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世袁世凯之大总统传奇》第3章风景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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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夏天，经过近一年艰苦的谈判，巴黎和会终于落下帷幕，各国在凡尔赛签订“永久”性和平协议。
    由于中国在1917年底直接介入这场战争，使得本来处于劣势的同盟国逐渐得到了优势；同样，由于中国在1919秋年与协约国达成秘密协议，并在两大阵营中斡旋，使得同盟国在国内崩溃的压力下走向了谈判桌。战争结束了，但是这是一个不分胜负的结局，欧洲各国多年来的恩怨并没有解决。相反的，由于数千万人的死伤加上两大阵营内部出现的种种矛盾，宿怨之上又添新仇。英法两国和美国正为输掉这场战争的责任相互指责猜忌，同盟国内部则为分割新得到的殖民地而明争暗斗。世界依然无序，尽管等到了久违的和平，但却更像是一场激烈比赛的中场休息，或者更像是各国为了发动下一次战争而积累力量的暂时蛰伏，而此刻人们的生活和这个世界已经满目疮痍。
    在过去六年中，战争夺去了1200万军人和800万平民的生命，而西班牙流感与流感并发症造成了4000万平民和500万军人死亡。全世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消失，其中男性人口减少了5000多万。（1914年世界总人口20亿左右）。除了要承担失去亲人的痛苦，人们还要面对被战争摧毁的家园、忍受物资贫乏的生活。据统计，这次大战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万亿美元（史实数据4万亿），全世界失去了35%的工业设施、40%的资源开采能力、24的熟练技术工人、33%地农村壮劳力，还有近一半的银行家因为向各国提供战争贷款而破产，各国财富蒸发了三分之一以上。各国为了支持战争而发动地工业总动员，更是使得民用工业品减产65%以上——在欧洲，连切面包地餐刀都要几户人家共用一把。
    全世界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中的时候。全世界在艰难的进行战后重建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的风景独好。那就是中华帝国。
    由于中国参战较晚。而且一直没有介入欧洲主战场，除了与俄国临时政府指挥的那些毫无斗志的军队打过几场大战役之外，中国军队参与的其他战斗基本都有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兵力优势。加上先进的武器和战略战术理念，中国在战争中伤亡总人数仅有40多万，其中阵亡人数不到10万，而这十万英灵却为中国拓展了3000多万平方公里地土地，更是为中国战后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其次，战争中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为中国战后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本。战争初期中国以“中立”身份、凭借着“特许通商权”，与交战双方同时进行军火和各种战争物资的交易。大发战争财。尽管协约国开始的时候排斥中国的产品，但是潜艇、坦克、短步枪、迫击炮、青霉素、五日片这些东西却成为各国不得不买的东西，为中国赚回大量外汇。加上袁世凯要求在战时贸易中用一定比例地黄金交易，到1919年，中国已经拥有总值62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占世界黄金储备总额（120亿）的一半以上。在这个时期，由于各国货币都采用黄金本位制的货币政策，因此黄金储备量的激增使得中华币价值暴涨。即便帝国央行多次增加货币发行量，中华币的价值依然扶摇直上。至191年1月，中华币的汇率已经变成：1中华币2.5英镑8.8美元77德国马克53法国法郎。同时。中国从一个负债国一跃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欧洲各国累计欠下中国近30亿中华币地贷款，而这些贷款基本是在中国花掉的，成为中国各大工厂的“应收账款”。
    第三，这场战争让中国真正完成了工业化建设，为战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工业基础。由于本土没有受到战火地波及，中国工业不仅没有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反而在参战前地战争订单和参战后的政府采购订单刺激下得到了井喷式发展。战争期间。中国地工业总产值从1914年的亿美元增加至1919年的85.2亿中华币（约合750亿美元），占世界工业总产值（1631亿美元）的46%左右，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中国工业在战争中得到的好处绝不仅仅是赚回大量外汇那么简单，产业结构、生产技术也得到了质的飞跃。在战争开始的前两年，中国工业在规模上无法与美国相比。不过全国性的标准化生产发挥了巨大威力。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中华帝国科工部出台了两项重要的举措。
    第一项是在全国实行战时多元化工业标准，与世界各国的需求接轨。战前。中国一直实行全国工业产品标准化生产的发展模式，即每个行业从原料加工到终端产品都有一些严格的常规标准，工业原料进入加工企业后不需再做二次加工，使得全国工业变成一个巨大的流水线，而那些标准之外的产品则属于“特种标准产品”，需要报批才能生产。这种工业发展模式一是可以提高整个体系的生产率，二是可以抵御国外工业品对中国工业的冲击。战时，科工部在原有的标准之上，参照各国工业的水平和需求，增加了大量新的标准体系。例如钢铁工业，战前的钢铁标准规格仅有50多个，至1919年增加至200余个。这种标准规模的扩大化一是丰富了中国工业体系，其次是放宽了工业进入门槛，使得大量资本可以更轻松的进入工业领域。
    第二项措施是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提高工业生产率。从1914年至1919年，中国政府在新机器使用和技术管理方面的投入，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例如钢铁工业广泛采用连续轧钢机，生产效率提高40至50倍；建筑业采用了电动工具、水泥搅拌机、传送带等新式机械。同样的建筑施工时间缩短60%以上。六年中，中国制造业中每个工人每个工时的产量提高了32%。整个工业生产率提高了40%。流水线生产模式已经占整个工业的70%。
    到1919年，中国钢和生铁产量分别达到6000万吨和4300万吨，比1914年增长了6倍和7.5倍；煤炭产量从战前地2.5亿吨增加到6.5亿吨，增长了2.7倍；石油产量高达2.31亿桶（约为3300万吨），比战前增长了2.2倍；汽车保有量从120万辆增加到1100万辆，增长了9倍以上。
    战时大起战后大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无序地高速发展往往容易埋下经济危机地种子。为了应对战后的经济回落和避免产生过大的泡沫，中华帝国政府在战时采取了一种被袁世凯称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对资本市场的调控和引导，让国有资本占据大部分重工业，而轻工业和商业主要由民营资本发展。同时。适当的调节贷款利率，让资本流向中国薄弱的工业领域，避免某些行业过剩投资的现象。
    同时，为了保证工业和的高速发展，帝国政府在交通运输业上加大了投入。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地铁路里程比战前翻了一倍，达到30万公里；公路里程也从45万公里增加至67万公里，其中标准公路40万公里、简易公路22万公里，高速公路5万公里；航空运输业方面，中国政府依托战前的基础。将原来空军直辖的民用运输航线全部地方化，六年中全国有50个城市建立了拥有3000米跑道的一级机场，客流量超过150万。在外贸额增加的刺激下，中国的港口建设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湛江、香港、马尼拉、东京、珍珠港等十一大港口的年吞吐量已经全部突破100万吨的规模；内河港口如南京、武汉、重庆等也达到了年吞吐量30吨的规模。另外，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地远洋运输业务，中国的商船总吨位这些年也从1914年的300万吨激增至1919年的1200万吨，年造船能力也从每年30万吨增加至90万吨。由于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和英国的海上封锁。参战各国的商船都损失惨重，中国一下成为世界商船吨位最大的国家。
    第四，工业地发展，并不单单是一种数据上的体现，而是在整个中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质的改变。首先。工业发展造成了人口向城市集中。1914年至1919年。战争订单和政府采购累计为中国提供了近3000万的直接就业机会，光是汽车、电器、军工、制药、纺织、食品加工几大行业就多处近1500万的从业人员。据统计。战争期间有近一亿两千万中国百姓从农村流入城市，至1919年，中国人口超过百万地城市超过40个，其中上海地人口总数已经突破400万，贸易、工业、金融等行业蓬勃发展，已经是一个世界之都的雏形。其次，工业地发展，让第三产业的需求急剧增大。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市以及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造成服务、建筑、公共交通运输等等行业需求膨胀，这些第三产业中国又提供了近7000万的第三产业就业机会，或者说是这场战争为中国提供了7000间接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工业的膨胀使得资本的需求也急速增加，中国银行业也随之蓬勃发展。战争期间，中国国有银行数量突破2家，私营、民营金融机构数量暴增至近千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融资渠道。至1919年，中国的第三产业从战前的不足10亿美元增加至19亿中华币（约合亿美元）。再次，工业的发展，人口向城市集中，使得提高农业生产率成为一种必须。到1919年，中国已经建成7000个集体合作制农庄，而且全部实现机械化耕种，而在平原地区的农村，40%的耕地实现了机械化耕种和收割。中国农用拖拉机总数突破了30万台，农业年总产值从战前的90亿美元增加至27.3亿中华币（约合240亿美元），增加了2.5倍以上。
    第六，国民收入的增加，让中国内需急剧膨胀，为战后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战争期间的高就业率、高生产率，让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在1919年达到亿中华币（约合亿美元）。尽管平均国民收入只有中华币（约合200美元，史实中美国战后人均收入为620美元），但是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全世界都已经具有相当高的购买力，而且中国人口总数已经接近5亿。这样的一个内需市场，其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动力。
    第七，此刻全世界对民用工业品的需求极大，这为中国工业战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外部动力。由于欧美等国在战争中进行了工业动员，而且欧洲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