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215章北都风云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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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的战斗力很强，很没有安全感的肃宗便命令西域诸军迅速勤王，一夜之间，大唐在西域的15万主力精兵奉命东进，西域立时处于军事真空状态。
    本来在青海，哥舒翰的对吐蕃作战打的有声有色，吐蕃一时还要躲着这位名将走路，但大乱之中，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堪一战的大将们因为朝廷失策，陆续死于非命，吐蕃实在是不下手都不好意思，终于在乾元元年趁势北上，逐渐顶不住的朝廷被迫在宝应二年设立了一个神奇的职位“河已西副元帅”，这职位有点像明朝的辽东经略使，不过比经略使还要更惨的是，连像样的正规部队都没有，主要任务是整合河西、北庭、安西三地的残余唐军，抵抗吐蕃的攻势。
    虽然初期的抵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首任的河已西副元帅杨志烈在永泰元年在凉州抵抗吐蕃时，由于“士卒不为用”，只得往甘州逃命，于途中被沙陀人所杀。随后大历元年，吐蕃人攻陷河西重镇甘州，肃州。再第二年，作为杨志烈族弟而继任的河已西副元帅杨休明战事继续不利，只得“转进”到了沙州。由于吐蕃控制了大片中间地带，因此河西，安西，北庭三地唐军互相失去联系，只得各自为战。
    杨休明大约死于大历二年，当时的河西观察使周鼎被迫挑起大梁。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唐军在河西走廊的各个要塞和城市都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为吐蕃逐一击破，最后周鼎发现，自己真正能够控制的也只限于沙州这最后一镇。
    从大历五年开始，沙州就一直持续受到吐蕃围攻，周鼎一边固守，一边不断尝试向大唐名义上的盟友回鹘求援，但是很明显，如果屠了两回洛阳的回鹘都靠得住，母猪肯定会上树了。看到城中粮草将尽，周鼎打算焚城，率领军民突围东进。即使在对当时情况了解不多的李曜看来，这也是个非常不靠谱的决定——可以参考携带军民南下的刘备所遭遇的当阳长坂追击战。因此周鼎的决定立刻引发了沙州军队的意见分歧，具有强烈国家荣誉感的部将们认为一旦放弃沙州，沙州将“永不为唐土”。意见分歧随即导致暴力冲突，最终的结果是安西都知兵马使阎朝“缢杀周鼎”，率领军民继续抵抗。
    周鼎被杀之后，确实没人再主张突围了，但是军粮的问题仍然没解决。阎朝只好下令“出绫一端，募麦一斗”，搞了一次内部的石油换食品运动，可能大唐这时候的爱国情绪还比较浓厚，结果居然是应者甚众。但即使是这样，到建中二年（781）的时候，沙州还是弹尽粮绝了，面临绝境。阎朝努力做到了最好——他和吐蕃的大将绮心儿郑重约定，献城沙州民众将不会被外迁后，方才同意投降——这让李曜想起《天国王朝》里和萨拉丁相约、守卫耶路撒冷的巴里安。
    于是十一年的沙州围城至此终于结束，虽然最终难免陷落，但是城中的汉人大姓张、李、索等氏族都没有流离失所，保存了日后能够让归义军光复沙州的星星之火。
    沙州陷落之后，当地民众虽然没有被驱逐，面临的也是噩梦一般的日子——如果仅仅是换个节度使那也就罢了，问题是，吐蕃是个奴隶制的国家！
    结果毫无疑问，吐蕃人视汉民为贱民，在河西诸城生活的汉人被告知，走在大街上遇到吐蕃人时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对待奴隶，奴隶主们当然不视其为生命，而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丁状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的情况比比皆是。
    为了断绝当地汉人和中原唐朝的血脉和情感联系，吐蕃人还要求汉民不得穿着汉族服装，必须如吐蕃人一般，辫发左衽。每年的春节是汉人唯一被准许身着汉服的日子，沙州的汉人在家里穿着汉服祭拜祖先，都痛苦得泪流满面。
    建中元年，当时的太常少卿韦伦在奉命出使吐蕃后，路经陇西一带返回长安，一路见当地汉人“毛裘篷首，窥觑墙隙”，有人哭泣、有人向东跪拜、还有人密奏吐蕃在当地的虚实，盼望唐军前来收复失地。
    但是很可惜，四十多年后，唐军依然没来。
    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大理卿刘元鼎前往吐蕃会盟，路过龙支城（青海乐都），有上千名老人沿路拜泣，自称是当年被俘的唐军，问当今天子安否，“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
    一个“未忍”，道尽多少艰辛，不知听到这些话的刘元鼎，是难过、尴尬，还是无奈？
    这一切，一直到张义潮举起光复沙州的大旗，才得到改变。
    和后世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有相似之处的是：吐蕃人同样善战（确实给唐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并且攻占过长安）、也同样不善于管理。河西之地，本来土地并非贫瘠，在大唐统治时曾经修筑过很多水利和农业设施，但吐蕃统治之后，开始逐年荒芜。
    同时，大唐在由盛转衰时，幸运地出现了一代名相李泌。李泌是中唐时杰出的政治家，历玄宗至德宗四代帝王，始终进退自如。在李泌的政策指引下，唐与回鹘、阿拉伯、南诏等国共同结盟、构建起了针对吐蕃的包围圈，吐蕃从此在政治上进入绝境，无力扩张。不能扩张，也就无法掠夺，不善经营管理领地带来的恶劣后果开始变得尖锐起来。
    会昌年间（841-846），由于连年灾害，吐蕃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饿殍遍地。会昌二年，吐蕃赞普郎达玛遇刺，死时无子，内臣立了他妻子綝氏的一个内侄名叫云丹的为新赞普（这人选离谱得真是太远了），自然引起多方不服，从此吐蕃陷入内战。
    在内战中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人是原吐蕃大将尚恐热（又名论恐热），在击败了主要对手之后，尚恐热自封为吐蕃宰相，纵兵大掠河西，“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
    大唐看出吐蕃的穷途末路，在国力衰败的情况下仍试图派兵向西小规模进军。大中元年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大败尚恐热所率吐蕃军。次年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并一举收复了原州、石门等六关和威州、扶州。吐蕃的凶残和唐军的局部胜利，刺激了张义潮最终发动了沙州起义。
    张义潮，生于贞元十五年，沙州敦煌县神沙乡人，是沙州陷落后在吐蕃的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张氏在河西，是名门望族，世居沙州，张义潮的父亲张谦逸曾在朝为官，官至工部尚书。张义潮一代有史料记载的张氏兄妹共三人，长兄张义谭，相对低调的一个宽厚长者，一直自愿隐身于张义潮身后；姐姐张媚媚，出家为尼，法号了空；另外的幼弟，就是张义潮。
    据传言，张义潮最崇拜的人是高仙芝部下的第一大将封常清，立志以封常清为榜样，曾一笔一画地抄写封常清在安史之乱中被诬陷处死前所作的《封常清谢死表闻》。耳闻目睹当地汉人被压迫的悲惨生活，张义潮对吐蕃统治下的沙州现状极为不满。但是由于吐蕃之前的高压统治，一直隐忍到五十岁。
    张义潮自幼习文练武，极有谋略。按照张家自己略带夸张的记载，是“得孙武、白起之精，见韬钤（古代兵书《六韬》、《玉钤篇》的并称，泛指兵书）之骨髓”。当此时机，张义潮“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
    张义潮起义的核心力量来自于三方面：望族、僧侣和当地豪杰。当年沙州陷落的时候，名门望族的保全为起义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准备；僧侣的协助扩大了起义在民间的影响力和认同感；而豪杰成为了起义中的中高层骨干领袖，在张义潮和普通民众的中间层级起到了很重要的纽带作用。另外，作为兄长的张义谭也参加了起义，并起到了一定的领袖作用，也成为张家“双核心”之一。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起义爆发。义军趁城内吐蕃兵力空虚之际，发动突然攻击，“汉人皆助之”。吐蕃军在慌乱之中没有组织起有效防御，竟然被逐出城外，之后虽然不甘心进行了多次反扑，但终于没能夺回城池的控制权。在某些传说中还有“启武侯之八阵，纵烧牛之策”的说法，李曜也曾听说，但他显然不信——他自己还能“引天雷”呢。
    沙州光复之后，借此事件的影响力，河西地区的汉民起义此起彼伏，先后都和张义潮取得了联系，并陆续归附。张义潮作为起义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实际上已成为沙州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他不得不开始考虑后续对策。
    在起义之前，张义潮就已经明确的将“归国”作为口号。起义之后，一方面义军要面临吐蕃反扑的压力，另一方面需要将“归国”的策略延续到底，张义潮决定向长安的朝廷派遣使者，传递河西光复的消息，并寻求朝廷正规军的军事支持。
    沙州和长安，相隔数千里，而且途中尽是吐蕃人的势力范围，使者的行程之艰险可想而知。为了确保信息能够到达，张义潮派出了十队使者，携带十份完全相同的文书，由沙州出发，分别向十个不同的方向在沙漠中绕行东进。为了尽量迷惑信佛教的吐蕃人，在使者中还安排了大量的僧侣，以保障旅途的安全。
    这些使者的旅行非常悲壮，在东进的途中，有九队人马或者被吐蕃军队追击、或者迷失方向、或者因为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最终在莽莽大漠之中沉默的消失。只有敦煌高僧悟真率领的一队使者，在向东北绕行三千里之远后，脱离吐蕃的势力范围，侥幸到达了位于后世蒙古的、大唐针对回鹘设立的边防军——天德军的驻地。在一路上，这队使者穿越的沙漠地带就超过两千里，可谓九死一生。
    在天德军防御使李丕的协助护送下，悟真的使者队伍终于在大中四年（850）正月，又经过上千里的旅行从天德军驻地到达长安。至此，十队使者活下来的寥寥无几，能够在朝廷眼中留下名字的，唯有悟真一人。
    然而，整个长安城都因为此队使者的到来而轰动了！
    早在六十多年前朝廷失去河西的控制权之后，除了有限的几次路经河西的从吐蕃归来的使者的报告，朝廷没有任何关于此地的消息。没有任何人能想到，河西的汉人仅凭民间的力量竟然收复了失地！唐宣宗下令以盛大的规模迎接了使者的队伍，并称赞说：“关西出将，岂虚也哉！”。悟真因为其功绩还被封为“京城临坛大德”（对有修为和德行的僧人的敬称），以作表彰。
    由于路途的艰险，悟真到达长安的时候，张义潮起义已经过去了两年。在这两年中，张义潮并未被动等待使者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