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鼎1617》第六百零七章你断人财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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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的话，也需要4800万银元。这还是中间环节没有人上下其手的理想数字。若是税吏们存心坑一下这些官绅，又或者他们打算买粮食缴纳田赋，你治下的隆盛行粮食商人们趁机扳价，那这些官绅士子们可就是连哭都找不到坟头了！相公，听我说完了这一大套话，是不是终于可以体会到南直隶官绅们的心情了？这完全就是在要他们的命！”
    “现在外面已经有小儿在传唱歌谣了，说什么昔为富之基，今为累字头。说的就是你根据田地情况征收催缴积欠钱粮之事！”
    李贞丽脸上带着一抹杀气。夫妇同体，虽然她现在还没有和李守汉正式成为夫妇，可是，南京城内外，又有哪个不知道她的身份便是国公府的夫人？有人和李守汉为难，不是和她李贞丽过不去是什么？更何况，这些同相公过不去的人当中，有无数人是从她的手中领了相公给他们的好处，才勉强在这乱世当中生存下来。如今为了一己私利，便翻脸无情，与相公为难作对。这不是有该死之道是什么？！
    “原来如此！”李守汉经过李贞丽如此这般鞭辟入里的分析，顿时清晰的把控了江南集团这些人在私下里搞得小动作的缘由和目的所在。
    雇佣地痞流氓在暗中集训，召集准备恩科考试的秀才举子们集会，不停在这些即将的既得利益者当中制造舆论和影响。“他们打算在南京再来一次苏州抗税风潮吗？只可惜，复社的张溥死了，没有人再能用如椽大笔写一篇颠倒黑白的《五人墓碑记》了！”
    李守汉想到了司马新元和叶琪等人的敌情密报，不由得脸上浮现出了一道杀气。
    所谓的苏州抗税，可不是像陕西灾民那样为了高额的农业税摊派而愤而起事抗粮。而是大机房主、大织户们为了抵制商业税收而组织的暴力抗税行为。明朝末年，军队制造士兵“哗变“，要胁长官，地方通过制造“民变”，要胁政府的事件，时有发生。为的就是自己的利益而组织的刷存在感行为。
    试问，当北方因为地域辽东反贼和赈济灾民而不断的加捐加派的时候，苏州乃至整个江南的财主老爷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公然组织起来抗税。
    当然，按照复社首领张溥的妙笔生花，讲述了一个太监迫害忠良，激起民愤，人民反抗太监，遭到镇压的故事，张溥热情讴歌了五位常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为了正义英勇献身的伟大精神。
    “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发现什么了没有？里面反复的提到了同社诸君子。那么，苏州抗税，和五人墓笔记这篇让无数考生背诵的极为艰难的含混晦涩的文字，到底是什么？
    其实，说到底，不过就是东林一党为他们背后的金主而出面组织市民（雇佣流氓无产者？）而进行的一次民变而已。
    从导火线的“蓼洲周公”周顺昌，到组织领导这次打着正义旗号进行的暴力抗法行为的，都是东林党人。
    “行为士先者”，即是领导暴动的应社骨干杨廷枢和文震亨等人，是东林党人。杨廷枢是应社元老，地位仅次于张溥和张采，文震亨和他的哥哥文震孟都是一时俊杰，也是复社的中坚，文氏兄弟的曾祖更是是明代著名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文家在苏州极有势力。
    上书要求厚葬五人，“以旌其所为”的是东林党人。“请于当道”，要求厚葬“五人”的“郡之贤士大夫”分别是“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即是太仆寺卿吴因之，翰林修编文震孟和姚希孟。其中文震孟和姚希孟都是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也都是朝廷大员，两人还都担任过崇祯皇帝的日讲老师，姚希孟是文震孟的外甥。
    保全五人头颅并为之捐资修墓的是东林党人。
    为“五人”撰文的是应社和复社的创始人张溥。
    “好吧！他们既然想死，那本公便成全他们。”
    “看看到底是谁掌握的底层群众力量多，看看到底谁的舆论宣传工具厉害！”
    最后慷慨赴死的五位义士，一位是周家的轿夫，其余的四位都是优伶、伙计、商贩之类的，全部都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