职远行，开始在废墟和荒原间进行文化考察。
    考察半途中，在小旅店写下一些文稿。本打算一路带着走，却怕丢失，就想起了一扇大门。
    夕阳下的武康路，一个不知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信箱。巴金和肖珊一次次抢着伸手进去摸过，总是摸出一卷卷不忍卒读的报纸。女主人的背影消失在这个门口，我悄悄推门进去，却听到了苍凉的《神曲》……
    我决定把稿子寄给这扇大门，寄给这个信箱。巴金依然主编着《收获》杂志，他病后，由李小林在负责。李小林对文学的判断力，我很清楚。想当年，在张春桥刚刚讲了枪毙不枪毙巴金的凶恶言语之后，我去看她和她的丈夫，只能小声说话。她居然不屑一顾地避开了张春桥的话题，郑重地向我推荐了苏联新生代作家艾特玛托夫的新作，而且从头到底只说艺术，说得那么投入。
    我有信心，她能理解我这些写于废墟的文字，尽管在当时处处不合时宜。
    有时回到上海，我直接把稿子塞到那个信箱里。通常在夜间，不敲门，也不按电铃。这是一项有关文化的投寄，具体中又带点抽象。不要说话，只让月亮看到就可以了。那时武康路还非常安静，安静得也有点抽象。
    这项投寄，终于成了一堆大家都知道的书籍。
    这一来，这扇大门、这个信箱、这座庭院，又要再一次展示它揭示过、承受过的逻辑了。先是棍子横飞，后是谣言四起，对着我。
    但是，由于我目睹过巴金的经历，居然能在大规模的诽谤中含笑屹立，不为所动。
    然而，巴金老人本身，却不能含笑屹立了。
    他甚至说，自己不应该活得那么久。
    他甚至说，用现代医学来勉强延长过于衰弱的身体，并非必要。
    他甚至说，长寿，是对他的惩罚。
    八
    在衰弱之中，他保持着倾听，保持着询问，保持着思考，因此，也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东西，那就是忧郁。
    忧郁？
    是的，忧郁。说他保持别的什么不好吗？为什么强调忧郁？
    但这是事实。
    他不为自己的衰弱而忧郁。忧郁，是他一辈子的精神基调。从青年时代写《家》开始就忧郁了，到民族危难中的颠沛流离，到中年之后发现棍子，经历灾难，提倡真话，每一步，都忧郁着。
    冰心曾劝他：“巴金老弟，你为何这么忧郁？”直到很晚，冰心才明白，巴金正是在忧郁过程中享受着生命。
    在生命行将终结的时候，他还在延续着这种享受。
    他让人明白，以一种色调贯穿始终，比色彩斑斓的人生高尚得多。
    我曾多次在电话里和李小林讨论过巴金的忧郁。
    我说，巴金的忧郁，当然可以找到出身原因、时代原因、气质原因，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一些。忧郁，透露着他对社会的审视，他对人群的疏离，他对理想和现实之间距离的伤感，他对未来的疑虑，他对人性的质问。忧郁，也透露着他对文学艺术的坚守，他对审美境界的渴求，他对精神巨匠的苦等和不得。总之，他的要求既不单一，也不具体，因此来什么也满足不了，既不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也不会甜言蜜语、歌功颂德。他的心，永远是热的；但他的眼神，永远是冷静的，失望的。他天真，却不会受欺；他老辣，却不懂谋术。因此，他永远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剩下的，只有忧郁。
    他经常让我想起孟子的那句话：“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孟子·离娄下
    》）
    忧郁中的衰弱老人，实在让人担心，却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