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少帅》第62章大魏土崩（本书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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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则合，乱则分。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
    自万昌朝进行变法开始算起，仅仅一年时间，天下便已大乱，由治入乱的度如此之快，历史上前所未有，甚至比当年秦国还要崩塌得快。但大魏崩塌之后的结果，却与秦国不同。
    见过林坚之后的云铮终于在两日之后接受了林坚的投诚，轻易得到了洛阳最后的天险虎牢关。其后以林坚麾下主力为两翼，分夺洛阳周边各要隘，亲率主力大军进军洛阳。
    云逸大军自山东南下黄淮，顺利攻占整个苏北。洛阳外围天险虎牢关失守、皇叔祖林坚投诚靖安帝林曦的消息传到皖北，皖北的伪朝中央军立即向分兵前来的云逸投降。
    至此，云家的北疆军占领整个中原、山东和黄淮平原，以长江为界，与青龙教隔江相对。
    关中周光帅的大军则一路势如破竹，击败早已筋疲力尽的冷家和西川叛军，与林晟率领的龙翔卫和冷家残存的军队决战成都。冷家战败之后，竟然毫无骨气地投降周晔，此事实让天下哗然。周家从此独占关中、蜀中，称霸华西。
    云铮攻破洛阳之日，伪帝林旭**与太和殿。太和殿这座象征皇权的金銮殿，数月间两度被焚，大魏末日气象显露无疑。
    得到中原的云铮遂亲率大军南下，与林曦合围击溃张剑渊的乱军，而后便留下部分军队继续清剿叛军，自己却带着林曦回到洛阳正式登基。
    只是，回到洛阳的林曦悲哀的现，此时的洛阳，再不是林家的洛阳了。至于他这个皇帝，也早没了号令天下的能力。
    其实历史治乱分合的演变有其自身的逻辑，地理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统—先必须以社会政治方面的凝聚力、向心力为基础，其次才是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分裂也先是社会政治方面出现离心力，然后地理上的离心力才显现出来。
    若单从地理因素来看，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点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局部的独立性并存，既存在有利于统一的因素，也存在着离心的因素。
    中国现有版图所包括的这片地域基本上是中国历史展开的舞台。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这片地域的东、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险峻的山脉，北面是大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相对独立，自成一统。秦和西汉相继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帝国，并为确保帝国的安全而进行了积极的拓边，帝国的疆域基本上达于这片地域的天然极限。统一的观念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而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天下纷乱之际，逐鹿的群雄也大多怀着重新统一天下的抱负。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统一的大局基本上得以维系，这种跟中国地理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广泛深入人心的统一的观念乃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另一方面，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境内的山河分布纵横交错，又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各地域之间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诸方面的差异很大，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必须对上述各方面进行一种深度的整合，否则，上述诸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的条件下便可能表现为潜在的离心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被诱出来。
    在中国版图内的各区域之间，既存在促进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也有将彼此相对隔绝的天然屏障。如长江和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在东、西部之间就是一种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南、北方之间却是一种天然的限隔。像太行山、秦岭、大别山等大的山脉，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的确就是一种天然的限隔；但这些山脉的断层地带或河流穿切而形成的河谷低地却又提供了可供穿行的交通孔道。
    至于地理因素究竟是挥出促进联系的积极作用，还是挥出离心的消极作用，则视当时社会、政治的整合程度和中央政权经营措置上的得当与否而定。
    当一个王朝强盛的时候，它的统治者往往能够以一种王者包容天下的宽广胸怀，推行比较积极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和文化政策，而且，所推行的政策也往往能收到比较积极的效果，从而将中国地理中有利于统一的积极因素挥出来，将潜在的离心力降至最低，使其并不挥实际的消极作用，统一的局面因此得以维系。
    而王朝衰弱，往往积弊太深。它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积累下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在积弊中酝酿着广泛的矛盾，在积弊中滋长着各方面的离心力。随着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离心力的滋长，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出来。这种离心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破坏统一，形成分裂的局面。
    在治与乱的更迭、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过程中，地理因素是在社会、政治等其它更为根本性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之下才挥出来的。
    治乱更替，统一和分裂也随着交替变迁。王朝衰弱，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通常普遍而且广泛；当其积弊难返之时，矛盾和问题往往就集中在某几个主要的尖锐的问题上。这时候，稍有契机，矛盾便迅地激化，而形成燎原之势。这种契机在历史上通常表现为周期性出现的严重的自然灾害、穷兵黩武不能自拔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等。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统治秩序便随之迅崩溃，统一的局面也迅解体，而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在旧的统治秩序和统一局面解体之后，历史常常藉分裂和动荡而酝酿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比较长时期的分裂。三次长时期的分裂是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及宋夏辽金先后并存的时期。在这三次长时期的分裂之后，分别完成了三次大一统的局面。这三次大一统分别为秦汉、隋唐、元明清。在每次大一统期间，又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从秦到西汉、从西汉到东汉、从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换代的过程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每一次大分裂之后的统一都比以前的统—更深刻、更广泛，社会的整合程度也更高。
    旧的统治秩序解体通常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离心力滋长，统一的中央集权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独立性突出出来，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山来，从而使天下呈现出分裂的局面。
    要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重建新的统一局面，就必须先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政治上的离心力，才有可能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结束分裂，重建统一。只要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政治上的离心力并未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就会继续存在，统一局面的重建便很困难。
    王夫之曾论及王朝衰亡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土崩，一种是瓦解。他说：“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势以异。瓦解者，无以施其补葺，而坐视其尽；土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蜂起，不数年而社稷夷、宗枝斩，亡不以渐，盖瓦解也。栋本不固，榱本不安，东西南北分裂以坠，俄顷分溃而更无余瓦，天下视其亡而无有为之救者；盖当其瓦合之时，已无有相浃而相维之势矣。隋、元亦犹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于秦；汉之屡危，而后受篡于魏；唐之京师三陷，天子四出，而后见夺于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闽、四广，而后终沉于海。此则土崩也。或支庶犹起于遐方，或孤臣犹守其邱陇，城陷而野有可避之宁宇，社移而下有逃禄之遗忠；盖所以立固结之基者虽极深厚，而啮蚀亦历日月而深，无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数百年而继以瓦解，瓦解已尽而天下始宁。”
    王夫之描述了两种王朝衰亡形式所表现出的特征。大体说来，瓦解意味着全面的混乱和无序，持续的时间通常比较短，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通常也比较快；土崩则意味着在整体的秩序崩溃之后尚有局部的秩序保存，其衰亡往往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也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秦、新、隋和元的灭亡便属于瓦解，东汉、西晋、唐和宋的衰亡则属于土崩。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原因当然是复杂的。
    一般说来，那种**程度比较高的朝代在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瓦解的局面。这种朝代高度**的统治往往制造了一个权力结构单一的社会，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缺少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其暴虐的统治遂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造成了最直接的矛盾。徐乐在上汉武帝书中说：“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说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最高层与最下层之间最直接的矛盾。因为缺少与皇权分享利益的社会阶层，也就缺少可以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中间力量，一旦它的统治因某种原因而削弱，稍有导火线，即可导致矛盾的普遍爆，结果其皇权遭到的是普遍的反对。所以，它在整体的秩序解体之后，连局部的秩序也没法维持，因而出现王夫之称之为瓦解的那种普遍的动荡和混乱。
    秦、新、隋和元在这方面比较典型。这些朝代大多统治暴虐，高度**，横征暴敛，轻用民力。这样的王朝在皇权削弱后，逐鹿的群雄往往大大小小数以十计。但在经历了时间并不长的一段动荡和混乱后，大多灰飞烟灭，天下重归一统。
    而那种**程度不高、或是其**因某种原因受到削弱的王朝，在其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土崩的局面。这种朝代的统治秩序中存在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削弱皇权的力量，也是维系皇权的力量。在皇权受到挑战时，这种中间势力可以起到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作用。这样的朝代，即令整体的秩序解体了，但那些中间势力尚可维持或建立局部的秩序。这种势力作为政治上的离心力，若与地理上的离心力结合起来，往往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
    东汉、西晋和唐的衰亡就属于这种情况。东汉的皇权本已受到宦官和外戚的削弱，在经历黄巾大起义的冲击之后，权移州牧、刺史。后来割据四方的军阀大多便是这些州牧、刺史。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最终演变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西晋惩曹魏之亡而重用宗室，重行分封制。“八王之乱”中，导致西晋衰乱的是这些宗室藩王，“永嘉之乱”中，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的也是这些藩王，重建司马氏社稷、保有江南半壁江山的司马睿也是藩王出身。在西晋的统一“土崩”之后，出现的是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长期对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