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通俗演义》第60回言霸者术取信于君富国强兵立志变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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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强兵可期也。权力由国君掌控，国君才会有威严；万民相信国君赏罚分明，而奸佞之人就无从产生。贤明之君要珍爱自己的权力，重视信用，不以个人意志而损害法度。国君如果只说空话，而不能论功行赏，万民就不会为国家出力；国君如果只是发布各项禁令，而不严格按罪行大小处罚，万民就会傲视法令，而不惧处罚。奖赏称为文治；刑罚称为武治。文武并用，赏罚分明，是执行法令之要领，因而贤明之君当实行法治。一国之君做到不受蒙蔽，叫做明；不被欺骗，叫做察。国君要做到明察，就要对有功者给予优厚奖赏，对犯罪者给予严厉处罚。实行奖赏之时，不忽视疏远之人；执行刑罚之时，不回避亲近之人。这样，臣下就不敢蒙蔽国君，万民就不敢欺骗朝廷。”
    秦孝公听到这里，又向前挪动一些问：“依先生之言，当何以实行赏罚乎？”公孙鞅又说：“圣明之君治理国家，要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政令。统一奖赏，军队就无敌；统一刑罚，法令就能实行；统一政令，万民就能听命于国君。奖赏得当，就不浪费财物；刑罚严明，就不用杀戮；政令行之，万民就知道应当做一些什么。奖赏得当到了顶点，就可以达到不用奖赏；刑罚严明到了顶点，就可以不用刑罚；政令明确到了顶点就可以不用政令。小人所说的所谓统一奖赏，是指任何官爵利禄，不管什么人，只有凭借自己的战功和对国家的贡献大小，才能获得，没有其他的途经可行。所以，不论是聪明者、愚笨者、高贵者、卑贱者、勇敢者、胆怯者、有才者、无才者，只要一心一意为国君出力，皆能获得自己所应获得的官爵利禄。这样，天下英雄豪杰、社会贤良就会如流水一般涌向秦国。如此秦之军队将无敌于天下，秦之法令亦通行于天下，国势岂能不强乎？小人所说的所谓统一刑罚，就是指对应该实行刑罚之人，不分贵贱、爵位等级，从卿、相、大夫、将军，以及庶民百姓，凡不服从国君政令者，违反国家法令者，扰乱国家制度者，一律处死不赦。以前立过战功，后来又打败仗，不能因为前面的战功，而减轻处罚；以前做过好事，后来又犯了罪，亦不能因为做过好事，而减轻法度的执行。就是忠臣孝子犯了罪，亦应根据罪过的轻重给予应有的处罚，不能有半点姑息之情也。掌管法令的官吏，或其他官吏若私自不执行法令，将被处死不赦，并祸及三族（即父族、母族、妻族）。各级官吏同僚及在一起共事之人，若知同僚犯罪，而主动向国君举报者，自己可免于治罪，而且不论举报之人身份贵贱，皆可取代犯罪之人的职位，及田地俸禄。若知之而不肯举报者，则按同罪论之。所以说，实行轻罪重罚，及连坐之法万民就不敢触犯法令。这样日久，万民皆遵守法令，就可以达到不用刑罚的境界。小人所说的所谓统一政令，就是指对那些博闻多见者、能言善辩者、仁义礼乐者、空谈修行者、私结党羽者、自称侠士者、清高自负者，不能给予官爵利禄，不许其随意议论政令、刑法，更不能让其独自立论，迷惑国君。对这些人要进行教化。对顽固不听教化者，当强迫其执行法令；对不肯执行法令者，给予严厉处罚。即使对那些确有学问、知识渊博者，以及为人厚道朴实者，若无功劳亦不能给予赏赐。这就是说，欲得到官爵利禄，踏入富贵之门，唯有那些英勇善战之人。如此，父子、兄弟、姻亲、好友、志同道合之人，便会相互鼓励，努力为国君效力、征战，屡立战功，以取得富贵。因此，轻壮者努力征战，老弱者努力守城；战死者不悔之，存活者仍激励征战。这是因为，人们追求富贵之欲望，皆是致死而止矣。富贵之途唯有战功，这样，万民闻听进行战争，不但无恐惧之心，反而相互庆贺，人们所歌颂、羡慕的唯有征战中的英雄。这就是小人所言的，教化到了顶点，就可以达到了不用教化的道理。这三种教化望主公行之。圣明之君并不一定知万物，只要能掌握万物之要领，可带动万物；治理国家亦是如此，只要掌握了治理国家的要领，就可以实现大治。而这三种教化，就是治理国家之要领，不必在这三种教化之外有所增加，亦不能在这三种教化之中有所偏度。要做好这三种教化，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依法杀人，不算残暴；依法奖赏，不算仁慈。这是因为法度严明所致。圣明之君是依据功劳进行赏赐，能者就有建功之机会，不愁得不到赏赐；对犯罪之人从不宽恕，奸佞之人就不敢生事。圣明之君治理国家的方法，就是在于如何审慎地掌握、运用，这‘赏、罚、教’三字也。”
    秦孝公闻听公孙鞅之言，不住的点头称是，不由自主地已挪动到公孙鞅面前，促膝相对。然后对公孙鞅说：“寡人闻听先生所言，是茅塞顿开。既然法令可依当今之世之状况而定制，就请先生为寡人制定秦国之法令也。寡人明日便可昭告秦国臣民，不管富贵贫贱，任何人不得违法矣。”公孙鞅见秦孝公如此之急，便去劝慰说：“主公勿急也。一国之变法，乃大事也，岂能朝夕而成乎？小人以为制定法令易，而实行法令难矣。要实行法令，就要在各级设置司法之官吏。这就要挑选那些精明能干、坦诚朴实之人而用之，使其学习法令，执行法令。若有敢违背法令者，当按其所违背法令之条款而处罚。若有离职，或死亡者，当立即遣人去学习法令，待在一定时间内熟悉、掌握法令后以接替去者。司法者对于法令，不得任意篡改，如有敢增减一字者，皆处死而不赦。司法者要依法教化于民，若各级官吏及庶民百姓对法令有不明者，当给予明确之答复。凡事法令皆需要设置副本，一副本置于国君大殿之中，一副本置于禁室之中，严格封闭起来。若有擅自开启禁印、入禁室者皆处死不赦。法令乃万民之生命，亦是国君治国之根本。欲治国，却不行法令者，如同人不愿忍受饥饿，却不肯吃东西；不愿忍受寒冷，却不肯穿衣服；想前往东方，却往西行一样，是实现不了自己的目的的，这是谁都明白之道理。一只兔子在街上奔跑，百人皆追之。这并不是说百人皆能得到兔子，而是由于兔子的归属没有确定之缘故。市井之中，卖兔子者甚多，即使是盗贼亦不敢轻易去抢夺也。这是因为兔子已经有了明确的主人，归属已确定之缘故。由此可知，当兔子名分未确定之时，即使是尧、舜、禹、汤之先贤，亦会犹如奔马一般去追逐之，何况是普通人焉。但是，当兔子名分已经确定，就是再凶狠的盗贼，亦不敢公开抢夺也。而当今之世，法令不明，亦名分未定，故天下人就会对此加以议论。这种议论，因人不同，说法各不相同。作为国君，在上面制定法令，而万民在下面议论纷纷，这是因为，法令未能明确。由万民之议论代替国君之法令者，就是小人所言，名分未定也。在名分未定之时，即使是尧、舜、禹、汤之先贤，亦可能改变节操而做坏事，更何况普通之人乎？若如此，就会使国内奸恶之徒大肆泛滥，国君权势被剥夺，使国家逐渐衰落，直至灭亡。圣明之君必须明确制定法令，设置执法之官吏，作为庶民百姓之师，教化之，以确定名分。待名分一经确定，庶民百姓将皆成为谨慎、诚实之人，即使是骗子，不敢乱为，亦会变为守信之人。所以，确定名分是非常重要也，是实现天下大治之法也；名分不定，是使天下混乱之途经矣。因此，国家趋于大治，国家就不能发生混乱；国家趋于混乱，就不能实现大治。不用法令约束，而行为正确的人，在千万人之中不过一、二人也。因此，圣明之君是根据千万人之情况来治理天下。制定法令，必须使法令通俗易懂，使天下庶民百姓皆知法令之内容，用来约束自己。设置执法之官吏，作为天下庶民百姓之师，使庶民百姓不会因为不知法令，而陷入危险境地。所以；圣明之君在位之时，天下没有因受刑罚而死者，这并不是说废止刑杀，而是因为推行之法令，通俗易懂，执法之官吏能称为万民之师，以引导万民知法守法，使万民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用法令约束自己的行为，以避祸患，求福祉。这就是圣明之君治理国家之方法，以万民自治，而实现国家大治矣。”
    当说到这里时天色已晚，公孙鞅便站起身来欲告退。秦孝公听得正专心致志，忽见公孙鞅站起身来急欲告退，心中不舍，便挽留说：“先生不必顾虑，寡人急欲听教诲之，可留于宫中与寡人同席共枕焉。”景监在一旁，知秦孝公兴趣未尽，便劝说公孙鞅暂留宫中向秦孝公尽言之。公孙鞅见此只好留下，景监告辞回府。
    待景监走后，秦孝公设宴款待公孙鞅后，二人又促膝而谈，秦孝公直至深夜毫无困倦之意。就这样，公孙鞅被留在宫中，与秦孝公是朝夕相处，促膝而谈一连三日。待公孙鞅将腹中良言尽述之后，使秦孝公深深感到，公孙鞅确实是天下奇才，治国之良臣也。由此，坚定了在秦国变法的决心，最后对公孙鞅说：“先生数日之言，确实是富国强兵之途也，寡人变法之心已决，愿将秦国之兴衰皆委于先生也。待寡人上朝之后，向群臣言之。”公孙鞅见此亦是感动，连忙叩拜说：“主公果然是盛世明君也，小人深感知遇之恩，必将为主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矣。”
    此时，秦国之文武群臣见秦孝公一连三日不上朝，不知出了何事，有的便入宫探听消息，闻知秦孝公正与一位叫公孙鞅的昼夜促膝而谈，皆不解其意。这日，秦孝公突然升殿，召集群臣议事。待群臣叩拜之后，秦孝公便向群臣言明，欲在秦国实行变法之事，群臣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欲知公孙鞅如何在秦国实行变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