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之我若为皇》正文卷第179章失道者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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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这报纸的名字并不叫全民月报，按照崇祯皇帝的想法直接叫人民日报得了，毕竟办这个报纸的初衷是为天下万民开智，让天下万民知晓天下大事。
    崇祯皇帝也想高调，可是实力不允许呀，这时候又没有后世的先进设备，最基础的印刷用的还是五六百年前的活字印刷术，交通也基本靠走，北京的南京想传到南京，没有大半个月根本想都别想，还日报，想屁吃。
    权衡利弊以后，崇祯皇帝只得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以月刊的形式办报纸，且崇祯皇帝规定，这月报必须以白话的形式来办，不得有之乎者也等咬文爵字的东西出现。
    月报的内容就更丰富了，大到朝廷的重要旨意、大明发生的重大事件，譬如战争、瘟疫、旱灾等的实时通报，小到各地发生的奇闻异事，某州某府某贪官被朝廷绳之以法、某地某人发明了某东西得到官府乃至朝廷赏赐等等。
    报纸的主编当然是外务府总管大臣曹化淳同知，当然，崇祯皇帝作为大BOSS，全程参与并指导曹化淳办报，全民月报第一刊里，崇祯皇帝还亲自写了一个小版面，意思是让百姓们同他一起共度时艰等等。
    朝廷百官对外务府本来就看不上眼，尤其是那报纸上的大白话看的他们直皱眉头，简直俗不可耐，无奈崇祯皇帝压根就不在乎这些官员的看法，天下是朱家的，也是百官的，但归根结底是百姓的。
    当皇帝不跟百姓站在一块，这位子就坐不久。
    唯一让崇祯皇帝不爽的是，第一刊的月报虽然只有区区两千字，但印刷出来的报纸却足足有厚厚一沓，没法子，即便曹化淳已经让工匠雕刻最小的模具，但终究比不上后世的机器打字机。
    根据崇祯皇帝的指示，外务府以北京为总部，分别在南京、成都等重要州府建立分部，除了大肆贴朝廷的宣传口号、标语宣扬朝廷的新政策之外，也同时刊印报纸和传递消息，倒是搞的有声有色。
    曹化淳整日都累的跟狗似的，但却干劲十足从不埋怨，只因崇祯皇帝曾当着朝臣的面说的那句，他曹化淳也是个男人。
    当然，此是后话，郑芝龙的这一批粮食算得上是崇祯皇帝的及时雨，有了这批粮食崇祯总算是心里有底了。
    上个月在山陕种红薯土豆的宋应星传来消息，经过数月的努力，红薯和土豆获得了丰收，所获产量至少可保住山陕全境不至于饿死人，这也让崇祯皇帝松了一口气。
    之所以只够山陕两地百姓吃用，首先是第一批推广，各地百姓对新物种都报着怀疑的态度，大多只是在犄角旮旯的贫瘠山地种些，其次是山陕依旧大旱，倘若没有杨嗣昌、黄道周一年多的挖渠工作，情况可能更差。
    这一年来朝廷在山陕两行省又是清田又是挖水渠、治瘟病，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可估量，朝廷缺粮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山陕，但不论怎样，崇祯皇帝总算能松一口气了。
    有了这第一茬的产量，待明年开春不用朝廷才敦促，两地的百姓自然都会主动去种植，在崇祯皇帝的授意下，曹化淳以专访的形式对山陕种植土豆番薯的具体情况做了专访，并刊印到报纸中，用以向全国各地推广，这简直比官府的效率高太多了。
    “告诉郑芝龙，蜀王的事儿不是首要的事儿，他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给朕造船和给朝廷运粮食，不论是商船还是战船，都要给朕开足了马力去造。”崇祯皇帝对杨嗣昌道。
    对于崇祯皇帝来说，郑芝龙最大的利用价值还是他在海洋里的力量，趁着还有时间，崇祯皇帝就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以这支水师为班底，快速复刻出另外一支、甚至两支水师以及贸易船队。
    不过崇祯皇帝还是有些不放心，当即命令王承恩去玉泉山找宋应星，让他选些机灵点的匠人，下次杨嗣昌出发去福建时，将跟着杨嗣昌一同前往福建，学习大型福船以及各类辅助船只的建造技术。
    同时壕镜学成归来的匠人立即去天津卫选址，建造西式战船、西式火炮。
    这些玩意儿必须尽早布局，因为从布局到成建制，时间跨度实在太大了。
    “是，微臣遵命，只是微臣有一事不明，朝廷当务之急难道不是各地藩王的叛乱吗，据臣所知，蜀王封地颇大，财力也最富，此番起事更是纠集了川蜀周边多位藩王，兵额数量可是完全不比福王少，声势之浩大，令周边百姓噤若寒蝉，陛下何以竟……”杨嗣昌本来想说陛下怎么能不当回事，可话终究没有说出口。
    “鲁王和孔胤植起事的时候声势难道小吗？可那又如何，朕只一次夜袭就将其打的溃不成军了，杨爱卿知道为何吗？”崇祯皇帝当然知道杨嗣昌想说什么，不过他并不在意，倘若杨嗣昌站在他的视角，当然也不会看不破这格局。
    “鲁王的兵马繁杂，且大多是新募集的民壮，缺乏训练也缺乏战马，京营兵则训练一年有余，兵强马壮。”杨嗣昌沉吟了片刻回答道。
    “非也，非也，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唉，你啊，还是没理解朕的真正用意，朕先前就说过，民心可用，民智可开，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次回去，你且好好琢磨琢磨。”崇祯皇帝并未解释太多，一来杨嗣昌并不是死脑筋，回去好好想想肯定能想明白，二来他也懒得去解释。
    说白了，早在藩王开始有了叛乱苗头时，东厂、锦衣卫和外务府的十几万搞宣传、监察的缇骑、番子们就没闲着，一直在为朝廷、为崇祯皇帝宣传新政对百姓的好处，不论是清田还是商税，亦或是撤销卫所，全是为了让百姓们能吃饱饭。
    尤其是外务府的宣传方式非常接地气，经常就是派人专门一个村镇一个村镇的亲自去当众讲朝廷的大计，用的也都是白话，百姓们虽然大多不识字，但道理还都是懂得，尤其这两年朝廷又是减免税赋、又是给他们分田地的。
    藩王和朝廷哪个真正对他们好，这还用说吗？
    有了这些早便布置好的前期准备，再加上崇祯皇帝手里也不缺兵，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藩王的造反在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没有百姓跟在他们后头，只凭着他们自己那点积蓄折腾，又能折腾多久？
    你有银子时，这些民壮可能为了吃饱饭跟着你折腾，等你钱粮不够了，是不是要去抢？你若真的去抢了，反倒更是正中崇祯皇帝下怀了。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至于崇祯皇帝为何让郑芝龙不必太操心蜀王的事儿，一方面是郑芝龙的主力是水师，崇祯皇帝并不想郑芝龙掺和太多陆战的事儿，二来，蜀王的事儿他早就计划好了，蜀王的所谓大军倘若能出了川蜀，算他崇祯输。
    杨嗣昌被崇祯的话说的直皱眉头，倘若是以前，杨嗣昌肯定会觉得崇祯皇帝是乱说，但这两年的经历告诉他，一切的事情都在朝着崇祯皇帝当初的预料发展，当今陛下仿若能掐会算的神仙一样，总能在最关键的节点算计好一切。
    以至于杨嗣昌在思索对错时，总会去先考虑自己的原因，看陛下的意思，蜀王的兵马肯定早已有了对策，这到不用他来多嘴了，只是刚才崇祯皇帝的一番话却又是发人深省，这就是陛下所言的民心与民智吗？
    杨嗣昌最终还是忧心忡忡的离开了乾清宫，他发现每次与崇祯皇帝长谈，总能受益良多，但每次却都带着更多的疑问回去。
    三天后，鲁王、衍圣公大军溃败的消息传至整个顺天府，并非常迅速的向外地扩散，尤其是衍圣公、鲁王、德王、衡王都惨死于乱军之中，更是成了京畿各地州府吃瓜群众们的酒桌谈资。
    十一月初二，也就是鲁王兵败后的第四天，崇祯皇帝下旨，鲁王、德王、衡王、衍圣公均除爵家产充公，鲁王、德王、衡王直系子嗣、妃嫔皆处死，孔府全族贬为庶民，一甲子内不得参加科举不得为官。
    这消息就更劲爆了，一时间连朝廷里的百官都毛了。
    御史从发布诏书的第二天起，崇祯皇帝收到的奏疏数量瞬间激增了三倍多，大体上都是劝崇祯皇帝收回成命，从孔家嫡系子孙中再选出一位来当衍圣公，言辞之恳切、申明之大义，倘若是前任，肯定就会毫不犹豫的顺应官心。
    朝臣们一位崇祯皇帝在第二层，可崇祯皇帝却早就到了第五层，他们的奏疏崇祯皇帝大多都是看了一眼便被他扔到了一旁的木头箱子里封存，这叫留中不发。
    意思是你们奏疏朕看了，但是朕假装没看到，也绝对不会处理。
    同时崇祯皇帝也让厂卫多多留意民间对于此事的看法，相比于官员们的意见，崇祯皇帝最看重的还是百姓们的看法。
    然而这两年来，不论朝廷如何动荡、崇祯皇帝如何折腾，却从来没有折腾过自己的百姓，即便是藩王造反，崇祯皇帝也以怀柔政策将此事对百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与朝堂之事甚至衍圣公的事儿想比，百姓们最关心的还是粮食问题和土地问题，韩山河派出去的便服缇骑询问田地里的老汉，不少人开头一句便是，孔胤植是哪个？于是崇祯皇帝心中大定。
    距离北京城只剩不到两百里的福王朱常洵，自然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原本鲁王兵败，少了一个竞争对手，朱常洵应该高兴才是。
    可是朱常洵却完全高兴不起来，鲁王也好，他朱常洵也罢，为了募集手里的这些兵马都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然而他们引以为傲的大军，在那位暴君手里竟然连一天都撑不过去。
    当朱常洵知道如此大规模的野战，朝廷最终的损耗不过三百人时，朱常洵当晚连觉都睡不着了。
    令他睡不着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鲁王战败，而是包括鲁王在内，德王、衡王、衍圣公全部死于溃军，这事儿骗骗老百姓还行，想骗他朱常洵却是不可能，这其中必然有那暴君的命令，否则京营将领怎敢擅作主张。
    他们是藩王，即便兵败，也有豁免权，虽然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吃香的喝辣的，还得被监禁在一个小院子里，但总能吃喝不愁。
    然而，鲁王的死却将朱常洵的后路给彻底封死，这就意味着这次起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朱常洵第一次觉得，没有第一个感到京城，是一个多么明智的决定。
    与此同时，即便朱常洵严令此事不得外传，但这消息仍旧像长了腿儿一样，没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