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镜梦》第四十九章天下总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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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了吧。”
    听到直秀还有心思调侃，小栗忠顺不禁被气得火冒三丈。
    但自从去年庆应元年（1865年）春，他因为提议“原领奉还”而被明升暗降，从勘定奉行、外国奉行转任江户南町奉行后，脾气已经收敛了许多。
    因此小栗在哼了一声后，就静待直秀下文——要说不出一二三四，我就让道子找英子告你的黑状，让你后院葡萄架彻底倒掉！
    直秀看着好友着急的神色，不禁长叹一声，要不是相交二十余年，他真的会以为对面是个戏精：
    扶桑皇帝挂了，关你个江户南町奉行毛事！
    另外老弟你都这样了，被人从新政革新的“又一”先锋上搞下来了，还考虑辣么多干嘛。
    想到此处，尽管觉得好友傻，但直秀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
    庆应元年（1865年）春，小栗忠顺在两年前提交《扶桑殖产兴业建白》后，又悍然上书幕府中枢，提出要“原领奉还”。
    啥叫“原领奉还”？
    幕府的旗本不是有世袭石高么，大家手里都有知行状安堵书。可幕府二百年来不断收权，到了今日，五百石以下的旗本，领地其实早就没有了，都是代官在管理，每年坐等着分米也就是了。
    而且，就算五百石以上的直参旗本，因为所有旗本都被要求居住在江户，除了奉公任务不得离开，也有好多将领地委任代官管理的——天南海北的，自己又不方便回本领，与其让家臣折腾，反倒不如交给幕府，旱涝保收不是。
    小栗提出的“原领奉还”，就是要把这些旗本知行地都奉还原主，该谁家的地，那就让谁家管理。
    此建白一经呈上，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但一万多旗本中，大多数都对此极为愤怒！
    其实小栗在建白中说得很清楚，“原领奉还”有几个好处：
    第一，因为物价沸腾，御领各地实有骚乱。
    所以呢，大量旗本回本领后，幕府在地方上的人力、武力增加，可以起到安定四方的作用。
    第二嘛，则是旗本在江户大多浮华相竞，失去了武家风骨。
    这回乡，就算不能立马振作，但开始经营自己的领地，这用心之下，总能学点什么有用的东西吧。
    最后，小栗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从天保革新（年）、安政革新（年）、文久革新（1862-1863年），直到元治元年（1864年）正式开始的殖产兴业，幕府多次要求缩减冗役和节俭财政，可都因为旗本聚集江户的原因，导致步步维艰。
    小栗说的对么？
    最起码。直秀等维新派幕臣是觉得没错的。
    如果类比的话，武士这个扶桑特产，和西洋的贵族老爷、清人的八旗子弟，那基本没啥两样。
    架子大、排场多、浮华相尚，就算不能说所有旗本都这样，但十成里八成是跑不掉的。
    而且因为基数大、人脉深厚，尽管幕府多次革新中都提到了选拨良才，可最终，大部分的役职还是落入这些人手中。
    其实不给这些纨绔役职也不行，一万多旗本，加上数倍于此的子弟，又都喊着自家数百年为德川家流过血流过汗，不但情理上不好推脱，而且从程序上也说不过去——不从武士顶层的旗本中选取役职人选，德川家根基不就动摇了么，天理幕令何在？
    当然了，如今西洋大举侵迫，有能力的御家人甚至普通町人、商人、职人、百姓都有了出头之日，比如直秀这样的二半场，不也青云直上了么。
    但是呢，一条臭鱼就能腥了一锅汤，何况这锅里臭鱼还比鲜鱼多，因此这啥事都难搞啊。
    小栗对此忍了很久，实在是忍无
    可忍了：
    当年作为长崎奉行，他主持了“以扶桑金易海外银”的密贸易，当时盈利了255万天保金小判之多，折合如今的万延小判金850万之多！
    就算变成英镑，那也是205万，这能干多少事啊。
    可最终呢，尽管当时的大老井伊和小栗等人严防死守，可还是有三成五被巧立名目挪用了，补贴的就是各路旗本人家——有钱不得可劲造啊，多发点赏赐、手当金啥的，多让几个子弟出仕，多盖几个宫殿、多开几项普请工程供各路神仙卡油，这钱不就哗哗地流出去了。
    再加上当年大老井伊为了平息与鲁人的争端，交接英佛加赔款，一共花出去100万天保小判。
    可怜辛辛苦苦，甚至开埠在即、不惜引发金银铜三货动荡才搞到的这笔钱，结果到文久元年（1861年）十二月，自己带队出使欧罗巴，准备买战船买机械的时候，就仅仅剩下了二成多，折合英镑才不到50万！
    就这，最终落到使团手里支配的，才不过10万英镑，这不是搞笑么——就算十不存一，那应该是20万英镑啊。
    而且，之后这种事越来越过份。
    后来的文久革新建立的幕府新军，以步枪上的刺刀为例，三分之一的采购费用，居然是给幕府经办武士的回扣，结果所有的刺刀都是粗制滥造，根本不能用。
    可帮自己调查此事的好友大目付驹井朝温，居然愣是被转任了，此事后来也仅仅处罚了几个小卒子，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葵祭之变”后，大占上风的幕府加快了殖产兴业的步伐，因此小栗忠顺更不能容忍这些尸位素餐的旗本：
    为了筹集款项，幕府不但向各家豪商摊派，甚至还增加了町人、百姓的赋税。
    而且为了联合诸侯，很多项目也向他们打开口子集资。
    这要搞砸了，首倡此事的小栗家粉身碎骨不说，恐怕幕府的根基也要被大大地动摇。
    因此呢，小栗才上书要求“原领奉还”，希望借机清退大量的冗役提升效率，同时也减轻幕府的人员支出。
    当时直秀苦苦劝阻，可好友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愣是没拦住——小栗他老爹忠高气得大病了一场，差点没挺过来。
    结果呢，小栗是爽了一把，可之后就被从勘定奉行调任，虽然江户南町奉行的位置更高一点，但明升暗降谁不明白啊。
    要不是顾忌他是殖产兴业的领军人物，恐怕小栗早就被打入另册了。
    而且这件事，也引发了很多幕臣对殖产兴业搞维新的警惕。
    再加上前一年“葵祭之变”后，幕府在明面上重新占据了上风，这艰难时局过去了，难免有人另起心思。
    因此此事后，维新派开始由春风得意变得被动——所谓的维新派，就是文久三年（1863年）《扶桑殖产兴业建白》被正式提出后，扶桑各方对支持此事势力的称呼。
    维新派首领，政事总裁庆永，从此开始失去一言九鼎的地位，虽然他名义上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下面的人阴奉阳违，他多数时也无可奈何。
    本来“葵祭之变”后，将军家茂对维新派信众异常，幕府内部也对维新派寄予厚望，导致当年的局面非常之好：
    一直坚定支持幕府的“国是参与”岛津齐彬，被幕府任命为第一位外藩“大佬”，在公武合体之后，开启了幕藩合体的道路。
    而政事总裁庆永的谋主横井时存，他提出的进奏院设想，也被顺利通过。从此，各藩都可以派遣有力人士，在江户参与治政议论。相比之前浮于表面的幕藩大评定，这进奏院，可是让诸侯尤其是外样的声音大了许多。
    而且呢，幕府还开始大刀阔斧地破除藩篱，邀请诸侯推荐英才俊士担任中低级役职。
    比如直秀的勘
    定奉行，就是这么来的。
    选直秀呢，也是因为他身份特殊：
    原本直秀就是德川家的大身旗本，后来虽然儿子茂敏以白主松平家的身份立国，可作为传统的优容手段，他大身旗本的资格被幕府保留了下来。
    虽说直秀这种勘定奉行，主要工作是协调诸侯各家配合幕府殖产兴业，不但很多机密不得与闻，而且得自带豆包——白主松前家给幕府的献金献礼，这些费用可比直秀拿到的役料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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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管怎么说，直秀作为事实上的“御连枝大名”陪臣，能深入参与幕政，无疑是幕藩融合的开始。
    不是有句俗话么，万事开头难、千金买马骨。
    尽管谱代甚至外样大名的陪臣，当时还没有谁能做到直秀这样高的位置，但当时大家都相信，幕府提议的扶桑一致，看起来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甚至因为直秀是别样的勘定奉行，除幕府御领之外，负责协调全扶桑各地的经纶，当时还有人称直秀为“天下总代官”。
    当时的局面好到什么程度，与幕府接近的诸侯，甚至在进奏院中提议，尽早撤销各家的关所，扶桑内部各家不互相征税！
    但因为庆应元年（1865年）春，小栗忠顺提出要“原领奉还”，这样的大好局面开始受到抑制：
    首先是，幕府内部开始对维新派提高警惕。
    如政事总裁庆永的威望下降，不过是各种各样不配合的代表而已。
    其次，很多幕臣开始排斥外来的役官。
    这些幕臣，以非旗本不能保证忠心为名，开始排挤少量进入幕府的各家陪臣。
    而且呢，打击面很广，不但外样诸侯的陪臣不得烟抽，连亲藩、御连枝及谱代的陪臣出身的，也开始被各种歧视。
    至于吸引新人进幕府治政，那更是变得难上加难了。
    比如，日进斗金的横滨劝业银行，本来总裁是庆永的心腹三冈八郎。
    可在有心幕臣的操作下，居然通过豪商新入股的形式，居然架空了三冈——难为这些人，居然搞清楚了西洋董事的概念，导致三冈被各路神仙组建的董事会搞的焦头烂额。
    至于幕藩合营的横须贺制铁所，倒是逃过了一劫。
    这是因为，1867年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初显端倪，从1864年开始，英人大举压迫米人造船业。
    因此呢，范德比尔特家族开始收缩船舶制造，在劝说下，将两个船坞和大量机械转到扶桑，开始陆续卖给横须贺制铁所。
    作为米人公使小范德比尔特，他表示了对此事的关注，不管是啥原因，反正就没人敢在找须贺制铁所的麻烦了。
    但这些不爽，都是小栗忠顺的锅。
    虽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