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祚高门》成汉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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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本的历史上，桓温接替庾家执掌荆州军政大权未久，便本着先捏软柿子的原则而发兵灭蜀，先作立威。
    当时桓温以荆州精军万数溯流而上，自永和二年的十一月在巴东鱼复白帝城发兵，到了永和三年的二月份，大军便已经抵达了蜀地腹心的青衣江，沿途几乎没有遭遇任何的阻挠与抵抗。
    直到桓温军队抵达了青衣，成汉上层才有所警觉，派遣大军南下岷江附近的合水进行抗拒。然而成汉统军将领昝坚关键时刻判断失误，没有选择固守合水附近，而是选择继续向前，跨江进入犍为据守，恰好完美错过了桓温的军队。
    于是，桓温的军队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于永和三年的三月便抵达了蜀中彭模，而彭模距离成都仅仅只有二百里的路程。此时，成汉将领昝坚还率领军队于后方的犍为寻觅敌军的踪迹。
    桓温军队抵达彭模之后，又是袁乔在关键时刻提出建议集中兵力直取成都。晋军今次入蜀本就出其不意，成汉根本没有时间调集兵力进行抵抗，此前不久又刚刚将成都本就不充足的力量分出一部分，因是当桓温兵临成都的时候，可谓是直闯空门。
    两军于成都城外笮桥会战，晋军大胜，攻破成都，汉主李势惊慌遁走，之后不久，又在臣子们的劝说下向桓温投降。
    统治蜀中四十余年的成汉政权，在桓温发兵不足半年的时间便告覆亡，而桓温也借由此战，正式确立其分陕重臣的权威，成为典午朝中第一人，给之后的北伐做出了坚实的铺垫。
    毫不夸张的说，桓温灭蜀一役，不要说在东晋这样一个偏安江左的背景之下，哪怕放在史上任何时期，都是一场值得大说特说的辉煌战役。
    虽然过程中多有侥幸，但世上从无笃胜之战，战争中的变数无从避免，能够巧妙的利用变数以争取最大的成果，这正是将帅不可或缺的禀赋。精军出击，速战速决，桓温在这过程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东晋偏安百年的国祚传承中最高光时刻之一！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大梁皇帝陛下最终也没能将桓温收为己用，甚至彼此走入敌对，但是对于桓温一直都怀有颇高敬意。不过大梁在筹划灭蜀的时候，历史上桓温灭蜀的过程经历却是参考不大。
    以区区万数之众，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便攻灭成汉这样一个本就得天独厚的政权，这样的辉煌战役本就难有复制的余地。任何一点元素的变化，都会造成大不相同的结果。
    单单在对于伐蜀这件事的态度上，大梁皇帝与历史上的桓温便截然不同。不同于桓温的壮阔激进，当今圣人功业思路本身便是先难后易，重点放在了中原与更加广袤的河北。而针对蜀中成汉，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种刻意节制乃至于视而不见的态度。
    造成这种不同态度的原因，就在于双方的立场与根基都不相同。当今圣人根基在于吴中，功业则成于淮南，在气候大成之前是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实力去插手荆州这样的分陕重镇。而当拥有了这种实力与威望之后，逐鹿中原所能获得的回报则更大。
    荆镇一直是当今圣人掌控薄弱所在，如果在北事悉定之前荆州攻灭了成汉，荆州、益州连为一体，彼此互补之下，便会造成更大的离心力，乃至于割据一方、自成体系。
    如今大梁新朝创立，章制即定，大势所趋，可以调动更大的力量去应对西南隐患，伐蜀才被提上议程。究其根本，就是在于旧年荆扬对抗的格局中，皇帝陛下没能掌握上游分陕重镇。
    当然，时机不同，所面对的对手也完全不同。如今大梁伐蜀乃是势在必行，也根本就不可能再如桓温伐蜀那般可以巧妙利用突然性，像是那种大军突然挺入蜀中腹地的机遇是不会有的，只能用强攻入。
    如今的成汉国内局势较之原本的历史上也大不相同，成汉虽然立国蜀中，但若要比较的话，其政权特色倒与三国之中的东吴有些类似。
    东吴孙氏虽然出身江东，但是孙策的创业班底却非吴人，得于淮泗之间豪强助力甚多，一直等到孙权时期，三吴本地豪强才逐渐加入到东吴统治秩序中来。
    成汉李氏虽是巴西賨人，但其真正依赖的力量还是秦雍六郡流民武装，但也还是在获得了以范长生为代表的巴蜀豪强的认可之后，才真正称霸蜀中。
    像是成主李雄在于益州刺史罗尚交战攻取成都这关键一战中，军中乏粮，正是获得了范长生的资助，才能维持军势不散，最终入主成都，并在范长生等人的建议与辅佐之下，于成都称帝建国，确立统治。
    为了获得范长生等当地豪强的支持，李雄不得不承认巴蜀豪强实际占据土地与人口的部曲荫附制度，甚至将之推及到巴氐权贵之中。因此成汉的立国根本，与此前李国于此的蜀汉大不相同，反倒与割据江左的东吴异曲同工，都是豪强大族联合体。
    成主李雄去世后，成汉宗室便陷入残酷的内斗厮杀中，在这表象之下同样也是六郡流民大族与巴蜀豪强之间的斗争与摩擦。
    之后国祚由李特一脉转入李骧一脉的李寿，而李寿此人便代表着这一次的较量再次回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但是六郡流民武装已经不再占有绝对优势，众多的巴蜀豪强成为成汉重臣。
    李势继位之后，其弟李广欲为储君并且获得了一批巴蜀豪强的支持，李势便在六郡流民代表的李奕支持下大杀巴蜀豪强，逼迫李广自杀。之后李奕又作乱国中，虽然被扑灭，但经此连番动荡，成汉国力也亏空到了极点。
    特别是原本支持李氏的巴蜀豪强们，也彻底丧失了继续支持李氏的信心，劝告李势向东晋朝廷投降。
    但是桓温平蜀之后，虽然也在极力拉拢巴蜀豪强，然而东晋朝廷出于对桓温的提防与本身的封闭性，并没有将巴蜀豪强接纳。像是力劝李势投降的蜀郡人常璩，入朝之后备受歧视，愤懑而死。
    如此一来，灭蜀之后东晋朝廷也没能享受更多惠利，而蜀地豪强也屡屡反叛，爆发出如范长生之子范贲与巴西豪族谯纵先后称王作乱。
    而在当下这个世道，李势没有逼杀其弟李广，而是立为储继并委以重任，率军驻守于巴西阆中。
    原本抛弃李氏的巴蜀豪强们，也因为大梁章制对地方豪强满满恶意而充满了危机感，对成汉政权仍然不乏死心塌地。如涪陵豪族徐氏大发郡卒，足足数万之众驻守于巴郡江州城。范长生之子范贲同样普集豪强部曲，驻守于犍为。
    换言之，袁乔所提议精军出击，在真正攻入蜀中腹地之前，还需要攻克江州城与犍为城这两座大江要塞。
    目下巴东方面能够出动的兵力，共有汝南王所统前锋八千人，后续国中仍在陆续增兵，天中南来共两万部众。至于荆州本部人马，真正编制清晰可直接出动作战的，唯有湘州刺史、南蛮校尉纪睦所统五千蛮兵。
    可是当这策略议定之后，还未等到正式施行，巴东境域中便又骚乱频生。不乏荆州本部部伍因为不满于不能参与作战而骚怨不止，甚至有舟船横阻水道，不愿错过这一逐功良机。
    汝南王沈云本就不乏愤懑，好不容易讨论出这一这种方略又被荆州悍卒骚扰不断，心中震怒可想而知，悍然下令将敢贻误军事、集众骚乱者就地擒拿，将要明正典刑、收斩于白帝城下！
    得知此事后，整个巴东境域中也是人心震荡，一时间氛围凝重到了极点。特别李阳、周抚等原本的荆州镇将，更是吓得魂不附体，唯恐还未伐蜀，荆镇便要大乱。
    若果真发生军士哗变而直通天阙，天中可还驻扎着刚刚从河北退回修养的十数万精军，一旦大军南来，荆镇必将血流漂杵、生灵涂炭！
    所以李阳等人一方面叩请汝南王暂且收回成命，一方面仓皇奔走、凭其声望压制住那些骚乱在即的荆镇军众，唯恐事态向最险恶境地滑落。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军士聚众骚乱，这是在淮南都督府时期便不容逾越的铁律，虽然李阳等人极力叩请哀求，但汝南王也只是小退一步，只惩首恶，一声令下，仍有近百荆镇兵长人头落地！
    除此之外，因有家门子弟涉事的周抚被夺职囚禁，即刻押送洛阳论罪，其职事、部伍由庐陵公陶弘暂领。李阳、邓岳等诸将不能御众严谨，致使军纪荒驰，俱寄罪于伐蜀之后待惩。
    李阳等人虽然身具高位，但是荆镇渊源悠久的部曲私兵构架，也让他们的职权不能得到由上到下的贯彻，诸将表面尊奉，但面对具体的得失权衡，又都各有算计。
    眼下的局势已经很分明，朝廷将要彻底整肃荆州军伍已是事实，对荆镇诸将士而言，眼前的伐蜀乃是他们仅剩不多的机会之一。一旦被排斥在此桩战事之外，他们前景将更加堪忧。
    汝南王惩戒李阳等一众将领，一方面自然是在彰显国法庄严，树立大都督权威，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保护他们，为了避免荆镇诸将在自觉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而串联推举原本的将主抱团骚乱。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朝廷一定会铁血镇压，而李阳等人也必将会作为首恶被枭首示众，无论他们此前功誉多少又或者心意如何。
    汝南王震怒，原荆镇诸将各遭训惩，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巴东的气氛也一天比一天紧张，甚至在他们所不知道的北方，天中已有三万大军分批进入了南阳！
    如此紧张氛围之下，作为大都督府军司副使的金玄恭向汝南王进言，荆州诸军整编事宜绝非短期可成，而伐蜀军期又刻不容缓，乡徒乐战，堵不如疏，与其勒令诸军不动，不如由之四出逐功。
    金玄恭的建议，同样分为了两部分，正面战场的突进，由目下业已整编完毕的王师部伍负责，直攻大江一线。
    至于其他仍未整编的荆州部伍，则由之逐战各方，并不设立具体的作战路线与目标，只是在获得确凿战果之后，再以营为单位而拨付钱粮、计功记酬，作为正面战场的补充。
    金玄恭这一思路，主要还是借鉴他们辽东鲜卑那种部落作战模式。鲜卑诸部，既没有充足的仓储后勤，又没有完整的军事构架，以战养战乃是常态。往往部落之间展开恶斗都是倾族而出，事后检点战果再来论功行赏。
    眼下荆州部伍，混乱不可计数，不妨暂且搁置不论，各勤战部伍先作出击，之后通过战功多寡再来进行追认整编。就算作战初期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伍规划，但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