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鼎1894》第六二三章全面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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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我说不是故意灌水，你们信吗？
    “国虽大，好战必亡，这个道理，我想大元首肯定是能明白的。”
    杨浩在宴会上的一番发言，在结束之后很快传遍京城内外，到了第二天，基本上全国各地重要人物们都听说了。
    既然他被视为大元首的意志代表，那么他说的话自然也是出于授意，也就没有人再去争执是不是他信口开河。国家大事上，不管多年轻的人，只要参赞军机，那是绝对不能胡说八道的。
    当成了真事儿，就得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利弊得失评估。结果好坏，关系到他们最终能落下多少好处。
    作为保守派的一帮老夫子们，当然不认同杨浩的言论。什么以战争促进国家改革进程，这岂不是等于在国家经济躯体上划一道血口子，整日不停的放血吗？再怎么强盛的国家，能经得住这么折腾法儿？不妥，相当的不妥啊！
    打仗，就得死人，哪怕是武器装备兵员素质人数全面占优的情况下，不测灾祸时有发生，终究不是幸事。最好莫过于偃武修文，关起们来过自己的日子，所谓君明臣贤，四海宾服，此之谓也。
    传统道学先生们如今也都学会了利用报纸宣传自己的理念，顽固守住一方阵地，坚决不与政府推行的新中华文化整理运动相妥协。在他们看来，那是要断了千百年来流行于天下的公约良俗，是非常不可取的。
    这种人数量相当不少，引经据典的很是能做一些花团锦簇的花样文章。
    不过这看似老成谋国之言。立即激起了一大群青年先进的反击。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廖仲恺，宋教仁数不清的新兴学者运笔如刀，针锋相对的狠狠驳斥。
    更有一位姓周笔名鲁迅的青年评论家，毫不客气的直接骂道：“千古以降，尔等可曾培养出一位圣人君主？所谓君明臣贤，恐无出北宋之右者，然宋朝两次被灭国。皇帝被人拉去耍猴戏，嫔妃公主当了军妓，祖宗骨头都要挖出来当夜壶，这便是你们想要的四海宾服？莫不是在满人打压之下弄坏了脑袋吧？我且不说一帮酸儒是如何卑躬屈膝装孙子做人的，尔等不是只需要有官做，便是祖宗也卖得么？”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这种话显然不能用在周先生身上，他快意恩仇的如椽巨笔杀伤力十足，登时引起一片公粪乱泼。八成火力立即对准他杀将过来，这拉仇恨的手段。堪称天下一流。
    他倒是一点都没说错，千古以来的儒生们，只要有官做，他们其实不在乎谁当统治者，或者下边老百姓过的怎么样。对着蛮夷弯弯腰低低头，那也没什么，反正老子有官当，合起伙来拼凑出个“某某盛世”，就能对孔圣人和自家都有了交代，何乐而不为？
    如今的新朝却改了制度，读书好也未必能当官，当官就得整天累得跟三孙子似的，这怎么能行？必须得改！
    此外，这新潮大元首不称制，明显不符合世界总的潮流---君不见列强各国，多数是君主在堂，越是强大如英德俄，越是典型的贵族辅佐贤明帝王，中国有数千年传统，岂能随便改啊！
    只是有些事做得说不得，遮羞布还是要拉一匹来。被人一下子揭开了，这便是要结私仇么？
    报纸论政变成了打文字仗，因为全国推行白话文，先天上占优势的年轻一代玩的尤为熟络。老夫子们脑袋跟不上时代变化，诸多新鲜词儿根本不明其意，更不知道怎么用了。
    于是乎，战斗一旦开打，周先生自己就顶住了起码一半的炮火，其他年轻学者纷纷出手，有助拳的，有叫好镇场子的，有另起一路夹攻的，精彩纷呈，那叫一个热闹。
    大元首一如既往的，并不直接参战，也不对此作出什么乾纲独断的指示，除了让宣传监督部门认真做好把控筛选之外，任由他们吵得天昏地暗，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
    但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甚至超过当年与满清朝廷统领下的力量碰撞的激烈，尤其是全国报业的全面展开，电台广播的普遍推广，杂志的开办，舆论阵地的复杂性和影响力成千上万倍的增长。可以说，超过大半的国民都会被影响到。
    这比起清末时期，只有数千万识字人才能被影响的格局，天差地远。
    谭嗣同和严复两位党魁，都是论战中的高手，在亲自关注一段之后，也有些坐不住了。
    他们很清楚，之所以搞成如此空前激烈的状态，关键是按照杨浩说出的那些话去推断，新朝文化整理与改革一旦全民推进，旧理学家们那套学习为当官---当官就能成为人上人---当官就能兴盛家族发财致富的理论，将从根子上被挖掉。尤其对务实、务虚和当官不做事的批评，更是直接戳中了他们的**。
    自古以来，当官的还不都是为了少受劳累么？真要当官为民做主，那也是老子做万民之主，我说让你们怎么着就怎么着，道理正义是非都是我铁口直断，一语定乾坤。
    杨浩却要真的把官员变成公仆，这绝壁不能忍啊！
    甚至想的更深一些，以新朝的制度推行下去，宋儒以来的道学理学极可能要被全面推翻，无论朱熹圣人还是王阳明圣人，到时候都可能被从神坛上请下来。
    大元首推崇孟子的学说，希望天下官员可以做到孟子所给出的标准。这符合儒家的道统要求，反正都是你家圣人说得。同样，孟子也很直白的把孔子的良苦用心给进一步阐扬发挥，直接指出读书人怎么求官做官的。那句流传千古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就是在告诉儒生们。怎么获取影响力，如何的安身立命啊！
    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事，道学先生们也绝不肯做的，用清末大学士徐桐的话说，只要把书读的好，科举考得好，人品道德自然就高，自然是做官的好选手。理所应当的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这里不是说他们鱼肉百姓，而是纯粹狗屁不通还瞎指挥，乱折腾。
    自古以来，这种官儿多的数不清，真正能做好的，都在历史故事中记载着呢。几千年历史那么多朝代，一共才出来那么点儿清官好官，可见多难的。
    大元首要从根子上改变这种严重落后的制度，从文化层面扭转顽固守旧的思想，不消说有多么的麻烦。阻力之大恐怕也是空前的。
    不过他面临的环境，却要比本世界的太祖要好得多。
    同样是开国领袖。杨大元首却没有多少人可以掣肘。他手里统领的百万大军，又是绝对忠诚于他，不管各地怎么闹腾，没有谁能造反成事儿。
    宣传层面上，白话文是他一手推动，大宗师的称号可不是白给，年轻一辈学生们都拿他当精神领袖呢，绝对是一呼百应。这不，仅仅是杨浩这位“特使”说了那么几句小话，就把纷争挑起来。他本人一个字指示也没下，自然有无数青年俊才争先恐后的撸袖子上阵。
    斗争在迅速扩大，一些冷眼旁观的官僚们也纷纷试探着上手，发现大元首没有反对，立刻加大投入力度，把论战推向新的高峰。
    这导致了在各级政府召开会议时，往往说不了几句正事儿，便开始针锋相对的争吵。除了电台报纸刊物以外，诸多公共场合，也都成了激烈辩论甚至轮拳头开打的场所。
    大元首把军队系统全部勒令不准参与，他们的家人子弟也都老实呆着，谁敢出头，立即关小黑屋再说。
    只要没出现“红-卫兵”，他就不担心事态失控。
    严复和谭嗣同担心大元首搞得太急了，可能葬送当下的大好局面，弄出内乱来不好收拾。
    大元首却淡定的笑着安抚他们：“理不辩不明，得让大家都把心里话都说出来，然后让全天下的人民都来当评判，最终作出的选择，才没有人可以指摘、后悔。我们要始终坚定信念，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如何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
    两位党魁一听，得嘞，咱也不去瞎操那心了，大元首分明早有胜算啊。论民心所向，天下间还有谁比得过他？老夫子保守派失败是注定的。
    没别的，十多年来，借助全国土改的大势，同步推进的扫盲和广播，让大元首的影响力直接进入乡村基层。道路疏通，识字听广播读书之后，千百年来老实到麻木的老百姓也逐渐“野”了，寻常乡间士绅地主再想忽悠恫吓，很难得手。民怨极大的那部分都给干掉了，剩下的当了十多年老实人，轻易也不敢去试一试新朝的正义铁拳是否够劲儿。
    波及全国的论战，让各地的地主士绅们察觉到一丝机会，他们推出的代理人也试探着掺和进去，此时还没发现里面隐藏的杀机。
    新兴资产阶级力量，主要是工商业、金融业、矿业等领域的商人们，也开始了寻求政治联姻，为自己的巨大财富寻找保护伞，试图缔结官商勾结、地方特权势力网的形成。
    此番，他们也是趁着一片混乱的时机掺合进去，看看能否提前占领一部分阵地。
    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注意到，这其实是一次大胆的引蛇出洞，从纵容老夫子保守派发表言论开始，悄然推动向各个阶层的隐藏份子跳出来，然后全部记录在小本本上。
    就像杨浩跟朱尔典说得那样，中国需要趁着欧洲混战的机会，尽早把自家内部的矛盾给解决掉。失去外国掺和干扰，做起来更加的方便快捷。
    只不过，他们俩前半段儿的话，听见的是少数，再说能被邀请参加宴会的人，也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不能乱传扬。因此，许多断章取义的人不明所以，贸贸然的行动，结果正好掉进坑里！
    私下里，两个杨浩曾经不止一次的对话。越是在这个时代的大潮当中经历的多，越发能够理解当初太祖的种种举措，那真是逼不得已。
    当年的新朝定鼎之时，中国刚刚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动荡，整个国家给折腾的奄奄一息，可以说是真正一穷二白，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贪腐的。又经过漫长的残酷斗争考验，按道理说，剩下的人应该思想觉悟够高了吧？
    可结果呢，前脚才刚刚进城，自古以来的官僚思想立即自然萌发。不说一部分封建残余在里面起了多大的作用，那些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忠诚可靠的党员，没有倒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枪炮以及严刑拷打之下，却轻易被特权思想冲昏头脑。
    太祖一再强调的“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做主”很快成了一句口号，却很难落到实处。当他想要改变这一切时，阻力之大简直出乎预料！
    乙位面的新朝定鼎十年，顽固保守力量自然更多，他们蓄积起来的力量更加不可小看。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