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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后面更好地采访孙书记,我得再用点时间,把松林村的发展变革和几代人之间的恩怨理一理。
张瞎子当选为村长后,曾经还被请到各地去宣讲包产到户的经验。每到一地张瞎子总是谦虚地说,包产到户不是他想出来的,是农民自己想出来的。实际情况你懂的,是农民逼着他干的,他只是顺应了老百姓的意愿和形势的发展,其实他是冒着风险的,甚至做好了下地狱的准备。看到现在家家户户吃上了白米,日子过得欢欢喜喜,他说就是当初死了也值。有时讲得兴起,还把石山多这个逃犯的过人之处也提起,让董书记难为情地跟大家解释,有些事不能当真嘞,张村长是想讲点冷笑话来幽默大家的。外出宣讲回来之后,张瞎子身上多了不少光环,又是首位公推直选的村长,很多人都看好他的前途,估计不久就可以上调到公社去,但张瞎子一点心思都没用在这方面。他还是爱种庄稼、爱开玩笑,爱牵着他的大牯牛在松林湾附近溜达过来溜达过去,作风脾气一点都没变,很受老百姓的喜欢和拥戴。
父亲曾经问过张瞎子:“当初你的心思也是听上面的,很多时候都是一条道走到黑,后来变得很会听取和接受群众意见了,你那个死脑筋是怎么转过弯来的?”张瞎子说:“我主要是怕饿死人呐,我是遭饿怕了的,让老百姓一再饿肚子,你这个队长还怎么当得下去?”张瞎子虽然没有讲出大道理,但历史转折时刻,他没有顽固到底,而是顺势而为,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站在时代的前列,和父老乡亲走在一起,这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和你们这些年轻后生都应该为他点赞的!当然这些话是父亲后来对我说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又兴起了合乡并村改革。由于一河环绕、天圣山阻隔,又属于两县交界地,松林村管辖范围未变。只是把生产队整合成了更大的村民小组,我们二、三队合并成了一个村民小队(组),彻底解决了堰塘湾那片土地的历史遗留问题。合乡并队后,张得民继续担任村长,但越到后来,他越没有权力欲。收超生罚款没动力,派义务工和搞村提留不积极,把很多心思都用在了为石山多无罪上诉和寻找石山多回来方面,也没把当村长当一回事,有关方面也很想把他换下去,可群众都要求他继续当下去。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看见农民负担越发沉重,三农问题积重难返,张瞎子就经常为农民负担奔走呼吁,说一个村长的本职工作就是保护农民和热爱土地,加重农民负担就是在鱼肉百姓横行乡里,把农业搞死就是在搞死自己,也是在搞死国家。在一次下队干部到村上开会时,因激动发言张瞎子突然晕厥过去。醒过来后,他给儿子张野山简单交代了几句,就匆匆离开了人世。害得我们松林湾的很多人跟着张野果兄弟哭了好一阵子,然后全村人再隆重地把他埋进了他热爱着也热爱着他的那片土地。
后来才知道,临死前张得民对张野山说的是,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石山多,叫张野山兄弟无论如何都要去把石山多找回来。原来,在私自分包了部分土地的那个冬天,张瞎子被抓进去关起来后,在汪部长的运作下,为了及早出来,在证明石山多想炸死老瓜皮帽的材料上他是签错了字的,是他害了石山多,他为此深感惭愧和不安。本来他反复强调的是石山多只想炸大黄狗吃,根本没想炸老瓜皮。可等他签完字,后来出示的白纸黑字却显示,石山多一直以来都想谋害老瓜皮,爆炸现场的证明人就是他张瞎子!皮大队长跟他道歉后,他本想趁热打铁让当事人老瓜皮证明石山多确实是被冤枉的,然后一起进行无罪上诉,哪想还没来得及皮大队长就含恨离开了人世,还因请他喝酒让皮家误认为是自己气死他的。
难怪当初石山多最后一次回来时,张野山要化妆掩护石山多逃脱哦,原来张野山一直在帮他爹张瞎子偿还欠下的债务。其实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张瞎子在石山多犯罪材料上的签字并不为过,一则他本人识字不多,二则人这一辈子在很多情况下都得违心签字,当然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最好守住底线不要乱签。从已知的情况来看,造成石山多伪罪藏身至今未回的原因有很多,是很多客观条件加主观因素和历史局限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某个角度说,我和张野果更对不起石山多。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对不起石山多,还有石营长,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把石山多找回来,同时也应该把石营长留下来的土地和天圣山守护传承好。
不久,在汪云长最后一次回来看了汪部长之后,听说知青大哥下了岗,婆家失去了依靠,汪正芳又没有工作,正在成都平原艰难度日,汪部长也因此一病不起,因病而逝。他唯一的要求是把他埋进堰塘湾,他要看着汪正芳和汪云长回来,还要看着石营长魂归故里。他没有说要看着石山多回来,估计在内心深处还是一直盼望着。埋在地下的汪部长与张瞎子在松林湾两边上坡上对望着,既在默默守护着老家的田土,也在默默追思着松林湾的开创者,更在默默送别和迎接离开与回到这片土地的后行者。
松林湾的深秋,太阳看上去依然耀眼,野地里的风很凉也很乱,还未来得及翻耕的稻田散落着发黄的秸秆和遗弃的再生稻,任凭鸟雀啄食,样子未免有点单调和滑稽。大地已经显露出大片的灰黄,叫人沮丧,想爱又爱不起来。灌丛与野草自身命运难保,既无心招摇更不愿搭理农人。能引发农民兴味的,只剩下果树和菜园了。天圣山和青冈坡沐浴在饱满的阳光中,各种树木躯干魁梧,树冠蓬松,繁密的树叶迎风摇摆,绝大多数杂七杂八的果实已被悉数摘走,只有天圣树上青涩的果实在树叶枝头间若隐若现,在耐心地变得丰满和甜润起来,仿佛隐藏在山间的精灵,守护着农民最后的希望把松林湾带进新时代。菜园则是另一番风致,各种菜蔬通身透亮层次丰富,从里到外发散着生长的力量和佳肴的味道,灰白、青绿、紫红、橙黄迎面扑来,既赏心悦目又秀色可餐,让人心头一热,勾起心中潜藏的食欲和蛰伏的激情……那是二十多年前松林湾特有的景象。
在爷爷张得民与外公汪部长过世后,张飞地与张小妹以较好的成绩先后考进了大学,算是跟张家和汪家都争了一口气。在那个时代,义务教育徒有其名,农村教育农民办,从读小学开始,学习费用连年上涨,甚至还要承受捐资借款搭车收费等额外负担,大红兄弟当初就是因支付不起昂贵的学杂费不得不中途辍学而外出打工去。张氏兄妹一路读上去,家庭经济负担那是相当沉重的,但在张野山两口子以砸锅卖铁精神的感召下,兄妹俩居然没有波折和耽误一口气读完了大学,并且在珠三角找到了十分满意的工作。受此鼓舞,张野果也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目前他的独生子正在国外留学。
进入本世纪前夜,我们松林湾的青壮劳力大都跑了出去,松凤镇的新兴产业也基本转移到了大城市,只有张野山和张野果兄弟还坚持在天圣山种地和繁育果子,说他俩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松林湾和天圣山的,一定要繁育和开发天圣果,暗中等待石山多回来。
那时农民越来越不好当。天气越来越怪,种植成本越来越高,农产品可兑换价格越来越低,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以前随便种点什么,都有所收获,到后来无论种什么,都有点入不敷出,好像什么都不敢种,种什么都要亏本。那时的农民最没有存在感,既缺乏经济上稳定的来源和收入,更缺乏安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慰。当然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自主精神的释放,在乱云飞渡中逆生长,挣脱被人掌控的命运之绳四处闯荡,在黑夜中寻找梦想。所以一批又一批的人逃离了故土,涌向了沿海和城市,推动和创造了中国奇迹。
在老家,当其他村民还在大规模种植水稻、小麦、红薯、玉米等粮食作物作为主要经济来源时,张野果就在考虑带领村民转向。当选为村支书后,虽然熟悉的人还是习惯称他为张野狗,但这条野狗还很有世界眼光,嗅到了农业即将转向的味道。他告诉大家,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口粮肉成本越来越低,国内粮食种植成本高、价格低,靠种粮食和喂猪挣不到啥钱了,希望大家能及时调整种养结构,发展特色种养。但很多群众还是转不过弯来,害怕不种粮食就会被饿死,不喂猪就没有肉吃,就一根筋地坚持着种下去喂下去,直到种得一贫如洗,,甚至喂的猪蚀本也卖不出去。
前些年,不知张野果是怎么把汪云长忽悠回来的。汪云长回来后,带来资金和技术,通过发展蔬果专业合作社和进一步扩大山鸡养殖,很快就充实了村民们的钱包,使日渐落后的松林湾逐渐富裕起来,成为全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增收的先进典型,同时也促使松林村的人地关系和各项事务迅速变化。之后,汪云长开始海驼养殖,看来这既是一条康庄大道也可以借机搭建一个农民脱贫致富的平台,村民很快就跟了上来,而且一门心思只想赚大钱。不知汪云长又是怎么陷入债务危机的,后来怎么又会一跑了之?把一个烂摊子留给张野果和孙书记。害得现在张野果被抓了进去,孙书记被喊了进去。
为了厘清人物的走向,让我再简单地梳理一下我家兄弟的情况。松凤公社改名为松凤乡后,从公社礼堂看过去,街上的米卷店、餐馆、大小家具厂、服装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经过在最基层广播宣传战线的洗礼,大哥思想解放很彻底,奠定了不走后门、不追捧官员、不入官场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大哥经常在播音之余写通讯和宣传稿提一些振聋发聩的建议和主张,螳臂挡车一样,提倡城乡平等、农民平权、农民独立等主张,认为城乡公平关系到国民之独立公平,然而这些东西都如石沉大海一样,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他想唤醒农民,但农民首先得考虑温饱和生存,哪敢奢想成为独立平等之国民?到后来,大哥的广播和宣传逐渐失去了听众和受众,但在公社礼堂放电影启蒙群众再合适不过了,大哥很快迎来了电影放映的黄金时期,启蒙的结果发现自己的收入还很过得去。没过几年,我们的松凤乡就升格为松凤镇,董书记也将调到县上赴任。由于留恋唾手可赚的卖电影票利润,大哥放弃了进一步启蒙农民的重任,坚持留在公社继续放电影,不久电影放不下去了,大哥又改行放电视和录像。后来还搞起了组装倒卖兼维修黑白电视机的生意,由一个思想启蒙者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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