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从忽悠刘备开始》正文卷番外第59章黄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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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听了李素的阐述，一时间觉得似乎颇有代理，给他指出了一条他从未想过的道路，不由陷入沉吟。
    李素便继续侃侃而谈、详细阐述：“陛下，武帝之前，自秦始皇至孝景皇帝，都无年号。秦始皇纪年至三十六，自其为秦王时便算起，并不以称帝为限。高祖践祚之前，太史公本纪年事，也以‘汉元年’至‘汉七年’纪录。
    陛下如今已罢黜‘天人感应’邪说，改尊《殿兴有福》，则天象灾变，与人君德行已无联系。不如就此废除频繁改年号之法，也算得上是正本清源。
    何况，陛下乃孝景皇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中山靖王初为武帝之兄，陛下既不出于武帝一脉，又不用如光武、明帝一般忌惮‘天人感应’，直接改回高祖至孝景皇帝旧制，有何不可？”
    刘备听得一愣一愣的，随后觉得还挺有道理。
    年号又不是自古有之，是跟随着汉武帝使用儒术、天人感应才有的。
    现在天人感应都没了，不再改也很对啊！这样还能顺带破除很多神鬼迷信、压缩妖言惑众搞祥瑞图谶的生存空间。
    不过，刘备很快想到，他都已经用过“章武”这个年号了，当时天下还没统一，事急从权也不便做太多没意义的标新立异事情。李素当时求稳，也没提，现在却来提，也不好再把章武这个年号不用啊。
    刘备思忖再三，虚心求教：“丞相学冠天人，在纲常大义上自然是精通的。不过此事具体当如何处置呢？年号总还是要的吧？”
    李素奏道：“故臣以为，事已至此，有那么多历史遗留的疑难。则年号不便废，但也不便改。人君之德，只与人君本人有关，与天数无关。将来的年号，只是给人的，不是给天的。一个君主，一世一元即可。
    臣建议，以后纪年，恢复《史记》最初时的纪法，如‘汉元年’至‘汉七年’那段，同时，再纪录今上年号年数。
    如今年是章武十八年，以后就纪为‘汉四百二十年、章武十八年’，以此类推。”
    刘备想了想，点头许可：“此法甚善，不过，其中原理，还要丞相详加阐述，好让天下读书人明白其中道理、正本清源。免得无知之人以为朕是学识浅薄、不知道怎么改年号呢！”
    刘备可以不改年号，但话必须说清楚，道理要宣传透彻。
    这是正本清源、直接继承秦始皇汉高祖到汉景帝时的优点，改良汉武帝开始被邪说蛊惑带偏的那部分缺陷。
    李素少不得又得为他的多嘴付出代价，写点书论证了。
    好在他已经是丞相，提纲挈领给出学术思想就行，具体文笔措辞修饰，让他老婆代写。
    至于李素借机阐述出这个理论，倒也没费他多少脑子。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前世他学正统论课程时学过的基础知识，跟“殿兴有福”是绑定的，他掌握得太牢固了，几十年后还能记得。
    很多人都知道，从汉武帝到宋朝，中间一千多年，中原王朝的皇帝是经常改年号的。
    而到了明清两朝，就变成“一世一元制”了，也就是一个皇帝一辈子就一个年号。
    这才有了后人用年号指代皇帝的称呼方式，有了“永乐皇帝”、“嘉靖皇帝”、“崇祯皇帝”、“乾隆皇帝”这种说法。
    但绝大多数没学过正统论的人，对于“一世一元制”的出现，只是记了个结论。
    哪怕历史系考生，考试也就考这么一个概念和事实，没去细究过其中的正统哲学原理。
    事实上，“一世一元制”在朱元璋的时候刚出现，就是跟“殿兴有福”高度捆绑的。
    毕竟历史上“殿兴有福论”就是刘基宋濂方孝孺这仨弄出来的，一世一元也是他仨弄的。
    一世一元这种制度，就代表年号从“天人感应”时代的对天负责，改为对人负责。
    因为对人负责，所以人没换年号就不换，跟从此是否“天数有变、神器更易”无关了。
    很多无知之人还小看“殿兴有福论”，说什么“也就明朝用用，到了清朝怎么没见中央朝廷大张旗鼓宣扬‘殿兴有福’？”
    其实有些东西哪用刻意全面宣传，毕竟你宣扬那些明朝的学者个人的地位，对清的统治者也没直接利益，那当然是借对他最有价值的部分来用了。
    皇帝又不是做慈善发福利的，把好处拿走就行，又不一定要对恩人感恩戴德。
    清朝继承了一世一元制，就是借鉴继承了“承认殿兴有福，反对天人感应”的好处。
    所以，读历史书千万不能随便只读个结论和事件。
    宋濂方孝孺这些人当时的贡献，是远比后人觉得的大的，至少他们极大削弱了从刘彻到朱元璋、中间一千四百多年的“神鬼天意迷信”对国家的束缚力度。
    不能因为朱棣后来把他们的家族灭门了，就因为粉朱棣、便抹杀死者在正统论哲学上的功绩。
    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对错，不存在“好人的敌人就一定是坏人”。朱棣即使有武功，不代表他杀的人都是坏的。
    更不能因为后世人对儒家的普遍坏印象、网上一片骂“世家大族”的流量密码，就把读书人当中那些试图做出改良优化的人的努力，也统统无视。
    而李素作为这个世界的《殿兴有福》缔造者，当然在这种大是大非的纲常正统上不能含糊，必须坚决建议刘备也搞一世一元制。
    否则要是把这事儿疏忽漏过去了，将来等其他后人钻研学术、琢磨明白其中道理、再打着他的旗号提出、那他李素可丢不起这个人呐。
    李圣作为《殿兴有福》的缔造者和集大成者，怎么可以犯这种低级错误？一个人的学术体系得逻辑自洽，这是封圣的基本要求。
    ……
    此后一段时间，李素便投入到了这个学术体系的完善建设中，跟老婆商量如何把文章揣摩严密了。
    然后上交给刘备过目，又跟其他一些学术官员切磋一番，明发天下。
    算是为大汉朝从此开始确立一世一元制度、并同时使用“汉多少年”和“年号多少年”这套双轨并行纪年法，正式奠定了法条依据。
    借着这个契机，大汉的治理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扫除外患之后、重新休养生息的和平发展期。
    此后两三年中，果然也是一切垂拱而治，没发生什么大事。只不过国债还款的速度，比预期地稍稍慢了一点点，一直拖到章武二十一年底（216），才算彻底还清。
    其中的曲折，也属于意料之中的正常调整：那几年里，又发生了几场天灾。并州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蝗虫和旱灾，让一州之地绝收了一整年还不止。
    好在并州人口不多，靠缓过气来的冀州和关中补贴，还能撑过去，只是花点钱粮，免税两年。
    后来又是荆州再次水灾、地震。
    这些开支，加上关羽最后肃清阶段也得在北疆保持两万人左右的作战部队、始终处于出击状态，有持续的军事行动，也要开支。
    这两项加起来，可不得多耗费了一年的财政结余。
    不过，这几个休养生息的年份里，朝廷官方虽然没有大兴土木、乱搞建设，但民间的工商业开拓发展和自发投资，却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期。
    之前运河网络和大江大河河海转运网络的完善，让整个国家进入了第一次统一大市场的黄金期。
    百姓变得愈发富足、藏富于民，各种社会分工也愈发细化。
    之前只在长安雒阳和邺城三地附近的“大城市周边百姓不再种粮食，而是全力种难以长途运输的易腐蔬菜供应都市、自己再买外地运来的粮食吃”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自发取经学习先进致富经验，已经扩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级城市。
    也就是成都、金陵（建业改名改回来了）、武昌、襄阳、宛城、蓟县、下邳、襄平、济南，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经济形态。
    这样的民间经济自发成长、社会分工深化，也反过来进一步反哺了“租庸调输”法的贯彻落实。
    因为“租庸调输”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调”法，差距最关键就在于一个“输”字，把运输成本折入官价税赋计算体系，拼命鼓励民间自发想办法降低运输成本，给降低运输成本的人让利，扩大工商业流通。
    现在每个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边、百姓都敢于连自己口粮都不亲自种了，而是卖菜后用得来的钱买粮食，这个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是日新月异，远非当年的自给自足状态可比。
    朝廷的工商税收税也变得更为便利，税基征收系统也更为完善、征收成本也便于平摊下去。
    因为无论从事工商的人多少，每个郡县要养活的必要工商税务系统官吏，是绝对不会少的。
    要收的税多了、税基大了，对于固定征收成本的“折旧摊销”，当然是有好处的。
    而缺点仅仅只是税务人员基本上没有闲下来休息的时候，得天天加班，但这都是官迷们该做的。
    都千辛万苦科举考进税务系统了，说明他热爱这项事业，不该加班嘛？
    交通运输和商业流通进一步强化后，另一个好处也渐渐显现出来了：以诸葛家为代表的“物流公司”，逐步开始往全国范围内扩展业务，这几年里，大汉终于出现了覆盖全国的民营物流网，成本还比朝廷的驿站系统便宜。
    民营物流更擅长省钱，但覆盖率不如国营的全面、及时性也不如国营的好，这也是正常现象，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所以国营驿站系统，未来主要还是送文书信件，而大宗物资的托运，交办给民营就更加省钱。
    互补制约之下，双方的效率也都有保证，留点竞争空间，可以防止另一方没了对手后渐渐摆烂、彻底堕落。
    最后朝廷驿站就成了类似邮政的存在，而诸葛家的民营物流成了相当于四通一达的东西（诸葛家的产业最后交给了诸葛均。诸葛均成年后短期做了几年官，最后弃官从商，帮姐姐分摊差事接班。）
    有了这些物流系统后，在214、215那两年里，并州和荆州再次遇到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时，还起到了一个之前没想到的作用，
    那就是地方上的豪强世家、指望靠着土地兼并，在荒年囤积居奇、炒高粮价趁机兼并更多活不下去穷人土地的做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因为囤积粮食投机倒把这种事情，自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