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214章秦王之尊(卅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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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有一定政治远见的士大夫，包括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勇敢地正视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抛弃传统的抑商轻商观念，从而使商品经济观念在社会上得到了加强。”
    这下又出现了一些新奇词汇，幸而黄崇嘏聪慧异常，前后联系，才能大致理解。
    李曜却并未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只是继续道：“这种重视商品经济发展的观念和思潮，在国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名流之中，公开反对工商业者很少，而赞美商业者日益增多。譬如陆宣公陆贽，就认为国家的任务是使‘商农工贾、各有所专’，使他们能‘咸安其分’；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的韩愈，不仅主张农工商并重，并为在盐专卖中受到损失的富商大贾鸣不平，还为蓬勃兴起的海外贸易唱赞歌。正统的儒家先贤陆韩的观念尚且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其他先贤就可想而知了。我朝著名能臣刘晏，则公开地利用商品经济原则来改革财政，发展社会经济。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为商品经济发展唱赞歌的思想和观念非常盛行，并且成了名流思想中的一个主流。”
    黄崇嘏笑道：“莫非正是如此，右相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李曜见她笑得狡黠，也不禁好笑，但却申明：“这虽是一点，但重视商品经济的思潮或观念，却不仅仅在名流之中引起巨大回响，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一大冲击。当时社会上一反传统的瞧不起经商的观念，把经商看成是人们的一个重要职业，甚至是主要职业。因而从事商业经营的人非常多，稍有一点才能和资力的人，大都去服牛骆马，以周四方，贾郡国无所不至，以贩运有广大销路的远方异域的特殊商品，使‘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种经商热的情况，在许多诗作中都有反映。”
    他举例道：“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居人尽东西，道路侵垅亩。采玉上山岭，采宝入水府。”
    黄崇嘏读诗未必比李曜少，尤其对唐诗，更加熟悉，当下便接口道：“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
    李曜哈哈一笑，赞了几句，黄崇嘏谦谢了。李曜便又道：“可见，商品经济观念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一种思潮，以至于‘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原来孜孜耕种的农人，现在被日益勃兴的商品经济观念大潮所裹挟，转而经商谋利。你看他们那种孜孜谋利的形象，‘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诚可谓维妙维肖。”
    黄崇嘏点头，心中也不禁被李曜说动。
    “至于商人怎样经商谋利，也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元稹在《估客乐》中说：‘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这其中‘求利莫求名’一语，既是他对长期实行抑商政策造成对商人的压抑的宣泄，同时也表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意识观念发生了大的转变，经商牟利不再需要遮掩了。”
    黄崇嘏闻言一震，迟疑道：“这……是商贾之辈地位提高之像。”
    李曜猛一击掌，大声道：“不错！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城乡中寻常百姓的商品经济观念日浓，而且连朝廷官吏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也有明显改变。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末胜于本’这一现实，并且能审时度势的放松对商业的各种限制，以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譬如贞元九年，诏曰‘通商惠人，国之令典’。宪宗元和十三年，裴相公裴度至蔡州发现夜禁引起人民不满，就下令‘不复以昼夜为限，于是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在政治上，朝廷也破除唐初对商人‘必不可超授官秩’的作法，使得许多商人‘尽居缨冕之流’。在经济上，朝廷也减轻对商人的重剥苛征，一度出现‘官家不税商’，‘关梁自无征’之况。因此，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商人获利丰厚，‘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所费百钱，已得十倍赢’，‘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以至于使得许多商贾成为国中巨富。如裴先‘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王元宝都中巨富，‘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又以铜线穿钱，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
    黄崇嘏叹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李曜对这种态度不以为然，正色道：“经商能致富，商业活动自然成为受人羡慕的职业，商人贾客自然精神舒畅，怡乐自得。所谓‘生为估家乐，判尔乐一生’，‘行止皆有乐’等说，未必没有道理。”
    黄崇嘏微微皱眉，她非是商人世家出身，多少仍有些抵触。
    李曜却也不以为然，只是道：“掌握了巨量资财的商人，必然要求政治上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权力。此时的朝廷便顺应时势的发展，为商人参与政治开了路引，从而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商人作官、官吏经商的官商一家的现象。当然，这种官商一家的现象，并非出现于我朝，其实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西汉时，晁错就对这种现象发表议论说：‘因其富厚，交通五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不过我朝发展得尤盛。富商大贾为了给自己的商业经营带来稳定的意想不到的便利和效益，不惜以重金行贿，钻营勾结权贵豪门。元稹诗中所谓‘先向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就是指此而言。有些巨商，干脆输钱捐官，如江陵巨商郭七郎输钱数百万，买到了横州刺史的官。穆宗时，‘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刘禹锡曾对这一商人贾客经商谋利富比封君，贿赂公卿的现象作过描写。他说：‘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徼福祷涛神，施财游化域。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
    黄崇嘏简直有些弄不清李曜的立场了，他作为朝廷右相，说起朝廷的丑闻居然一点也不避讳，连怪异都没法形容了，简直就是诡异。
    不料李曜似乎全未发觉黄崇嘏面色有异，仍然说得极是兴起，甚至有些眉飞色舞：“许多官吏面对经商能获厚利的机会，自然跃跃欲试，遂直接参与经商活动，或与商人合伙，或自行经营。于是各级官吏经商谋利之风愈演愈烈，上至王府朝廷中的百官公卿，下到地方上的藩镇州府，都争先恐后地设置行铺邸店，服鬻求利。如金吾大将军、光元节度使王宗，乘时贸易，富拟王者。朝廷屡发敕令禁止官吏经商，如天宝九年诏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德宗大历十四年的赦书说：‘王公百官，……如闻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并宜禁断。’武宗的敕文中也曾说：‘如闻朝列衣冠，或承华胃，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地方上的军政大吏如节度观察等，也多做生意，‘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各托军用，实私其利息。’朝廷也深知商品经济观念影响深远，官吏经商已举世滔滔，积重难返，遂不得不承认现实，变更法令，改为所有官吏在乡村及坊市开设邸店，经纪求利，一律按照百姓例差科，不得有特殊优待。这实际上是取消了以前的禁令，默许官吏经商。例如：‘诸使、诸军、诸司人在乡村及坊市店舍经纪，准前后敕文，收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应属诸军、诸使司等在乡村及坊市店铺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更不得妄有影占。’都是其中明证。”
    黄崇嘏终于忍耐不住，道：“正是由于官商合一，互为依托，致使国家商税日蹙，不法商贾获利丰厚。白居易曾说，由于盐商等‘皆多藏私利，别营稗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此乃下有耗于农商，上无益于管权明矣’。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他认为，商盐获利丰厚是与盐商直属朝廷管理的体制有关的。因此在《盐商妇》一诗中写道：‘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桑绩……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李曜见她居然知道这一点，颇为意外，不过却并不反感，反而笑道：“说得是，继续说。”
    黄崇嘏脾气上来，也不管会不会得罪了这位朝廷右相，继续道：“这种官商结合的经营方式，既不能保证政府垄断全部收入，又不能对商人的利益进行调节，造成盐税流失于私人手中与农商利益的巨大反差。因此，他把利归商人作为政令失度的主要标志，认为‘使幸人奸党，得以自资’者，此乃‘政之疵，国之蠹也’。因此，他认为朝廷兴利除弊的首要任务就是‘沙汰奸商，使下无侥幸之人’，破除这种官商合一，互为利用的管理体制。”
    李曜见她一脸正气地说来，不禁笑了起来，点头道：“白乐天公的见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见黄崇嘏对这个评价似有不服，摆手制止，道：“不错，商品经济观念的发展，几乎摧折了官定的‘抑工商’国策的影响，从而使工商者的地位不仅能堂而皇之地‘尽居缨冕之流’，而且力过吏势，横行天下，‘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成为‘上客’。有些巨富甚至敢与君王同座论事，如富商邹凤炽，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又曾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其绢未竭……”
    对于农工商问题，李曜的思考不是一年两年了，对于其中的情况也算思考得比较透彻，他现在所做的，按照后世一句名言来讲，其实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要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土地兼并的加速，促进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那么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通过经商敛集了巨量货币财富的商人，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消费，把大量的货币投入市场，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手工业品，促进了市场的活跃与货币流通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