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黎明》103青萍之末（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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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昭和维新的理念，也不希望日本走上中国的道路，那么可以完全不理会我说的这些。如果阁下是真的认同昭和维新派的理念，是真的希望能够为日本人民做一些事情的话，我想阁下也自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道不同不相与谋，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样。顾维钧本人也是前几年才明白了人民党所宣称的“无产阶级”的概念。例如他顾维钧就是一个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决心一辈子吃外交饭的人。顾维钧既不想拥有资本，也没想过要独占什么权力。当然，从个人利益角度而言，顾维钧也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承认，得到相应的报偿。
    人民党反复讲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顾维钧当然希望中国的现行制度能够保护无产阶级利益。从这个阶级立场的角度来看，顾维钧觉得无论是占有土地的土地分封制度，或者是占有权力的权力分封体系，或者是占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是无产阶级制度上的敌人。
    尽管顾维钧本人与地主、封建权力者、资本家，都这血缘或者师友的关系。尽管顾维钧本人即便是觉醒了阶级觉悟，也没有让他产生什么仇恨的感觉。但是顾维钧已经很明白，在现有的制度与旧制度的斗争中，顾维钧会因为亲情去同情甚至在生活上给与同时拥有“阶级敌人兼亲友”帮助，可顾维钧是不会再站到阶级对立者的立场上去，不会去支持这些人希望维持的制度。
    顾维钧对这个认知有时候感觉很苦恼，人类毕竟是感情动物，人类是拥有**的生物。纯粹理性的判断经常会给感性带来相当的痛苦，而这感性引发的精神痛苦也经常会带给**痛苦的感觉。所以对日本驻华公使的沉默，顾维钧非常能够理解。
    人民党中并非没有“叛徒”，尚远、蒲观水、严复，还有很多人都是真正的叛徒，他们也在人民党中获得了地位与声望，在退出政治舞台与人生舞台之前，他们还有着巨大的权力。然而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为了追求这些地位、声望、权力而背叛以前的效忠对象。他们参与革命的原因仅仅是他们希望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并且矢志不渝的为这个革命理想而奋斗。对于顾维钧这样的人来讲，想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
    在顾维钧尝试着劝说日本驻华公使的时候，日本天皇裕仁也感到了巨大的痛苦。在他面前跪着的是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伏见宫博恭王并不是因为接受了昭和维新派的建议，前来探望天皇的安危。而是在海军爆发的叛乱中被抓了起来，海军的叛乱者们把伏见宫博恭王作为“礼物”送给掌握着东京的昭和维新派，然后又经由昭和维新派的“善意”而出现在裕仁面前的。
    伏见宫博恭王元帅是陆军大将伏见宫贞爱亲王长子，本名爱贤。出继华顶宫，改名华顶宫博恭王，但是预定继承伏见宫家的弟弟邦芳体弱多病，就回到了伏见宫。称伏见宫博恭王。1886年4月12岁就进了海兵16期，可是9月份就因受不了军校对皇族的照顾退了学，去德国弗伦斯堡海军学院留学。
    伏见宫在德国不是镀金，而是实打实的受教育。读完了海军学院以后还上了研究生班。回来以后又在海上干，因为反正不是什么至亲，天皇也不稀罕，别人当然就更不管了（反正也管不了）。
    在日俄战争黄海海战中，他是三笠号后炮指挥官的少佐第三分队长，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负伤后拒绝了军医的救治，要求军医先去处理重伤员，是赶来的炮术长加藤宽治少佐把他硬抱下去的。就这样他成了英雄。此后历任浪速号、日进号副舰长，1907年再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历任高千惠号，伊吹号大佐舰长，横须横镇守府少将司令，海军大学校长，第二战队司令，第二舰队中将司令，军事参议官。1922年47岁就成为海军大将，升迁速度之快，在日本帝国海军中空前绝后。1932年进入元帅府，成为日军第一对元帅父子（第二对是寺内正毅/寺内寿一父子）。
    昭和天皇即位后，极力控制军队。1933年伏见宫接替条约派的谷口尚真出任海军军令部长，和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一道，代表天皇在幕后操控海陆两军。
    在见到伏见宫博恭王之前，裕仁已经见到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这位负责与统制派一起清洗陆军的家伙见到裕仁之后痛哭流涕。现在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尽管性情刚烈，可被一群年轻海军军人俘虏带来的屈辱让他面如死灰，眼瞅着也有潸然泪下老泪纵横的趋势。
    代表裕仁去控制军队的两位亲王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裕仁已经清楚他为了控制军队做的努力此时终于寿终正寝。裕仁从伏见宫博恭王那里得到了不少外面的消息，统制派陆军也曾经吆喝着要攻入东京，拯救天皇。这快两个月过去了，统制派控制的陆军一动不动。在未来看样子也指望不上他们。现在海军也站到了“昭和维新”派那边去。昭和维新派现在还在逼着裕仁接见那些前来诉苦的日本泥腿子，并且不断制造各种“人民的天皇”这种弥天大谎。
    愤怒的情绪是真实的，然而裕仁却感到了一种恐慌，因为他发现日本的局势已经越来越脱离了他的控制，倒是向着“昭和维新”派所希望的方向一路狂奔起来。
    失败的预感如同阴云般笼罩在裕仁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