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大同天下第一百章立国之战提前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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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帝国和新宋政权实际并没有签订任何旨在停战的合约，但在同军第六军全取两浙路之后，便停止了继续攻城掠地，互为仇敌的两国由此休战数月之久。
    虚假的和平表象下面，隐藏的是双方都在抓紧点滴时间，凝聚或压榨内部力量，以应对下一次的正面对决。
    处于战区的两国百姓能清醒感觉到战争的脚步从未远去，只是更加沉重而已。
    赵构在于黄潜善、张浚等大臣分析正乾皇帝的用兵习惯后，得出了两国战火再起的时间应该在冬春之交农闲时节的结论。
    留给新宋政权的备战时间并不多，每一天都格外珍贵，每多准备一个月都能多一分底气。
    但时间进入到新宋建炎元年的九月上旬，一场意外的兵变打破了暴风雨来临前的压抑沉闷，让本该几个月后才开启的大战有了提前来临的风险。
    实际上，早在大宋王朝屡战屡败颓势尽显时，就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掌控。
    各地兵变、民乱四起，一州之力就能平定的小规模动乱就不用说了，调动数州甚至一路力量都不能平息的大乱每年就有好几起。
    福建路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兵变，去年下半年就曾发生过一次。
    而且，规模还相当大，必须朝廷出兵才能平定。
    彼时，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大同即将再次伐宋。
    为了稳住本国后方，大宋渊圣皇帝赵桓急调制置使刘韐入闽平乱。
    结果，刘制置使行动迟缓，错过了之后的两国大战，直至临安城被攻破大宋都灭亡了，其人才堪堪平定福建的动乱。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行动迟缓也有迟缓的好处。
    至少，等到新宋朝廷建立后，偏远的福建路便有一支经过平乱战火考验的可战之兵，可以用来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
    实际上，“复杂的情况”早就出现了。
    当大同第四军、第五军兵分数路，高歌猛进，接连拿下京西和淮南四路时，在江南明州潜伏了数年之久的关胜也没闲着。
    其人兵出越州，攻取杭州后，继续挥军北上，接连攻陷秀、苏两州，展现出将要全取两浙路的决心。
    为防范同军突破两浙并继续席卷整个江南，赵构急调从两淮退下来的折彦质等人进军常州，以期阻挡关胜西进的步伐。
    同时，其人又命福建路兵马北上，进驻两浙路南部的处、温两州，做出威胁同军后路之态，以牵制关胜的行动。
    关胜腹背受敌，又考虑到攻下容易治理难的客观形势，乃决定暂缓扩张的步伐，转而集中精力消化已占领区。
    直到兵部增援的两个师到达苏、杭两州，其人这才对常州展开进攻。
    彼时，折彦质收拢的兵马已经有数万之众，主干却是从淮南两路退下来的溃兵。
    其部战后休整的时间严重不足，就被再次拉上战场，士气极度低下。
    靠这样的军队防守要害，一旦防线上某个点被攻破，很有可能形成雪崩式的溃败。
    由此，折彦质也不敢与同军硬碰。
    眼见同军大规模西进，其人立即放弃常州，退入江南东路的江宁府固守。
    关胜紧随其后，轻取常、润两州，大同帝国的版图在长江下游终于连成了一片，进退更加从容。
    关胜一面亲自率军驻守润州，以继续压制折彦质部宋军。
    一面命鲁智深、王英、朱言等人分兵攻取两浙路剩余州县。
    福建兵马由威胁敌后的轻松伙计，变成了孤军深入即将硬撼同军的艰苦战斗，自然是赶紧撒丫子跑路。
    其部仓惶退到建州境内，犹自提心吊胆，生怕同军跨境来报复。
    幸好，即位不久的小赵官家听取了枢密使汪伯彦的意见，遣使入同寻求政治支持，而关胜在全取两浙路后也停止扩张开始消化占领区。
    同宋两国不和而和，福建路宋军应战未战，算是比较顺利的局面。
    可问题就出在这次劳而无功的进军上。
    按照大宋王朝的旧规矩，军队就算虽然没有真刀实枪地打过仗，但担惊受怕一场，朝廷也应该及时开出“御甲钱”犒赏为国受到惊吓的军士。
    新宋朝廷初创，财政上极度拮据，逼得小赵官家都开始拆神霄宫里自家老子长生大帝君的神像换钱了，哪里还拿得出“御甲钱”来劳军？
    国家窘迫至此，真正提着脑袋和同军拼过命的淮南、京西等地兵马都还欠着“御甲钱”呢，朝廷怎么可能给全程未发一矢的福建军卒发这个钱？
    皇帝有皇帝的难处，丘八也有丘八的原则。
    世上可有要人卖命却不发钱的道理？
    朝廷给不出这个钱，那就由建州官府出，不给咱就闹！
    龙图阁直学士知福州事张动担心搞出大事，只能亲自出面劝慰军卒。
    可惜，其人低声下气好话说尽，丘八们就是任死理——爷爷们眼皮浅，就是要现钱，其他的都不好使！
    福建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穷鄙之所，税收在江南诸路中处于垫底的存在。
    去年，福建兵变，制置使刘韐临危受命，仅率两营禁军便进入了闽地。
    刘相公不是撒豆成兵的郭神仙，手中没有大军，再会打仗也白搭。
    朝廷一再催逼，为了尽快平定动乱，其人也只有祭出“撒钱大法”，几乎掏空了福建的常平仓，才堪堪平定这次动乱。
    时间仅仅过去几个月，建州的钱库如今空得都能跑耗子了，哪里还有什么现钱？
    为了自己的富贵和安危，张知州只能向丘八们许诺秋收以后，以本州税钱补赏御甲钱，这才勉强稳住了就要造反的兵爷爷们。
    谁知道小赵官家如此急切，才借大同之力稳住朝堂，便又恢复转般仓法，逐人员分地段划任务要求地方纳粮，极大压缩了地方官员的可操作空间。
    秋粮刚刚征收上来，就直接运往江陵府，根本不给张动换钱安抚士卒的机会。
    承诺的赏钱再次飞了，被官老爷一耍再耍的兵卒们终于爆发了。
    九月初二，建州兵马大阅，军校张员等人突然发难，活捉知建州事张动，杀死福建路转运副使毛奎、判官曾伃等人。
    叛军随即据建州治所建安县城自守，并括城中百姓之财，又搜刮就近的武仙银场、大同山银场等地以做军费。
    福建路治所福州紧挨建州，同军拿下两浙路后，又变成了对同作战的第一线，日常战备制度落实得还比较好。
    得知建州兵变的消息，提举福建路常平公事陈桷檄、朝请郎王淮等人立即率土军射士前去讨伐。
    可惜，还是失了先机，乱军手中有了钱粮，已经站稳了脚跟。
    陈桷檄连续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乱军打退，只能传檄福建路，要求各州府兵马速来建州剿贼。
    而张员等人作乱之后，已经没有了退路，自不会坐以待毙。
    张员则威胁陈提举赶紧退兵，若是苦苦相逼，他就投降大同，引同军入住福建。
    当然，其人也不傻。
    同军军纪严明，真要是引同军入闽，跟着闹饷的底层士卒还有机会重新博富贵，他这种带头杀上官的旧军头绝对落不到好。
    福建路地形复杂，易守难攻，且宗族势力强大，民风极其彪悍。
    即便以同军的战力，想要硬取福建，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若是建州乱军主动开门迎同入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没有强行攻下建州并挡住同军随后进攻的把握，陈桷檄也不敢逼迫张员太甚。
    至此，福建路形势已经脱离了其人的掌控。
    陈提举只能退入南剑州剑浦县境内，以求暂时稳住张动。
    并立即派快马入江陵，请朝廷决断。
    江陵府，新宋政权行在。
    上个月，根据小赵官家的诏令，各地抽调精兵陆续赶赴行在，充实了一直只有空架子的皇帝御营，总计三万二千余人，正在进行紧张的整训。
    随着各路、州秋粮源源不断转运江陵，有兵又有粮的新宋朝廷终于有了一定的自保力和威慑力，不会再听到了某处爆发民乱的消息就一惊一乍。
    结果，形势刚刚有点起色，福建路兵变的消息就传到了江陵，顿时又乱了。
    福建路不比两浙路，虽然与江陵府的直线距离更近一些，实际的交通状况却远不及后者方便。
    时隔不到一年，其地再次发生兵变，平定起来很不容易，但乱兵即便坐大，要想威胁到行在的安全，也基本不可能。
    问题出在兵变的位置，太敏感了！
    站的角度不一样，考虑的问题也不一样。
    在赵构等人看来，同军若是真趁建州兵变之机攻入福建路，反而是好事。
    不比打下来就能立即获得战争潜力的两浙、江南、荆湖和蜀地诸路，地形复杂出产还少的福建路简直是“负资产”。
    无论是谁，要想打下并有效治理福建路，都至少需要数年之功。
    同宋两国的国境线漫长且犬牙交错，大同帝国不管是从哪个方向发起大战，都要比先取福建路强得多。
    摆在新宋君臣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建州兵变会不会提前引爆“本该”数月之后才开始的两国大战？
    赵构的智囊汪伯彦、黄潜善、张悫、张浚等人合议后，认为很有可能。
    大同第一次讨宋之战的引爆点是仙源县孔氏之乱，第二次则是光州李成之乱。
    每一次，同军都是打着“安靖地方”的旗号，果断出兵动乱地区，轻易撕开大宋的防御体系，顺势取下一路或数路之地。
    并在战争中搅乱大宋的兵力部署，营造大战已经来临的压抑气氛，使得本就惧同的宋军神经高度紧张。
    然后，大同帝国便以一路精锐兵马凿穿宋军层层防御，直取大宋的要害。
    同军的这种战术实际早已成型，当年的京东李子义之乱如此，其后的大名府之战亦是如此，再后来的河东之战还是如此。
    偏偏同宋两军的战力相差实在太大，宋军屡战屡败越打越怂，又不断强化了同军这种战术的效果，自己太弱就别怪别人一招鲜吃遍天。
    黄潜善等人认为，这一次，大同帝国十有八九还会利用建州兵乱出兵福建，搅乱新宋的兵力部署，然后，重复以上简单粗暴的战术。
    提前“破解”了敌人的战术，可不可以将计就计打一个翻身仗？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