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浮云蔽颓日第四十一章、司马睿的哭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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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当初卫策擒住孔苌的时候，孔苌恶狠狠地说：“来世还化悍贼大寇，好来搅扰汝家天下！”卫策听见“来世”二字，突然间就想起了佛图澄。
    因为以中国的传统，是本无轮回转生之说的，碰上类似情况，顶多放狠话说“我化作厉鬼如何如何”。轮回这一概念，本出于印度古婆罗门教，后被佛教所吸收，佛教传入中土后，道教于南北朝时代也加以抄袭，才终于成为几乎全民都信奉——起码也知道——的迷信思想。
    卫策此前也曾接触过释教，在洛阳时受人怂恿，去旁听过帛尸梨密多罗的讲道，对于轮回之说虽然不怎么感冒，起码有这个概念。因而听了孔苌之言，他猛然间就想起佛图澄来了，心说那老贼当日不在襄国围城之中，未知逃到哪里去了？终究曾是羯赵国师，我若能将之擒获，又是一件大功啊。
    即遣人密访，隔数月后，终于在广宗逮住了佛图澄，并其弟子道安、竺法雅等，一并推入槛车，押送洛阳。槛车未到，其事先上奏朝廷，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洛阳因为有白马寺，这年月可以算是佛教在中土的大本营，所以洛阳城内士庶信佛的比例，隐为天下之冠，加上帛尸梨密多罗又早早地离开了江南，北归洛阳传教，遂使朝廷臣僚之中，不少人都站出来为佛图澄求情。他们的理由跟王羲之所言差不太多，佛图澄一个修道士，又不跟蜀中范长生那样自有田地、武装，则他对羯赵的政事能够产生多大作用啊？不应领受死罪吧。
    再者说了，传闻佛图澄昔在襄国，也曾多次劝说石勒、石虎等少杀戮，则其于中国，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
    裴嶷等人虽然不信佛，但也觉得杀一个和尚没什么必要，无以显示新朝的仁厚和德泽万方，因此建议将其逐出中原，赶回西域老家去吧。
    裴该不置可否，只是说：“且先押来，候朕一见，再定处罚不迟。”
    裴嶷等人听闻此言，倒有些慌了，纷纷谏阻，说陛下无须见此西僧。熊远在上奏中说得更明白，西来释教，善能蛊惑愚夫愚妇，虽然暂不为大患，但亦当防微杜渐——“昔楚王刘英好释而反，汉季又有笮融浴佛而乱徐州，陛下当引为殷鉴。”
    无论道教还是佛教的盛行，其根由都是人们在乱世中看不清前途所在，故而寻找精神寄托罢了；而既然中原已定，华朝的大小臣工，除非从前就曾受其影响，否则不到垂垂老矣，害怕死之将至的时候，多半不会去信教——因为佛、道教义，很多方面跟儒教是有所冲突的啊。故而裴嶷、熊远等人觉得佛教不是什么好东西，愚昧乡俗信奉也就罢了，倘若天子亦受蛊惑，日益远儒而崇释，那可如何是好啊？
    固然就裴该从前的表现来看，不但不信佛，亦不信道，所崇唯圣贤之言而已，但终究起家于徐州，而徐州历来就属于佛教的“重灾区”——其根由，就在熊远所说的“笮融浴佛”之事——岂可完全不受影响啊？
    笮融乃是汉末豪强，被徐州刺史陶侃任命为下邳国相，并负责转运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粮秣至州治郯县。可谁想到笮融却扣下三郡物资，在下邳国内广修庙宇，导致四方佛教徒齐聚下邳，竟达五千户之多。且每年四月初八的佛诞日，笮国相还要举办“浴佛会”，布设饭食（那年月倒是还不讲吃斋）于路，耗费上亿钱，前来就食和围观的不下万余人。
    陶侃在徐方不修刑政，遂至曹操大张挞伐（起码他给了曹操合适的借口），并且兵败如山倒，只能寄望于外来户刘备，不能不说，其中也有笮融的“功劳”，所以熊远才说笮融“浴佛而乱徐州”。
    裴嶷南投之后，曾经在徐州呆过一段时间，熊孝文更曾任彭城国相，对于徐方民间相对浓厚的释教氛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那么天子曾久据徐州，以之为逐鹿中原的根据地，若说他从没受过释教影响，可能性是不大的——若其不然，昔在河内，“舌粲莲花”那词儿是怎么脱口而出的？
    石勒就因此而疑心裴该信佛，特遣竺法雅来劝说退兵，当时裴该确实听那和尚讲了不少的教义，观其表现，似乎并不以为然，但若说左耳进，右耳出，连一个字都没能听进去，绝对不加以考虑，又未必太过一厢情愿了吧。
    故此群臣才反复劝谏，说您还是直接下命令吧，是杀是逐，我们都不反对，就是千万别见那老和尚为好。
    裴该对此笑笑说：“卿言以释教善能蛊惑愚夫愚妇，乃以朕为愚夫乎？”他这一开口，当即便有御史站出来弹劾熊远犯了大不敬之罪，要求下狱论处。裴该不禁苦笑，心说既为天子，我这一言一行都会造成喏大的影响啊，岂可不慎之又慎……原奏驳回，却并不怪罪熊孝文。
    等到佛图澄师徒进入洛阳城以后，裴嶷又请求觐见天子，备言城内愚民设香案迎候之事，说：“可见释教蛊惑人心，有伤国家之政，恳请陛下勿见图澄，并连吉友（帛尸梨密多罗）一概驱逐，戒令凉州，勿再允西僧入境。”
    裴该什么宗教都不信，但相比本土道教来说，对于佛教反倒更有好感一些，因为西域僧东来传教，并不仅仅带来了佛教教义和迷信思想，也带来了西域乃至印度的风俗、文化，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是起过一定作用的——起码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缺失的不少内容，就要靠印度哲学来补足。
    所以他并不打算严禁佛教——估计也禁不住，精神鸦片对于苦难之人而言，总是有所需求的，再者说了，若释教不行，必使道教一家坐大，反倒于统治不利——执意要见一见佛图澄。裴嶷无法可想，只能提出，陛下您别私见，让我等侍坐行吗？倘若那老和尚欲图“舌灿莲花”，蛊惑天子，我等便可当场驳斥之。
    但是他想左了，裴该关注的只是佛图澄这个人而已，于释教教义并无兴趣——而且就理论上说，比裴嶷等人甚至于如今洛阳城内信佛的士人，懂得更多——因而见了佛图澄之后，也就问问你当初是怎么跟石氏相处的，斥责其依附羯寇罢了。
    佛图确实能言善辩，又学得一口标准的中国话，当即侃侃而谈，把自己描绘成一朵白莲花似的，说我服侍石氏，专为劝他们少杀戮，安百姓而已，真没有助纣为虐之事啊，还望天子明鉴。
    最终裴该决定，将佛图澄师徒圈禁在白马寺中，专心翻译佛经，而不准与外人交往。
    佛图澄能说中国话，他几名弟子皆士人出身，能译写经文，正好施其所长，促进西域、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融合。但既然口舌那么便给，你就别去传教啦，免得真如裴嶷所言，蛊惑人心，培养太多的信众出来。
    至于那个帛尸梨密多罗，本来无罪，不便责罚，也不好加以驱逐。好在那家伙始终学不会中国话，要通过翻译传教，估计传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随便他好了。
    ——在原本历史上，就是帛尸梨密多罗在南，而佛图澄在北，各宣教义，相对而言，东晋南北朝时代的南方佛教，重于玄理，北方佛教则更重宗教活动，就也跟这二番僧的能力、性格，不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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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的建康城内，又陆续有臣僚上奏，恳请司马睿践天子位，甚至于编造出司马邺已经被华人谋杀的消息。那么既然故天子已经没了，晋之天下，不可无主，大王您又岂可不绍继祖宗之业，登基称帝呢？您瞧，就因为但称晋王，而不肯践祚，导致咱们跟巴氐都没法来往，导致刘琨等忠臣最终投入华人的怀抱……
    随即就在王导等人的一再怂恿下，司马睿在建康城内为司马邺发丧，上谥号为“孝愍皇帝”，并于城外建衣冠冢。
    只是司马睿仍坚持不肯称帝，他甚至跑去向吴兴太妃裴氏哭诉，说：“茂弘等乃欲置孤于火上啊，孤实无僭越之心，叔母其鉴……”
    裴氏安慰他说：“大王何必如此？群臣所奏，亦有其理，若长江可守，何妨从之？”
    司马睿苦笑着反问道：“长江乃可守乎？”
    他心里明镜儿似的，以王导、王敦为首的江南臣僚，没人真心规复晋祚，不过想通过拱自己上位来图谋更大的富贵罢了。其实皇帝谁不愿当啊，倘若真能跟华朝划江而治，司马睿不在乎做个傀儡天子——反正现在也是傀儡王爷。但问题是长江天险，真能守得住吗？我若只称王号，将来事急时及时出降，尚可望保首级，要是真称皇帝，多半就只有死路一条啦！
    别看刘禅、孙皓投降后都能得着善终，因为他们是继承前人割据之业，不是自己僭号称尊的；而至于自己，一旦登基，或许只能类比两汉之间的公孙述……再者说了，胡汉杀司马炽，起了一个坏头，天晓得裴文约会不会起而仿效呢？
    要优待前朝皇帝，有个司马邺就够了呀，况且说不定传言为真，司马邺真的已经被他给弄死了……
    关键是如今江南之兵，七成都为王敦所掌控，屯在中游，还有三成是吴兴周氏等地方豪族武装，建康城内卫戍之卒，尚不足四千人。王导多次谋图打造一支能战的王家禁卫，却总受王敦的掣肘甚至是阻挠——王敦之意，建康没兵，我手上有啊，要不要派点儿过去？茂弘你又不怎么懂军事，何必自己募兵呢？
    那么一旦华人牵制住王敦的兵马，复遣一军自石头渡江，建康城几乎就等于不设防啊！
    更要命的是，建康城内大小官僚，目前一门心思都扑在劝进上了，就没几个人真担心华人来侵，致力于江防建设的，彼等在王府相互攻讦，归自邸则宴饮清谈，就这种德性，将来又拿什么来抵御华人呢？
    所以司马睿坚决不肯称帝，还特意跑来向裴氏诉苦，那意思——即便哪天我实在扛不住了，被迫进一步迈向深渊，您既是我家长辈，又是裴文约的姑母，将来可一定要帮我向裴某求情啊，此非我之所愿也，我是被逼的……
    其实司马睿倒是小瞧了王导，王茂弘实有保晋祚而守江南之志，之所以撺掇司马睿称帝，也是想要稳定江南人心，拉拢和安抚土著。他固然常在府内大宴宾朋，主要目的也不是享乐——不排除其他人确乎在醉生梦死——而是方便与同辈共议国事。
    终究他身份摆在那儿呢，如今贵为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扬州刺史，并任晋王府长史，实执江左臣僚之牛耳，也是建康第一实权人物，若在公开场合商议某些事，既怕把气氛搞得太过紧张，又担心引发士民的恐慌情绪——目前局势可实在不怎么好啊——若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