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苍茫》二百六十六章.虾夷国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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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六十六章.虾夷国覆灭
    中国人和日本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首发都是面对夷人，中国人讨论的是攘不攘的问题；日本人讨论的是怎么攘的问题。这就是文士和武士的差别。
    先看日本，萨长要武力攘夷，结果失败了，于是研究怎么攘夷才能成功。结果搞新攘夷的方法，维新了，幕藩体制推倒，发展近代工业。结果攘夷成功了，西方人不敢小看日本.最后还让日本人给打了一顿；中国人是不想攘夷，起来攘夷的都是下层的草根，上层的精英们都是文士的态度，攘什么夷，看看西方的鸦片烟枪多好，西方的什么什么多好，花一点小钱就能买过来，攘夷了，就享受不到了。
    洋务派的几个人，之所以要搞，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战争。曾国藩等人在战争中对于西方有了粗浅的认识，他们算是中国的武士。唯一可惜的是，中国也只有他们几个想攘夷，其它的都是什么山老鼠，或者新的二鬼子之辈。而洋务派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早的阶段，人数又少。
    日本是举国都要攘夷，开国论者不过是缓攘。就像征韩论战时两派论的是急征还是缓征，而非征还是不征。
    另外说几句，有人讲洋务派办洋务贪污浪费，维新官僚一样贪污浪费。说贪污，五代友厚贪污造币寮的钱，山县友朋贪污了国入的十分之一；大久保更是贪污受贿无所不为。松方正义搞私有化，企业都承包给自己亲戚不说，财阀的钱一样不少拿。100多万的财产14万处理掉，中途黑了多少钱？说浪费，釜石制铁所一次就浪费100多万，结果产不出铁来.鹿儿岛纺织第一年亏损14万，日后也是长期亏损.三田农业所亏损88万，这都是纳税人的税金。
    有人说洋务派办面子工程，维新官僚一样盖面子工程。大阪买进1000多座油灯台，照亮市街，这是不是面子工程？富冈纺纱所为了面子好看，所有建筑均采用西式风格建造，结果预算大大超支，这是不是面子工程？天皇说拿钱支援海军，战后马上从海军费里提钱修御苑，修的富丽堂皇。所以鄙人认为贪污浪费搞面子，这些都不能算是关键性的问题。
    现在的倭国，还远不是兵锋四面的疯子，满国人有一半看着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日本妓女的美貌和温柔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其他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日本妓女以其柔弱之躯，抵抗着南洋居民的狂轰乱炸。
    明治33年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金约百万元，其中63万为海外妓女的送金。
    《福冈日日新闻》登出探访记事《女人国》记录：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1万2千多元。全岛原的30个村子，合计则突破30万元。
    这批妓女带血的卖身钱，对富国强兵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推动作用。她们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
    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做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原本倭国妓女云集的婆罗洲沿岸，没有由于联邦的统制而改变这中状况，反而发达的经济环境和鼓励移民的政策，更使得倭国妓女大量涌来。
    这种情况下，限制非华裔非联邦籍居民继承资产的政策，又使得大量倭妓嫁入华人家庭。却反而使得来此的倭国男人数量相对非常有限。整个联邦，对于这个在联邦人眼里还是荒蛮之地的倭国，大概只有贺王爷死死地盯着。
    贺王爷走后的天津，保守的中国官员和士子文人还在吵嚷着反对作任何让步或安抚。其实，天津地方政腐之所以一开始就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就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趁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
    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装着幼孩眼睛的瓶子，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
    尽管顽固派对政腐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曾国藩旋即亲赴育婴堂直接向儿童进行了解，结果弄清他们并非拐骗而来，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自愿送来的。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堪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腐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
    他请求清廷发布辟谣声明，证明并无虐待儿童之事，以此恢复修女们的名誉。曾国藩提出一个必须弄清该案是非的无所偏袒的意见，他劝说清廷必须首先对英、美、俄三国进行赔偿，使它们不致被卷入到法国的案件中去。
    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威。”并表示要在各地做军事准备。
    为了解决这一纠纷，曾国藩建议将道台和天津的知府、知县撤职；将十五名元凶处死，另外二十一人流放。曾国藩主张，如果法方仍不满意，还可考虑加重处罚。
    保守派当即谴责曾国藩卖国，北京的湖南会馆将装饰在墙壁上的曾国藩手书对联付之一炬；大学士倭仁嘲笑曾国藩在处刑问题上和法方讨价还价。清廷也认为曾国藩的建议难以接受。
    此时的曾国藩也即清政腐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他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
    对法国，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而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此3人以抵命的要求，曾国藩认为如此处理我朝廷命官太丢国家、政腐的脸面。可是，这时清廷已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且反指曾氏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
    曾国藩深感个人不称职，同时又不断受到保守派的谴责，因而灰心丧气。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曾国藩，最后议结津案。
    幸运的是，法国在中国表现的好斗精神因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而得到缓和。李鸿章迅速将此事予以解决，他同意赔款四十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往法国道歉；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但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八名肇事者处以死刑，二十五名送往边疆服苦役。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
    这年五月，上海江南制造局建造的第二号舰“操江”号运输舰完工，造价83，两。与“惠吉”为同级舰，所有船壳机具都为自制，是中国第一艘自制的暗轮――螺旋桨船。本舰亦为木质船身无装甲，长180?，宽27.8?，吃水9?，排水量950吨，载货640吨；425匹马力航速约9节，装备四门160公厘口径炮，乘员91人，首任管带为马复震。
    回航途中，贺王爷特地前往祝贺，还为福建船政带去了一些技术资料。毕竟这也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现代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