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33章公事中没有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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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事堂，徐平与晏殊和章得象端坐，三位执政拱手行礼，分座议论朝政。
    徐平道：“以后至午时，众宰执到政事堂集议，用茶点。若无难决之事，午后各自休务归家，诸位以为如何？此为常例，若有紧急大事，可以急召众人来政事堂。”
    众人拱手：“谨依相公吩咐。”
    晏殊道：“丰胜路范仲淹奏，西北事务繁多，在朝廷多有阻滞，甚是不便。他提出宰执中可否分出一人，专理西北事务。如此一来政令通畅，上下皆得其便。”
    陈执中道：“我觉得，此议可行！”
    徐平看了陈执中一眼，淡淡地道：“公事之中，没有我觉得！各路事务，自有中书门下诸衙门处置。依制度而上奏，合于道理则行，不合道理则格。现在事有阻滞，是各衙门道理未通。政，就是当政者要正，学而能改则正。我初居相位，道德未立，其理未通，衙门理事心中有惑，至有阻碍。接下来的日子，你们定个章程，凡在京待制以上官员，每过多少天，聚集学为政。道理不辨不明，大家边学边辨，心中无惑才好理政！”
    众人没想到徐平穿上公服真是一点面子不给，心中一凛，一齐拱手听命。
    徐平又道：“宰执对省事通治还是分治，自唐朝就有议论。虽然一直有人说众宰执分治省事为便，却终究不行，凡分治用不了多少时间必改回来。为何？”
    “宰相当国，以什么当国？以贤当国还是以能当国？对道理似解未解，自觉君子当政该信而无疑者，就以为当政者必选贤君子，选贤君子后当用之不疑。此想法大误！宰执正位政事堂，非用其能也，用其贤也。理政当由各衙门依制度而行，宰执通其理。道理于政事中一以贯之，行于天下，去万民对朝廷政事之惑。一人其贤终有道理不通之处，是以数位宰执共处政事堂，查漏补缺，集众人之力而正宰相之位。朝廷理政之能，在中书门下诸衙门，非在宰执。若分治省事，是把中书分成几衙门，政事堂名存而实亡！”
    宰相是干什么的？确切地说，宰相不是处理朝政的，而是对朝政把关的。行政制度中的这最后一道关卡，就是要把政权的治国之理，彻底地贯通于全部制度和施政中。把秦汉时的丞相制度，改成多人执政的宰执集团，并不是为了分相权，也不是为了互相牵制，而是天命已经不被人民认同，执政者再由一个人向天命负责，已经难解人民对政治的惑了。
    丞相制时，天下有灾异，说明天对政权有意见，由宰相出来负责。或贬官罚俸，或者是直接换人，以应天变。在昭昭天命之下，如此做会获得治下之民的心理认同，有凝聚力。
    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由什么来保证？靠着选举制互相牵制？其实那只是部落遗风，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文化。现在北边的契丹还在行柴册礼，契丹皇帝是由世选制产生，凡有大事他们也是进行各世选诸侯的大集议。这是从部落直接进化到帝国的文明中，很多都会有的现象。徐平前世，很多人对政治不解其理，心中多有疑惑，至生心鬼，便请了洋人的制度来镇自己的心鬼。凡是洋人的制度中有的，便高呼为神，觉得不可战胜。从史书中看到契丹还存在着部落遗风，被心中的那尊洋神震慑，便就以为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高呼为什么大宋打不过契丹，人家契丹有着洋人那神一样的传统呢。
    如果按照这样的道理，那岂不是文明永远打不过野蛮，大家返祖算了。
    政治文明中，对政权有一套一以贯之的道理，合于这个道理的制度和施政，才能够施行下去。从开始选人才的第一步，便就开始贯穿这套道理，一直到最后的行政措施。通过长处累月的政治行为，这套道理与人心相呼应，最后形成牢不可破的群体文明。
    这就是徐平所说的，公事中，没有我觉得。穿上公服为扮，按照道理定制度，定施政措施为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去除个人的想法，一切按照治国之理来进行。
    范仲淹错把圣贤政治当成了君子个人修行，在思想意识上，确实还没有满足做宰相的要求。历史上他行庆历新政，就是让宰执分治省事，也就是一人管朝政的一块，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如此做看似很美好，却让政事堂名存实亡，失去最后把关的作用。政治中没有了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理，政治必然一片混乱，会迅速销蚀政权的合法性。
    庆历新政失败，后人归于吕夷简等保守派的打压破坏，是在失去政治道理后，非要找忠臣奸臣。这个年代哪来的忠臣奸臣？个人操守或有不同，但只是各人正位或失职，非关忠臣奸臣的事。不明道理则惑，惑而不解疑心生暗鬼，把人的文明政治解成了鬼神世界。
    此时政事堂里的人，对道理或有未通之处，但都知道以理治国，对徐平的话并无疑义。
    章得象道：“日前圣上访进士取士，诗、赋、策、论先后。叶清臣言，查唐朝取进士旧制，先策，次论，次赋，次帖经、墨义，似较为稳妥。”
    徐平道：“朝廷取进士，选贤也，通治国之理者用之。科举之制，其来有自，查其源当起自两汉察举之制。两汉为何用察举？因其以昭昭天命，大镜悬天而解民于政之惑。以天命治天下，则民间必有知天命之贤士大夫，以此查而举之，与其共治天下，此汉之朝廷不敢违天之意也。两汉其国得自天命，是以天子必孝于天，天则佑之。以廉治国，不敢欺天是也。是故汉之察举，为举孝廉，为学者不得不查。”
    “董仲舒一儒生，为求进用，曲改阿附，以天命代人心，使汉借周德。汉兴于此，亦亡于此也。此天命，终是借来，借来者岂可久守也？以民声而应天命，王莽代汉，终至天下大乱。光武帝神武英资，中兴汉室，鉴王莽之祸，后汉天命不查民声，而求之谶纬。谶纬达天命，终是伪诈，以伪诈者为真则国必为人所盗。后汉末年，天下之权渐移入豪室门阀之手中也，天子仅拱手听命之木偶尔。此天命之伪，天下已历历在目，后来者再建天命已无可能。是故自隋起，执政者渐知天命不可复，终求周之真德。德散化仁义入民间，科举代察举之制，此其义也。欲以科举求世间知仁义道理之贤士大夫，以共治天下。”
    “何谓周德？朝廷为天，民心为地，立制度施政治事，使朝廷达于民心。天地相合则德立，德立天下自治。不知民心则有天而无地，地若不存，天又安在？天地之间再无一物可存也。策者，论者，皆朝廷之政也。诗赋者，民之声也。帖经、墨义，古人之道理所存也。以此知之，当先策，次诗赋，次论，以帖经墨义结之。”
    “为学者当知策、论、诗、赋，其来有自，非文学之谓也，实治国之道也。进士之诗赋不可只查其四六、韵律，此必拟民声而为之。是故，策以拟朝廷之政，诗赋拟民之声而应此策，论则对其论治国之理。此三者通，才可为暂通治国之理，为朝廷之选。”
    这就是道理通了，一切皆通，一切制度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在。
    用策、论、诗赋和帖经、墨义来取进士，不是考他们的文学水平，而是看他们对治国理政的理解。文学水平要求并不高，最重要的是里面反应出来对治国之理的理解，对天下胸怀的感悟如何。这就是从准备队伍开始，便就贯穿治国之理，一以贯之。不能够在这个道理之中的人，终究无法在朝廷立足，把个人的小聪明从一开始就防掉。
    汉朝的天命是借来的，皇帝能够借，就能够被别人偷。前汉以民声查天命，最后就是王莽以民声而代汉，再次走到了上古的禅让制上去。王莽志大才疏，其改革最终是激起了天下大乱，光武帝刘秀才有机会光复汉室，把自己的天命抢了回来。如果王莽成功，则汉朝就变回了上古的禅让制，皇帝的世袭制早早就不存在了。
    刘秀鉴于王莽代汉的教训，不再查民声，而是由谶纬中去知天命。谶纬是方士儒生们制造出来的，是一个比天命更假的东西，把假的当真的，汉室天下就被门阀世族偷走。到了东汉的末年，汉帝只是门阀世族的傀儡，没有地，那个天就是假的。
    后汉不查民声，张角应势而起，得民心而成大势，天下板荡。刘备再是英资神武，也无法挽回汉失天下民心的严重后果，终于不能再兴汉室。
    到了隋唐，都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治国之理，制度和政策随意性很大。黄巢起兵横扫天下，平黄巢之乱的还是大唐招进来的军事集团。
    从韩愈柳宗元发端，到了宋朝才真正解决这个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理，历时二三百年基本完成。只是面临着蒙古兴起，武德不修的宋朝没有顶住，最后亡于外患。
    到了明朝，再一次像后汉一样，不去管宋朝儒学背后的治国之理，把那个假的儒家当作自己的天命。实际上儒学在宋朝基本没有称家，只有道学家和理学家。这个假的天命皇帝能用，别人就也能用，到了明朝后期，跟后汉大权入门阀之手一样，明朝的大权实际上已经落入了士绅和地方大族之手。没有民心，政权再是挣扎，也难以守住天下。
    把历史全归入王朝更替，完全不管其背后的道理，还是神神鬼鬼。明明每个朝代各有其亡的原因，笼统地归入阶级斗争，完全不管跟这个理论不符的事例。有惑不解，疑心而生暗鬼，只能够借阶级论这尊神，来镇心中的鬼。
    阶级斗争当然是社会发展兴亡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没有其他原因了。这就跟资本主义国家有经济危机，便就固执地认为其必亡于经济危机一样。明明人家在那里好好的，盲目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闭眼我不听我不信，跟我想的不一样的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