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演义》第59章羊祜临终言伐吴武帝决意出六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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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祠外建碑，道途相望，相率流涕，后来杜预号此碑为堕泪碑。
    正拟举兵伐吴，忽闻凉州兵败于叛贼树能机，刺史杨欣，又复战死，武帝又未免踌躇，仆射李熹，独举匈奴左部帅刘渊，使讨凉州乱党树机能，侍臣孔恂谏阻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刘渊岂可专征？若使他讨平树机能，恐西北边患，从此益深了。”武帝乃不从李熹言。
    西晋因西北未平，尚不暇顾及东南。吴主孙皓，还道是四境平安，乐得婬佚。每宴群臣，必令沉醉，又尝置黄门郎十余人，密为监察，群臣醉后忘情，未免失检，那黄门郎立即纠弹，孙皓即令将失仪诸臣，牵出加罪，或剥面，或凿眼，可怜他无辜遭谴，徒害得不死不活，成为废人，这已前章细叙。
    晋益州刺史王浚，察知东吴情事，遂奉表晋廷，略谓：“孙皓荒婬凶逆，凶暴反常，宜速征伐。如一旦孙皓死，吴国立一贤君王，则成晋之劲敌，至时很难迅平东吴。臣造船七年，未得出发，反致朽败。且臣年七十，死亡无日，愿陛下无失时机，亟命东征！”
    武帝复召廷臣会议，贾充、荀勖等仍执前说，力阻行军，唯张华忆羊祜言，赞同王浚议。
    适将军王浑，调督扬州，镇守寿陽，与吴人屡有战争，遂上言：“孙皓不道，意欲北上，应速筹战守为宜。”
    朝议以天已严寒，未便出师，决待来春大举，武帝亦乐得休暇。
    一日，武帝正召入张华弈棋，忽由襄陽递入急奏，武帝不知何因，忙即展览，奏中署名，是荆州都督杜预，大略说是：
    故太傅羊祜，与朝臣异见，不先太博谋，独与陛下密议伐吴，故朝臣益致龃龉。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于无功耳。近闻朝廷事无大小，异议蜂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事，获效之后，召责前时异议诸臣，始皆叩头而谢，此正所以塞异端，杜众枉耳。今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若又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亦得无及矣。时哉勿可失，惟陛下察之！
    武帝览毕，顺手递视张华。
    张华看了一周，便推枰敛手道：“陛下圣明神武，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婬骄虐，诛杀贤能，及今往讨，可不劳而定，幸勿再疑！”
    武帝毅然道：“朕意已决，明日发兵便了。”张华乃趋出。
    翌晨由武帝临朝，面谕群臣，大举伐吴，即命张华为度支尚书，量计运漕，接济军饷。
    贾充闻命，忙上前谏阻，荀勖、冯歔，亦附和随声。
    武帝不禁动怒，瞋目视贾充道：“卿乃国家勋戚，为何屡次挠我军谋？今已决计东征，成败不干卿事，休得多言！”
    贾充碰了一鼻子灰，又见武帝变色，且惊且骇，忙即免冠拜谢。荀勖、冯歔二人，亦随着磕头。
    武帝方才霁颜，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骏弟为副，于太康元年正月，统率二十余万大军六路伐吴。一路由镇军将军琅琊王司马伷出涂中（安徽与南京交界的滁河流域——当涂），二路由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安徽江北一带——牛渚），三路由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四路由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五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六路由龙骧将军王浚与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士卒，浮江东下，东西并进，共二十余万人。看其将军之中，杜预地位最高，他是镇南大将军，而其余五人只是将军。分派既定，武帝才辍朝还宫。此年正好是咸宁五年十一月。
    吏部尚书山涛，素以公正著名，尝甄拔人物，各为题奏，时称为山公启事。他见武帝决意伐吴，不便多嘴，至退朝后，但私语同僚道：“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若释吴以为外惧，未始非策，何必定要出兵呢？”
    山公语亦似是而非，彼时祸根已伏，即不伐吴，亦岂能免乱？及东征军陆续出发，西方捷报又至，武帝益锐意东略，督促进军。
    这正是：孙皓实为亡国君，时机错过岂能来？徘徊多年终不定，一旦意决军山海。
    评：晋武帝灭吴之策一直摇摆不定，其总觉晋边不稳，时有叛乱，且又有贾充等大臣的反动，羊祜和王浚多次上书，乘孙皓昏暗，及时伐吴，平定天下。后又有许多大臣将军主张伐吴，晋武这才下定了决心，分派军队大举伐吴，这才又翻开了历史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