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西路军》第六百七十五章不是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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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人开始做出撤离的准备，派出伏罗希洛夫元帅赶往张掖面见陈海松，表明苏联政府的态度，希望他率领绥远八路军主力接收蒙古，独立完成对日军关东军主力的打击。
    心里有底的陈海松一点也不担心历史的机遇会在自己的手中滑落，命运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当你把一切有利因素都捏在手里，陷对手于不利甚至是绝望环境里你的机会就来了。他为此筹划了快两年，借着苏联的需求，有心算无心完成了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的渗透，再通过对日本军队施加影响和暗助，改变了它前世里缺乏规划逐次增兵、不善于使用机械化部队的弱点，一战消灭苏军主力，将苏联推到兵力捉襟见肘、东西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有了这样良好的战略态势，中国出兵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恢复主权也是早晚的事，以他对斯大林的了解，他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更是个机会主义者，能和德国、日本先后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就知道他是个知道轻重、分得清主次、关键时刻舍得放弃的百变枭雄。
    如今蒙古在他眼里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如果把这个鸡肋送给饥饿的中国他既能收获感激也能摆脱困境，何乐而不为呢？他相信斯大林的智慧，需要的仅仅是时间。
    他一边等待苏联的再一次召唤一边陪同主席欣赏着自己一手创建的第一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据地，深情地向中央领导们介绍着当初逆转河西战局的惊心动魄、参观西路军征战的旧址和新建的厂区，愉快地把河西民主政府的党内外老朋友们介绍给中央领导。
    自打奔赴抗日前线后他只短暂地回来过两次。一次是去苏联授勋归来。那时的根据地还在草创时期又是冬季。还看不出大的变化，不过工商界、知识界、内迁民众让古老的边城有了生气，共产党干部热情周到、问寒问暖、全力保障给了躲避战乱的人们生的希望，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法规让陡然增加的人口获得劳动的权利、安定有序的生活。
    今年初作为特使出访欧美他专程在张掖逗留了两天，虽然还是寒冷的冬季，可已经看得出城市的工业化、商业化气息，从民众的穿着、精神面貌、洋溢在脸上的满足中感受得到发展工商业、推进现代社会改造、普及科学、技术、民主、法制带给各阶层人民的幸福。
    他再一次来到这里，是因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朱德、李富春等领导人正在这里开展调查研究。听说他以退为进回到归绥。刚好过来给大家说说这半年来环游世界的感受，开辟华东华南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民主政府和工业的成功经验。
    整风运动的开展在加强党性修养、强调组织纪律性的基础上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队建设等方面的目标任务到底是什么？如何去实现并不清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走苏俄道路的思想在相当多干部中存在。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是独特的，中国的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从经典里找出路、照搬苏联经验、沿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闭门造车都是不对的，应该走到群众中去从民众的创造性活动中汲取营养，总结提炼各根据地的经验，丰富我们的智慧、完善我们的制度、明确我们的奋斗目标。周恩来建议大家首先去河西、河套转转、看看。
    这正合毛泽东的心意，去年他和朱德、叶剑英冒着风险去了一趟刚刚收复的沈阳。送张国焘上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虽然陈海松去了武汉。他还是被东北迅速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和主力部队的实力深深地震撼，这已经是他在与日本帝国主义正面碰撞下建立、巩固、发展起来的第五块根据地，异军突起的陈海松连续创造神奇已经不能用侥幸来解释。
    他的宽阔视野、主动向敌人薄弱环节进击、抢夺战略要点和工矿产地的进取意识，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工业建设、民生建设的一整套不国不共不中不外的理论做法，无不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取得了丰硕的战果，让中央苏区出身的各路将领、干部相比之下黯然失色。为什么会这样？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带着探究的目的，从东北返回时他去了包头，随后又去了张掖，饱读史书的毛泽东相信胜利者绝不是上天的青睐而是正确的路线策略和扎实的准备的必然结果。朱元璋如果没有按照刘基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去做，很有可能像张士诚、陈友谅等人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中国革命除了崇高的理想更需要针对性的战略、具体的策略方法去积累威望、赢取民心、扩充实力，陈海松的探索无疑具有启发性和示范引领作用。
    回到延安，他开始整理自己思路，反复对照陈海松留下的河西、绥远、东北、晋察冀、冀察热辽根据地所奉行的相似的政策，都强调党的纪律、重视组织建设、强化干部的学习、部队技能提高，都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府，都是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部署，都有独立的兵工厂、工业基地、铁矿煤矿，大量接收中外移民，都通过法律法规鼓励地方重视教育、改革陋习、恢复经济、改善民生、植树造林、种粮养殖多种经营。
    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立足于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基础，在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指引下，围绕着民生完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军队强悍的目标。努力提升党的自身素质。摆脱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小农思想、军阀思想的侵蚀。建立各阶层广泛参加的民主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强制推行社会改造、刺激经济、遏制传统陋习、规范社会行为，从而提高党管理社会、经济、民生的能力和作战指挥水平。
    这和陈海松过去报告中提出的奇异思想一脉相承，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却不能幻想着一夜间进入共产主义，他的实现是在生产力达到极高水平时的自然结果，绝不应跟夺取政权等同起来，即使夺取了政权还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探索、总结、调整、完善。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其实是一个漫长的革命过程。需要几代、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他应该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一脉相承的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前者总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承与升华，绝不是打倒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能建立起来的，把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当前中国革命的对象不是针对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等具体的人和阶级，而是更深层次的制度、传统观念，革命的目标是探索出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来替代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消除阶级压迫官员贪腐、消除土地集中造成的整体贫困，跟上时代的步伐建立起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廉洁高效公平公正的政府体系、有法可依依法治国的法律体系、门类齐全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彼此关联相互促进的民生体系、精干强悍敢打必胜的军事体系。
    而这个新制度、新体系的确立不是无产阶级白手起家可以实现的，需要全中国各个阶层的民众的整体参与，发挥出各自的优势去重新整合社会资源。党的领导就是在这个伟大进程中以宽广的胸怀给所有的人提供施展能力的机会、得以发展的机会、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
    否则我们的革命就成了简单的复仇行为，会失去主要的社会资源的支持、人为地设置了前进的障碍、增加了敌对情绪与革命的难度、减弱了革命的实际效果。是应该避免的。
    雄才大略者无不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伟人，毛主席岂会看不出这些策略的实用性，只要对革命事业有利的方法都应该加以总结归纳、理论化、政策化予以推广。只是如此离经叛道的思想一旦上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意味着否定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党所坚持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观念，也就意味着从此中国共产党将走上不同于苏联、违背共产国际宣言精神的改良主义道路，自然要让其他人有一个理解的过程。
    再一次来到张掖，毛泽东已经不再怀疑，而是广泛地和中央领导、地方官员一起分析各种政策之间的关联，找出其内在的原因、目的。恰好黄颂英、武廷飏率领的浙江经济考察团，翁照垣、何子渊率领的粤东工业参观团来到张掖，面对着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河西，感慨震撼之余同样充满了不解和疑惑，希望得到启发的他们也参加到这些问题的思考当中。
    土生土长、乡绅出身、经过商当过官、参加过民主革命的黄颂英、何子渊等人没有苏联理论的影响更能理解陈海松各种行政举措的意义，两地推出的社会经济政策跟张掖实行的基本相同，似乎更加温和一些，以江南的自然、人文条件认真去做肯定会走到河西的前面。
    已经76岁依然身体健硕的黄颂英从小习武，又在日本学习体操多年，参加同盟会响应武昌起义，策动兵变控制温处两州，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谋划革命，北伐胜利后回家乡办教育搞实业，始终不理解有那么多革命者奉献家财支持的国民政府怎么改变不了贫穷落后呢？
    经过与陈海松的探讨他们才意识到中国的落后源自于社会制度的束缚，包括他们这些早期的革命者全都是努力维护着家族的利益、维护着传统礼教对乡村的统治、维护着土地制度不受破坏，反对满清、袁世凯、北洋政府也仅仅是保证本阶层利益不受冲击。支持蒋中正也是希望同一个利益集团里的他及国民政府维护这个传承千年乡绅得益的社会制度。
    但事实证明这个社会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无法适应外部世界变化带来的冲击。松散的政治团体、可怜的国家财政、虚弱的武装力量、散漫的官府体系、贪腐的各级官员、思想保守的乡绅阶层、愚昧无知的穷苦百姓，无不来自于封建社会制度的遗传和变异。
    这样的分析无疑让中共领导人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有了清醒的认识，反帝反封建一直是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也是共产党追求的革命任务，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打碎封建制度的深刻影响，苏联采取的是肉体消灭、阶级斗争的方式，而在陈海松的政策里看不到对乡绅、资产阶级的无情打击，反而对私人财产给予法律保护。这是为什么？
    倒是黄颂英、何子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