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通俗演义》第63回攻城掠地迁都咸阳再颁法令二次变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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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联军，才对得起魏惠侯的知遇之恩。因此，庞涓全力指挥魏、韩联军，与齐、卫、宋联军大战，以报桂陵兵败之辱。而此时，齐国军师孙膑因患重病不在军中，再者魏国当时毕竟是最强之国，虽有桂陵之败，但并没有伤及元气。因此两军相持近一年之久，最后，将齐、卫、宋联军杀得大败。齐威公得知齐军大败，大惊失色，唯恐招致亡国之祸，无奈，遣使赴楚国，请求楚宣王出面调停，表示愿意向魏求和。楚宣王便命大司马景舍出使魏国调解。魏惠侯为戒备秦国，亦不敢与齐、卫、宋等国久战与中原，便将这个人情送给楚宣王，应允言和。一时之间，魏国是威震中原，各个诸侯国皆惧魏国之强，臣服于魏，唯有秦国不惧之。
    秦孝公十一年（前351年），魏惠侯为了加强边远地区的防御，在固阳（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建城。秦孝公闻知心中不乐，便命公孙鞅为大将军，率师攻取固阳城。固阳城守将闻知秦军来袭，知距国都大梁遥远，求助不及，又畏惧秦军之强，只好纳城而降。
    魏惠侯闻知固阳不战而降秦，心中大怒，可是若兴兵对付秦国，唯有先安抚中原诸国，以免两面作战。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与赵国的关系，于是，决定将夺取的赵国都城邯郸还给了赵成侯，并在漳水之上与赵成侯会盟，缓和了两国的关系。
    公孙鞅闻知魏将邯郸还给赵，魏惠侯又与赵成侯在漳水之上会盟和好，心中惊惧，暗想：“魏和于诸国，必定是为了西侵入秦做准备。而今秦国虽强，却不足以抵魏也，唯有和于魏方为上策矣。”想到这里，便入宫拜见秦孝公。秦孝公见公孙鞅到来与往日大不同，面带忧郁之色，不知出了何事，还没等公孙鞅开口便问：“爱卿面色如此忧郁何故？”公孙鞅叩拜之后才说：“主公可知魏与齐、赵会盟言和乎？”秦孝公点头说：“寡人知也。”公孙鞅接着又说：“主公即知之，可知秦危乎？”秦孝公不解其意地说：“爱卿何出此言耶？”公孙鞅略停片刻，解释说：“秦屡胜魏何也？臣以为，非魏不强也，而因魏忙于中原大战，无暇西顾矣。如今魏与中原诸国会盟言和，解东顾之忧，必全力西伐于秦，秦必危哉！”秦孝公因秦军屡胜魏军，对公孙鞅之言毫不介意地说：“爱卿所言过虑也，以秦之强，魏岂敢轻易伐秦乎？若肯来伐，寡人正欲与之一战，已决胜负矣。”公孙鞅见秦孝公如此自负，便再三劝解，时机尚不成熟，不可与魏力战。可是，秦孝公终不肯听，只好退下，待机再言。
    事情果然不出公孙鞅所料，魏惠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于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命庞涓为大将军率魏军，并邀赵、齐、韩、卫、宋等国共同出兵伐秦，围攻秦之定阳（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南）。
    秦孝公闻知惊惧，连忙召集公孙鞅等群臣商议对策。群臣一时之间议论纷纷，言战者多，言和者少，秦孝公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公孙鞅却主张言和说：“臣以为，当今之势，魏强而秦弱。秦以倾国之兵亦不足以抵魏也。况且，魏又有赵、齐、韩、卫、宋等国之兵相助哉。因而，与魏言和方为上策矣。若与魏战，唯有待中原战事再起，方有可乘之机焉。”秦孝公闻听却摇头说：“爱卿所言虽有道理，但若以如此空言和之，魏惠侯岂会轻信，而退兵乎？”公孙鞅回答说：“主公所言甚是也。臣以为，若取信于魏惠侯，就不能以空言置之，当以所得魏地归之。魏不用刀兵而得失地，一、表明秦言和之诚意；二、使魏惠侯达到得地之欲望；三、可满足魏惠侯称霸之虚荣。如此魏惠侯岂能不乐乎？”秦孝公听罢低头沉思不语，半晌才说：“如此之广地，皆是将士百战而得之，若不战而归之，寡人实是不舍也。”公孙鞅深知秦孝公之心意，便解释说：“主公勿忧也。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今将魏之安邑、固阳等不战而归之，皆魏之故地，无损于秦也。若战之，以倾国之兵而胜之，国力大损，再无东进之力；若败之，亦损兵折将，国危矣；若和之，可避魏之锋芒，可寻机攻伐，得更广之地矣。望主公三思之。”秦孝公听罢，觉得公孙鞅之言甚是有理，只好应允。可是，秦孝公又怕与魏惠侯会盟即失地又丢面子，便说：“秦强国也，非魏之属国，若与魏会盟不可失秦国之威矣。”公孙鞅解释说：“主公所言甚是也。前次主公与魏惠侯会盟于魏地杜平，今可请魏惠侯赴秦地彤邑（今陕西华县西南）会盟。魏惠侯若能亲赴彤邑会盟，表明确有和秦之诚意，秦当将安邑、固阳等魏地归之，以示诚意也；魏惠侯若不能亲赴彤邑会盟，则表明魏无和秦之诚意，故安邑、固阳等地亦不归之。”
    秦孝公闻听甚觉所言有理，便依公孙鞅之意，遣使前往魏都大梁，面见魏惠侯表示，秦愿意归还安邑、固阳等地，与魏会盟言和。魏惠侯闻听心中欢喜，这样，魏不动刀兵而得失地；秦主动献地求和，可威震诸国，霸业成矣；魏虽强，但多年征战已力疲矣，亦当修整。因此，应允下来，并亲赴秦地彤邑与秦孝公会盟言和。秦亦将安邑、固阳等地归还魏国。自此，多年无战事，战国进入了短暂的和平发展时期。
    秦孝公与魏惠侯会盟之后，便利用这个短暂的和平发展时期，进一步行富国强兵之道，在秦国实行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变法改革。公孙鞅首先考虑的是国都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周边的环境，能否适应秦国今后发展的需要。于是，其亲自前往秦国各地考察，最后选择了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为都城。咸阳北依高原，南邻渭水，处在秦岭之怀抱，即便利交通往来，又便于获取终南山之物产；若顺渭水而下，可直入黄河；在终南山与渭水之间乃直通函谷关之大道，即可以进攻，又可以退守。真可谓：“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脉者也。”
    这一日，公孙鞅考察已毕，回到栎阳，入宫拜见秦孝公，言明秦国迁都咸阳之必要。秦孝公便召集群臣商议迁都咸阳之事。对于迁都咸阳一事，尽管遭到了一些大臣们的反对，但公孙鞅力排众议，言明迁都咸阳对今后秦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反对之臣是无言以对。最后，秦孝公决定迁都，命公孙鞅主持迁都之事。公孙鞅奉旨招募工匠夫役数万，开始重修咸阳城，筑冀阙于西、南、北三门之上，修建咸阳宫等宫殿楼阁等。
    经过一年多的大规模修建，一幢幢亭台楼阁，豪华的宫殿在咸阳城是拔地而起。待各项工程基本完工后，公孙鞅便回到栎阳奏明秦孝公。秦孝公闻听非常高兴，亲往咸阳视察。于是，在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末，择吉日迁都于咸阳。
    当秦都由栎阳迁至咸阳之后。公孙鞅便开始制定一系列新法令，实行第二步变法改革。首先，在秦国全面推行县制。将所有的各自独立的乡、邑、村落合并为县，统一管理，国内共划分为四十一县。县设县令一人，县丞一人；后来又增设县尉一人。县令是全县的最高官吏，县丞是县令的助手，县尉掌管全县的军事事务。这样，便于将全国的军政权力皆集中于朝廷，由此，秦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政治体制，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不久，公孙鞅又颁布了土地改革的法令，宣布“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了约束奴隶的“井田制“，实行承认土地私有的“辕田制”，并允许土地的买卖。同时，还扩大了中央政府所拥有的土地授田制度，增加了对土地的税收，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公孙鞅还颁布法令统一度量衡。传世的“商鞅方升”即当时的标准量，铜质、长方、有柄，容积为立方厘米。又出土秦昭王时期的铜质禾石权，一石（129斤）重克，即每斤克。公孙鞅所制定的亩制，《说文解字》说：“六尺为步，百步为亩。秦二百四十步为亩。”百步为亩者，为秦国旧制，二百四十步为亩，即公孙鞅所定。这对统一的赋税制度、俸禄制度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秦孝公十三年（前349年），秦国在各县设置轶史，记载各县所发生的重大事情。
    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公孙鞅又颁布“初为赋”的法令。对秦民除了征收“租禾税”外，还要按户、按丁征收军赋。还规定“凡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就为确立一夫一妇为单位的农户家庭奠定了基础，更便于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促进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发展。不久，公孙鞅又颁布法令，割除在秦国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实行中原人的风尚习俗。
    经过第二次的变法改革，确立了秦国社会的封建体制，巩固封建经济的基础，促进了经济发展，使秦国更加强盛。
    就在秦国深化变法改革之时，也正是魏国称霸、中原停战、各国都在休养生息之时。这一日，魏惠侯在宫中无事，忽然想起来多少年来，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周显王来。虽然周王室在各国诸侯的眼里已经不算什么，但仍是名誉上的天下共主。自己虽称霸天下，却没得到周显王的认可，便欲效法昔日齐桓公、晋文公之故事，率领天下诸侯朝见周显王，以号令天下。想到这里，魏惠侯便召集相国白圭、大将军庞涓等群臣商议，并得到了群臣们的支持。于是，魏惠侯遣使前往各诸侯国，约期会盟，前往周都洛邑朝拜周显王。
    魏使来到秦国告知秦孝公会盟，朝拜周显王之事。秦孝公闻知心中不乐，知此举乃是魏惠侯在向各个诸侯显示自己霸主的权威。可是否前往会盟，随之朝周，又有些拿不定主意。若随其而朝，就是显示秦国之弱，承认魏的霸主地位；若不随其而朝，必触怒魏惠侯，借机帅诸侯伐秦，秦必危矣。
    若知秦孝公能否前往会盟，随魏惠侯朝周，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