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鼎1894》第六二七章教化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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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年9月末的一天，一幕如同两千多年前的悲壮场景，出现在当世最新潮繁华的天津火车站前。
    担纲主演的，自然不是燕太子丹和荆轲，而是如今天下数得着的几位清流名士，张佩纶、文廷式、张謇，还有杨度。
    对，没有看错，在这个时空，张佩纶和文廷式还活着，虽然看上去苍老萧瑟，一副随时可能歪倒的模样，但看他们的眼神，却能感受到一股依然旺盛的生机和斗志。
    张謇自不必说，清末状元之才，却积极投身工商实业，十多年见，赫然聚集数千万财产，成为天下清流文人当中首屈一指的金主，一力支持承办了好几种报纸，成立多家文社会所，名声之隆堪称一时之选。
    杨度作为小字辈，在这里头却不是添头。
    他本是被当成清流文人的新一代领袖人物，这几年更亲自主办了《中国新报》，联手梁启超和刘揆一等诸多师兄弟，同志友人，一起推动中国搞君主立宪，试图重新恢复自古以来之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旧制。是反对大元首迟迟不肯称制，还弄出什么两党、在野党、民主党派等等污七八糟政策制度的旗手先锋。
    不过在今天，他们四人却都是可能一去不回的“荆轲”。
    要去的地方，是在千年以来都被中原王朝的文人士子视为蛮荒之地的西疆伊宁，差一点就要发配到更名为“夷播海”的巴尔喀什湖畔。
    从天津到那里，妥妥儿的行程万里之遥，这要放古代的交通条件，基本上一辈子是回不来了。
    如今虽说有直达列车，奔行十多天就能抵达，可一想到那遥远的距离，对于这帮子文人魁首而言，跟前清时期流放唐努乌梁海，也没什么分别。
    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被丢到那里去。自然是因为这几个月来，大元首“引蛇出洞”，故意让杨浩散播出去某些论点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继而将这些躲在后台的大鱼给钓出来。最终一网打尽的结果。
    之前引发的大讨论当中，焦点原本是局限在“当官要不要做事”，和“理学家并非造成中国文化倒退、导致中国迟迟不能进入现代文明的罪人”等寥寥几个方面。
    其核心，也是围绕着大元首一力倡导，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整理。即将向全国、全世界推行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行规范，进行的针锋相对的驳斥和质疑。
    因为按照新的文化规范所说，从《周易》源流而下的孔孟之学，作为中国文化核心要素，其本意除了让儒家学子学会怎么当官找饭碗，同时还要学会做事。或者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勉强可以解释。
    而按照新规范的意思，结合大元首授意的言论，则可以归纳为：“合格的官员，首先必须是道德模范，其次要有真才实学。更要懂得民间疾苦，而非只是坐在上层离着民众几千里凭空想象，胡说八道。再次，官员要做事，不能光空谈，考核标准也必须是所辖民众的平等兴复指数，而非制造种种祥瑞，编造各种谎言，搞什么粉饰太平，处新纪录的创造所谓太平盛世。糊弄领袖去当所谓的圣君，然后把这个当成自己功劳，写进历史记载当中。”
    虽然没要求他们跟范仲淹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没指望他们做到“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可最起码的，你不能尸位素餐，光拿工资不干活。
    被拿来当反面教材的，就有北宋那些宰相们。一个个拿着几千万的高工资。却只会在朝堂上勾心斗角，往皇帝脸上喷唾沫，以干预皇帝私事为乐，夸张到皇帝多跟哪个嫔妃上-床几次，他们都要管！甚至还干出把嫔妃从皇宫里拉出去弄走的事情。
    全国亿万人中出来的顶尖儿人才，整天围绕着一个皇帝转圈儿动脑子，可想而知天下大事会搞成什么样子。
    新规范明确要求了文官应有的基本素质，那么“严苛”的考核办法，理所当然的引起广泛的争议和抵制。
    这跟之前革命战争阶段强推的革新制度还不一样，这可是要用来教育千千万万子孙后代的。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从宋代以来的中国文人那种优哉游哉的生活方式，可以宣告永别。
    文人阶层没了高人一等的地位，没有超脱法律的特权，这怎么能成？
    他们原来还指望着，等国内大局稳定之后，就开始按部就班恢复这一“传统”的，结果发现大元首动真格的，要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治国不打商量，他们真正急眼了！
    于是乎，争论从开始限定的范围，没用多久便形成了突破，很快又波及到上智与下愚、劳心者治人、文化人必须比劳动者高等，等等论调。里里外外，与传统之士农工商分野，乃至世界列强还有的贵族、地主、士绅，一定比普通民众高贵的说法，遥相呼应。
    归根到底，还是要求刑不上士大夫。
    而争论发展到的顶峰，便是呼吁改变当前一个领袖、两党执政的政治体制，要学欧洲列强玩君主立宪制，尊请大元首登基称制，重开紫禁城为皇宫，化共和为帝国。
    舆论自然而然的推动到了这一步，谁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真正上层的寥寥一些人才清楚，这正是一道绝对不可触及的红线，谁踩上谁倒霉。大元首等的，就是他们蹦跶到这个陷阱当中。
    于是乎，在九月份大争论到了最出格的时候，当即以违反宪法和蓄谋破坏共和等罪名，把跳腾最欢的一大帮人一网打尽！
    当国家安全部的探员找上门来抓人的时候，所有的清流大佬、文人领袖们全都蒙圈了。这尼玛不对啊！俺们可是一腔热血一颗忠心，都是为了大元首好啊，怎么能抓我们呢？一定是搞错了！
    随即发现没错，抓的就是他们。他们写的文章，发表的讲话，各种场合搞的集会倡议，煽动组织大批人对政府机关和宣传单位进行围攻种种行为。全部是违法违宪，证据确凿。
    依法治国，谁也不能网开一面。全国土改才结束没多久呢，当年砍得人头滚滚场景还历历在目。也就没多人敢跳出来要求法外开恩---有那种想法的人，如今都是抓捕的对象。
    随后这帮人心里又觉得，抓了我们也没那么容易处置吧？咱可都是天下舆论宣传的首脑，所谓的士林领袖，亿万民众都必须尊重的名流。这么抓了，就不怕引起广泛的反对和声讨，坏了国家秩序？
    但是很遗憾，敢于跳出来给他们喊冤，质疑政府决定的人，少之又少。广大人民群众里面，也只有极少数城市里的旧文人和部分士绅挺身出来，质问各级政府议会为什么这么干。但要说兴师动众，掀起反对的大潮，绝壁木有。
    清流领袖、文人魁首顿时傻眼了。怎么能这样呢？
    几个月来，他们的诸多言论，可都是通过报纸发表出去的，看到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怎么会才真么点儿响应的，广大的亿万民众难道就一点儿天良都木有？他们的分辨能力哪儿去了？
    许多人猜测，很可能是有无数有良知的良民想出来喊冤，却被无情的镇压了。
    但真相却是，这帮人几个月里的各种跳腾，其实影响范围非常有限。他们的文章和言论。主要还是在各个城市里面，能看懂或者说有心思关注的，只有人口不足十分之一的旧式文人而已。加起来，撑死能有几百万。
    四五亿的广大人民群众。农村和各大工厂的人，要么根本看不到他们的报纸，要么干脆看不懂他们写的文言文。
    真正能够影响到所有人的有线、无线广播电台，全部直属于大元首亲自掌控的文宣部。本来就是作为大元首掌握天下舆论的喉舌，怎么可能给这帮家伙用啊！
    所以，归根到底就是一场大戏。可怜的家伙们却纷纷上了大当，一下子跳出那么多人来，全都被记录在小黑本本上，然后根据法律名正言顺的抓捕起诉。
    结果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全国上下加起来，起码有十几万人够得上法办，最轻的也要拉去谈话教育。
    情节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的，便是张佩纶、文廷式、杨度等等首脑。张謇作为报业法人和金主，自然也逃不了。
    就在这帮人以为可能会被当成乱臣贼子给干掉，纷纷在羁押处长吁短叹的写绝命诗，或者义愤填膺的喝骂抨击，准备在将来斩首或者枪毙前，发表一次最后的演讲来着。忽然听到令他们目瞪口呆的处置决定。
    所有人，不论情节轻重，全部发配到边疆安置出力。这不是去坐牢，也不是去服刑，而是给他们机会去教化蛮夷，宣传中国文化。要想回来也可以，那得完成相应的贡献值。即，他们能够教化多少懂中国文化的边民，便能兑换多少积分。够数了，就可以回乡。凑不够，你丫死在那里算了。
    自古以来，儒生们不整天吆喝着要教化么？从古到今他们喊了一两千年，也没见真正教化出几个来，反倒是把自己国家的人都教化的失去了抵抗精神，给蛮夷胡虏杀了一茬又一茬。
    这一次，大元首总算给他们个机会，十几万文人俊才一起去边疆玩教化，搞不好不许回来。
    这已经是法外开恩，没法再好的结果。总比把他们也押进大牢，跟一帮泥腿子抢窝头吃好的多吧？当真跟着一起劳改的话，他们能羞愧的撞墙自杀。
    而且，只要去了边疆，他们也算能得到一个“响应政府号召”的光鲜名头，虽说不是自愿，总算不受羞辱。当真到了边疆，他们都是高度上的顶级文化大师，那帮蛮夷土鳖还不得当祖宗一样供着？
    比历史上其他阶段更好，他们不必担心被蛮夷们杀死，挖出心肝下酒。边疆建设兵团和数十万大军压阵，只有他们拿手板教鞭抽人的份儿。等边疆汉化彻底搞定了，他们还是有机会树碑立传，载入史册的。
    根本没得选，张佩纶、文廷式两位六十多的老清流，外带一大帮四五十岁的少壮派，还有少数杨度这种三十浪当岁的青年骨干，一腔壮怀激烈，准备蹬车西去。
    到了火车站了，几个人到底忍不住感伤，那老泪巴拉巴拉的往下掉。
    看着站台上重兵压阵之下，一伙一伙的“读书种子”拖家带口的上车，张佩纶无限感慨的叹道：“想不到千载以下，我等圣人门徒竟也有此劫数。早知今日，当初何苦又恁般多事？白白坏了天下文教根基，致使后来人不识我中华学术之真谛。圣人道统不存，我等之罪也！”
    嗯，在他看来，大元首推行那套几乎抹去了程朱理学的文化范本，简直就是异端学说，以此推行天下教化民心，便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