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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礼部的事不是没的可说。年节过后,掌院都御史马文升评论道:“议正祀典,多少文学之士在做文章,难道就不值得一提?就算一定要说刑部的事,继晓之诛就不值得一提?这个于肃忠,他就是持才自傲,一开始就想把话题引到杨承芳身上。”
继晓,湖广江夏僧人,与大太监梁芳沆瀣一气,在大行皇帝时祸乱朝政,被视为妖僧。成化末年,他已经被罢官为民,去年六月,科、道官重新追究他的罪状,将他下狱,并于十一月处死。
“于肃忠可非同寻常,他可是和太子殿下称兄道弟,能饮几盅酒的人,负图先生怎么也要琢磨他?”右副都御使冯贯笑道。
右佥都御史边镛却说:“我倒觉得,几个有为少年是在立志。”
边镛字克振,北直隶任丘人。他和马文升差不多同时步入仕途,但马文升是进士出身,他是举人出身,所以后来的迁转大为不同。说实在话,他能升为都察院堂官,已经是不拘常格。也许正因为出身不同,他对官职的高下反而不那么看重,心里有话,在都御史面前,在副都御使面前,即使在太子面前,都敢于直言。
“立志?”马文升想想,说,“这话也有道理。”
“太子殿下、于肃忠和刘健既称云中三凤,志向早有,何须以此方式来立?”冯贯不以为然。
“云中三凤到底是外人的称呼,他们自己的志向如何,可不是凡夫俗子能考量的。”边镛坚持己见。
“莫争,莫争!”一人坐在一边,马文升正好从中间劝阻,“几个少年一味说别人的事,我们几个老家伙也一味去说别人的事吗?”
冯贯忍不住想笑:“在负图先生和克振先生面前,充其量,我只是个大家伙而已。一个大家伙愿意奉陪两位老家伙,计议论自家的事。”
马文升、边镛都被他逗乐。
“大用先生有没见过太子殿下?”马文升问。
“见过。”冯贯答道,“负图先生告诉我,与太子殿下可以一谈;我和殿下相见,果然是人中龙凤,当世难得之骄子。”
“殿下与你说些什么?”马文升问。
“殿下说,虏贼皆在河套,近边墙居住,日以涉猎为业。”冯贯开个头。
边镛打断他:“涉猎为业,那是虏酋的辩解之词。”
“是,殿下也是这么说的。”冯贯道,“殿下说,近日由通事回话,说并不想做贼抢掠,明春还要来进贡。胡虏为患,自古而然,势盛则抢掠,势衰则北遁。多年以来,东则在大同、宣府,西则在延绥、宁夏,再西则在甘州、凉州,追逐水草,不时出没。此虏贼之常态也。”
“不过,可虑者不在于虏贼不时出没之常态,而在于彼此势力之消长。”马文升显然对此已思索良久。
“此乃陛下经国者所虑,非边鄙下吏所能虑及。”边镛说。
“这话不对。”说话者正是太子朱佑堂,只见他边说边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刘宁、余子俊和谢迁。
“以今日虏势论之,部落分散,固不足深虑;但我武备不振,屯粮不足,则在所当忧。”马文升三人看太子殿下来访,忙起身行礼。请佑堂坐下。
佑堂谦虚回礼,上座。
继续道:“一个不足深虑,一个在所当忧,正是我等要筹划的。”
“卑职这倒要请教,既不足深虑,为何还要筹划?”边镛问。
佑堂点点头,示意他问得好。并解释说:“不足深虑,并非全不足虑。
成化四年,鞑靼首领阿乐入居河套,犯我边境。朝廷命将征剿,阿乐为缓我大军,遣人进贡。
我还记得,贡使行进的路线,是入偏头关,经大同,赴京师。当时,朝廷对贡使甚为优渥,赏赐高于常典。
谁知贡使一回河套,虏骑又大举寇边,肆意劫掠,朝廷仍不得不用兵。到成化九年,将其驱逐,才宁静一些日子。虏势分散,这是一个例子。
朝廷大兵集结,驱除不难,故不足深虑。但虏贼反复无常。加之以兵,则声言进贡;假以颜色,则复扰边。
一部虏贼,竟要用五年时间,才得以逐出,众位说,朝廷可以掉以轻心吗?”
“殿下说宁静一些日子,实在是很短的一些日子。”边镛补充说,“不久,该部又进入河套,其他一些虏酋也渐次入套。”
“亏得各部仇杀,不然,早就不是不足深虑。”冯贯也说。
“而今虏势又有所不同,”佑堂再深说一层,“往年虏贼入套,是在冰结之后。
其时,野草焚烧将尽,马无所食,不得久居,故入而复出。今虏贼声言明春进贡。
贡使行进路线,不外仍是发自榆林,入偏头关,经大同、赴京师。贡师经河套,大部岂能不尾随?
贡使越过大同,大部则停留河套。他们说候旨,边臣如何处置?不准,则阻其向化之心;准之,则彼趁水草肥沃之际,从容就牧。
那时虏贼人众马壮,再想驱除或不可能。河套之虏不可不忧,在于此。”
一旁的刘宁、余子俊和谢迁向佑堂投向了膜拜的眼神。
马文升、冯贯、边镛听他一番剖析,都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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