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大同天下第一百一十一章胡虏终无百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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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军主帅李察哥利用贺兰山和黄河相夹的有利地形围住了“轻敌冒进”的同军木麻部，在战术上可以说相当成功。
    可惜，面对大同的国力和战力碾压，一两次成功的战术根本无法挽救战略上的被动。
    此战中，夏军凭借十倍于敌的雄厚兵力，向木麻部发起了多轮猛烈攻击，却受限于两军的巨大战力差距，迟迟都没能破开同军严密的阵型。
    就在李察哥见势不妙急命麾下与敌人脱离接触时，同军的援军却赶了过来。
    木麻趁机展开反攻，拖住了士气已竭的夏军。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知兵善战的夏国晋王李察哥果断放弃了与敌纠缠在一起的人马，只带部分精锐立即撤退。
    这个决定为夏国保住了将近两万的精锐兵马，也将为国血战的忠勇将士推入了火坑。
    先被同军内外夹击，再遭主帅出卖，夏军的殿后部队很快就地崩溃了。
    顺州之战，同军歼灭及俘获夏军五万余人（包含守御顺州城的征召兵卒）。
    而在此之前，宋军攻入西寿保泰军司的消息也传到了兴庆府，夏人终于尝到了背信弃义趁火打劫的恶果。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李乾顺步步防守以待形势变化的幻想彻底破灭。
    而顺州大败，更让夏国失去了赖以与同军周旋的野战力量。
    战报传至兴庆府，夏国小朝廷乱作一团。
    有主张立即遣使入同割地乞和的，有主张远走大漠避敌锋锐待同军力竭后再卷土重来的，有主张孤注一掷集中所有兵马于静州城下迎头阻击同军的……
    夏国主李乾顺一生经历了很多次的大风浪，深知临大事不能摇摆的道理。
    其人很快做出了誓死不降的决定，让一众观望的臣子有了主心骨，收起了自己的小心思。
    面对强敌来袭，存续了两百余年且亡而复生的李氏政权（从公元881年李思恭任定难军节度使起，李氏政权共计两百四十七年）显然比赵宋王朝更有韧性。
    李乾顺明知打不过同军也坚决不降，不仅源于党项李氏骨子里的桀骜难训，更在于“地方万里”的夏国就是一块没什么肉的硬骨头。
    辽阔的疆域、稀缺的人口、落后的生产方式、野蛮的文化等等，都使得外来征服者很难在夏地建立长期稳固的统治。
    大同帝国可以打败夏国，却别想轻易收服夏人。
    夏国只要不放弃，就有翻盘的机会。
    不过，站在敌对一方，具体指挥此战的同军统帅牛皋则有不同见解：
    夏国统治者多年来穷兵黩武，对内压榨、对外掠夺的凶残都远超同时代的其他政权。
    其上层欠下的累累血债迟早要还，对他们来说，坚持下去也许还有活命的希望，一旦放弃，就可能遭到无情清算。
    事实上，大同在新占领地区展开的社会改革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相比于宋、辽、高丽等国的百姓，夏人的“戾气”更重，更难被“驯服”。
    但其国的底层百姓只要被发动起来，就更“忠诚”，也更热衷清算曾经残酷压榨自己的各类贵人——并不限于党项族。
    这使得大同对夏国的消化相对来说更加简单粗暴，效果显现也更快。
    这些底层夏人一旦沾染了贵人的鲜血，通常会变成最坚定拥护新官府统治的兵卒或共建会基层骨干。
    任何事务都有一体两面，简单粗暴见效快的社会改革自然也有相当大的副作用。
    在一系列的清算中，夏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沉重打击，更将部分原本可以争取的摇摆势力推到了大同的对立面。
    其实，早在伐夏之战开启前，大同朝廷就专门研究了夏国的改造计划。
    同对待辽、宋、高丽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一样，胸怀天下的正乾皇帝并没有想过要对夏人赶尽杀绝——因为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夏国百姓，无论番、汉，只要愿意放弃抵抗，大同帝国就能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具体政策也类似于宋、辽等国大族——分宗、迁籍。
    稍有不同的一点是“改信”，或者说接受“汉化”。
    李乾顺亲政之后，虽然反其曾祖李元昊化汉为番的举动，大力推行汉化改革。
    可这种汉化却是出于稳定李氏政权的需要，改革也很不彻底，导致其国上下层严重脱节，底层夏人仍然番化很深，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更改。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方为大一统。
    即便是小国寡民，要想长久稳定，也得有共同的文化概念。
    至少，大部分人得有共同的文化概念才行。
    疆域越是广阔人口越是众多的王朝，越需要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和经济制度、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
    不然的话，内部就会陷入持久的纷争。
    徐泽决定对夏人实行更加深入的汉化，并不是为了什么“汉化天下”的历史使命。
    其人的做法与当初李元昊推行化汉为番没有本质区别，李元昊是为了维系党项族的统治，而徐泽也是为了彻底消化夏地。
    很明显，这个任务绝不会轻松，肯定会受到夏地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
    不经历几个回合的周折，大同帝国别想彻底消化夏地。
    但欲要消化一个番化严重的政权，这些周折是值得也是必须的。
    夏国横跨河西走廊，沟通中原和西域，是大同帝国“大陆战略”极其重要的一环。
    夏地不宁，大同帝国就算日后开拓了西域，也迟早会丢掉。
    欲要逐步汉化并稳定统治西域、吐蕃和辽国上京道，就得先汉化夏地。
    因而，在彻底消化夏地改造夏人一事上，没有任何条件可谈。
    这就是徐泽宁愿邀宋军攻夏，日后再费周折“二次拓土”，也要集中精力先消化贺兰山一带的夏国精华地区的主要原因。
    不过，消化夏地虽难，却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大同国力鼎盛，人口数十倍于夏国，有砸烂后者原有社会结构再重新塑造一个新社会的实力，不需要太顾忌其原有的社会上层。
    统一和治理天下本就该王霸道相杂，对顽固势力，该行霸道的时候就必须霸道。
    当然，消化夏地是战后的工作重点。
    对具体指挥伐夏之战的牛皋来说，当务之急乃是覆亡夏国。
    攻下顺州简单休整后，牛军正带着大军继续北上静州。
    顺、静、怀、定四州相当于夏国都城兴庆府的“四辅”，地位极其重要。
    尤其是顺州和怀州两城，相距兴庆府的直线距离都在三十里左右。
    即便是行动相对迟缓的步兵，半日内也能轻松行军三十里。
    同军攻到了静州，基本等同于顶在了兴庆府的脑门上。
    夏国虽大，夏人却已无路可退。
    李察哥由顺州撤退至此，便积极构筑新的防线，意欲再做一次阻截同军的努力。
    但面对同军五个师的稳扎稳打，手中兵力和战力都不占优的李察哥也无计可施。
    在同军完成攻城准备之前，其人先后组织了三次攻击，仅仅得到了歼敌近千的战果，其部则损失近四千，本就不高的士气再次大跌。
    无处下嘴，李察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军攻破静州，并在同军即将调整部署吃下其部人马前赶紧撤离战场。
    拿下静州后，牛皋并没有率军直奔兴庆府，而是先向东北方向攻破怀州。
    在此期间，同宋两军还爆发了一次激烈的野战。
    夏军机动兵马再次付出了近五千人的伤亡，仅剩下万余士气极低的人马，基本失去了野战能力。
    李察哥本人也在激战中身负重伤，不能再指挥接下来的战斗了。
    失去了最重要的臂膀，李乾顺只能命剩余兵马全部退回兴州（兴庆府）城中。
    而在此之前，在兀剌海城（黑山威福军司）整顿了许久的同军第二军也有了动作。
    张清率主力顺黄河南下，先破顺化渡，再败夏国右厢朝顺军司，已经截断了啰保大陷谷出口，并与第四军南北呼应，完成了对兴庆府的合围。
    宋夏两国争斗百年，宋军始终不能攻破兴庆府，很大一方面原因乃是其地位于处黄河与贺兰山东西相夹的谷地间，地形狭长，不便于宋军发挥兵力优势左右包抄。
    而兴庆府以北还有广阔的草原和荒漠可以逃窜，使得无法完成南北合击的宋军始终不能对夏军构成致命打击。
    现在，夏国君臣却知道了建都兴庆府的弊端。
    当牛皋率部推进到兴庆府城下时，夏国小朝廷已经是国灭迹象尽显。
    原本还坚定抗同的死硬分子在晋王重伤不能再掌大军后，尽皆变成了投降派，纷纷劝谏国主为嵬名氏的传承计，应放弃抵抗，并立即进京请求天子宽恕。
    事到如今，就算威望卓著的李乾顺也压制不住城中的惶惶人心了。
    其人非常清楚臣子们所谓的“逆耳忠言”，也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胡扯。
    可笑！
    大同帝国费了这么大的劲，都攻到了兴州城下，必然是要就此灭亡夏国。
    夏国灭亡，嵬名氏自然讨不到好。
    但你们以为放弃抵抗，献祭了嵬名氏，同军就能延续夏国传统，任由你们继续在兴庆府作威作福么？
    大同帝国不在夏国老巢兴庆府杀个人头滚滚，日后如何在夏地建立稳固的统治？
    李乾顺不愧是继位三十余年的国主，搞明白自己的处境后，并没有质问臣子们的背主求荣，而是顺应民心，遣使入同营乞降献城。
    不过，虽然决定了乞降献城，其人却又以国中事务繁杂，方方面面关系难协调为由，请求上国宽限一个月时间，以给夏国做投降献城准备。
    牛皋在战前就得到正乾皇帝关于灭夏问题的明确指示，自然不会容许李乾顺到了这个时候还耍花招，其人乃对夏使道：
    “同军破城，何须你等做准备？愿降不降，不用征求俺的意见！”
    被同军统帅一瓢凉水牛皋泼下，清醒过来的夏国贵人们也只能在国主的领导下继续奋力抗击同军。
    此战，不求真能翻盘打赢强大的敌军，只求能让同军意识到夏人的不屈，而放弃对夏人的残酷压榨，尽力保住夏地的传统。
    因地理条件限制，夏国大部分人口和城池都集中在其东南部，而以兴庆府为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