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疫》正文第二十五章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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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义举
    题记：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草甲一时生
    熊君要求省、市换将的呼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各大媒体和网络上掀起了滔天的巨浪。而此时，他并没有在意几十万的点击量，也没有心思去看几千上万条的热评。他简单处理完他父亲的后事，准备申请去新冠肺炎防疫一线采访，及时报道一线医护人员及其他各行各业踊跃参与抗疫的事迹和新闻。前线太需要这样的采访，人们太需要了解一线实情。正在这时，单位通知他，暂停记者职务，等待有关部门的约谈！
    熊君是头犟牛，有关部门约谈他，他不去。他对约谈的有关领导说：“你们不是要暂停我的记者职务吗？但我还是个武汉人，还是一个湖北人，更是一个中国人，我总有说话的权利吧？”
    领导严肃地说：“记者的话语权也不是是没有有限制的！对外绝不能影响防疫抗疫，不能有负面影响。你发表的尤其是让市、省主要领导中场休息、让上级换帅的微博文章，影响太大了，你太胆大妄为了！你这是动摇军心，涣散民心，扰乱民心！”
    熊君对单位领导说：“你们怎么处分我，你们随便！但我仍然以个人的身份去一线采访报道，我仍然要把真实疫情包括每一个数字报道出来。”
    领导发现光讲大道理不行，唬不住这个熊大炮，又换了一种思路和语气，缓和语气地说：“熊君同志，我们理解你！你呼吁也好，谏言也罢，都是为了大家，为了六千多万湖北人，为了一千多万武汉人，甚至可以说是仗义执言，为国分忧，但是你应当知道，我们单位班子成员，为你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和风险！发生在你身上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的责任。”
    熊君说：“我违纪，我受处分；我犯法，我受制裁。但是，我不能违背记者的公正与良知！”
    领导叹了一声，再不言语。
    几个小时之后，熊君所在的单位出台了一份红头文件，在网上迅速传开。这份红头文件似乎是一个说明函，说明熊君的言论纯属是他个人的言论，与单位毫不相干。这个文件又似乎是一个致歉函。文件中说，由于本单位学习抓得不紧，思想意识不强，对本单位的工作人员失之管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这个文件还是一个表态函，表示将服从大局，积极参与防疫抗疫工作，确保本单位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等。满满的三页A4纸，盖了单位的公章。
    张大为看到了这份纸质的文件。他笑了，立在窗前，眺望着江湖连通的楚河汉街。没有行人，没有游船，没有车辆，东湖、水果湖、沙湖通过楚河汉街相连，浩荡浑然，冷冷清清。眼前以往的此时此刻的繁华，都似乎成了一种记忆。城市，街心花园，远山绿水，中北路，徐东路，武昌沿江大道，和平大道，成了一幅清淡的板画，让人心痛！他觉得熊君单位的这份文件好，好在这份文件的巧妙与圆滑，它完美回应了社会公众的关切，又给省、市作了正式回复，上纲上线表态，站位正确，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份文件的高明之处是没有对熊君做出处分。
    张大为让刘兴发接通熊君的电话，了解一下他目前的处境。不一会，刘兴发进来说，熊君仍要自己坚持去一线采访，而且他说，现在电视新闻上看到防疫抗疫基层一线的报道太少。
    张大为对刘兴发说：“你给熊君单位领导去个电话，熊君同志是资深媒体人，是一个敢说真话的记者，绝不能随意让他停止采访工作！”
    而此时熊君正在抚民医院采访，但是他发现人们对他避之不及，院长李明直接回绝了他的采访。祝义、孙爱兵、吴爱春、刘欣欣也推说不方便接受采访，实际上是怕惹麻烦！
    抚民医院发生了甘子同“造谣”事件后，院长李明也被电话约谈，并受到上级的严肃批评，声称如果抚民医院再发生类似的“造谣”事件，将要追责！李明为此主持召开了全院防疫抗疫业务骨干成员会，约法三章，严明纪律。他说：“从现在开始，每个医护人员说要遵规守纪，不准对外随便说抚民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情况；不准对外随便说抚民医院缺医护人员、缺医疗物资、缺病床；不准对外随便说甘子同等人被训诫处理后人们的不满；不准以任何微信群或其它方式私自向社会求助支援；不准说抚民医院急诊留观室死了多少人，重症室死了多少人；不准私自接受任何媒体记者的采访；不准……”
    祝义站起来，打断了李院长的话，高声而有点气愤地问：“李院长，你说了这么多不准，我看，这简直是不准我们活了！”
    李明看看祝义，苦笑了。眼前的祝义，是一位业务骨干，新冠疫情发生后，他带着他的团队，直接管理抚民医院新冠肺炎重症病房。他们已经累死累活几个周了！有时候就睡在地板上或椅子上。他们奋战在最危险的地方，每分每秒与死神抢人，无论生死，不计名利，完全是在尽一个医生的本职！他们没有丝毫懈怠，视他人生死为己之生死。自己作为院长，我有什么理由说这么多的“不准”？我又有什么资格对他们提这些近乎苛刻且毫无道理的要求？自己作为院长，连自己全院上千名在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安危都无法保证，又有什么脸面在这儿指责要求他们？李明的内心无比纠结，十分惭愧。
    但是，李明是院长，他除了面对下属，还要面对上级，面对社会，面对大众，面对病人，面对领导，他也难呵。
    祝义的泪水流了出来。他说：“我和同事们每一次进重症室医治抢救病人，每一次都是一场生离死别，我们也是人啦！我们面对疯狂的病毒，打仗我们不怕，生死我们不怕，但是我们需要设施设备、物资啊，呼吸机、ECMO机、防护服、口罩、隔离设备、甚至是血浆……如果上级不解决这些，只是让我们这不准那不准，只是让我们加油，我们再加油，再拼命，但我们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孙爱兵说：“老百姓得了疑似新冠肺炎，东奔西跑等检测，等床位，医院留观室都躺满了人，有的患者不属于医院留观的疑似病人，他们也在急诊室门诊部呆着。他们说，在家是等，还不如在医院等，说实在，我们到了最紧要、最危险的时刻！”
    祝义说：“我们又有几名医护人员出现了疑似新冠体征，我们自身难保，又怎么去救别人！”
    此时的李明，被一种深深的自责折磨着。他知道祝义和孙爱兵所说的一切，可是现在的抚民医院，就如被病毒围攻的一座小岛，而且恐慌又在掀起惊天骇浪，似乎要把这座小岛吞没。他和全院的医护人员就是坚守在这座小岛上的战士。他顶住上面的压力，他承受社会的压力，他承担医院的压力，他忍受大量病患人们的压力。他处在漩涡的中心，他受着多重的夹板气！但是再难，也要扛住，也要顶住。
    李明看了看大家，眼眶湿了，强忍住泪水，说：“各位同仁同事，我是院长，也是一名医生，更是大家的兄长，我和你们同在一条船上，同守一座小岛，刚才说的几个不准，不通知，不发文，就算我个人的意见吧！但是当我们的所有选择都不被允许时，我们最后的选择就是忍受或沉默！”
    这时，吴爱春站起来，说：“我不能忍受，我不能沉默。我给你们讲述昨天值夜班时，发生在急诊留观室的一件事。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他在出租房内坚持了七天，到处跑医院，各个医院都是排满了病人，最后他来抚民医院排了三天队，确诊疑似留观。在留观室又等了三天，病情恶化。他跪地求着我，我发现已经不行了。但是没有病床，重症室排到了几百号人，转院也转不去，我怎么救他？我看着他与未婚妻视频。他女朋友在外省一个县城，也给我下跪求救。我无能为力啊！我没有特效药，没有设备，没有病床，一句话，我没条件救他，我只有同情，我无回天之力。夜里十二点，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我尽力安慰他。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向我要了纸和笔，给他女朋友写了几行字：“亲爱的，我恐怕不行了，我们的梦，婚纱梦，房子梦，宝宝梦，一切都化为了泡影。我不在了，你不要过于悲伤，再找一个男朋友，这个人一定要爱你宠你。纸条上的这串数字是我的银行密码，我把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了吴医生。吴爱春大夫，他会联系你！”吴爱春说着，把那份遗书和那个年轻人的身份证、银行卡放在了李明面前。
    李明神色凝重，交给在场的办公室主任，沉默片刻问：“那个年轻人的遗体呢？”
    吴爱春说：“还在留观室。”
    李明等人来到了急诊室留观室，发现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在门口，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我来自湖南，我来当一名志愿者！”
    这个小伙子叫程东，个子不高，短发，方脸，神情刚毅，戴一副近视镜。他昨晚搭一辆救援武汉的货车，今天来到了抚民医院。他不知道志愿者在哪报名，也不知道志愿者可以帮哪些人做什么事，于是就写了个牌子，挂在胸前。
    李明停住脚步，看了看眼前的这个小伙子，问：“你想做志愿者？”
    程东点点头，说：“是，我应当来做一名抗击新冠肺炎的志愿者。”
    李明问：“你从湖南这么远来，家住哪里？”
    程东说：“我家在长沙附近的一个县，雷锋的故乡。”
    李明问：“你家人知道吗？他们同意吗？”
    程东答：“我家里父母都答应了，父亲是村干部，母亲是残疾人。”
    李明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程东说：“现在我还没参加工作，我是在校研究生，快毕业了。”
    李明把程东揽进怀里，轻声说：“小伙子，我代表医院感谢你。”
    这时，熊君也来到了急症室，他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胸前挂着“我是湖南人，我来做志愿者”的青年人。
    熊君问程东：“你为什么想到这么远来湖北来武汉做一名志愿者的？”
    程东摸摸平头，笑了笑，说：“我也没想太多，我读高中就是学校助学金，后来上了大学，也是学校给的一等奖学金。读研究生，靠学校助学金，同时一些爱心人士经常帮助我，衣服啦，生活费啦，实习考察所要的费用啦，甚至我的手机、电脑也是一个做慈善的奶奶买的。没有社会大家庭，也没有我，所以，我这次来也是报恩吧。”
    熊君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