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师长范哈儿》第三百四十四节消极怠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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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着中国的抗战可能会走放弃盟国合作的单方面路线。
    蒋夫人写信给租借物资管理局局长劳克林？柯里，说中国的士气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低过。她还说，委员长也“第一次。对美国感到真正失望。随后，老蒋也亲自写信给罗斯福，要罗斯福派哈里？霍普金斯代表他本人到中国来，因为局势展到了我过去从未经历的危急阶段。国民政府在给美国的另外一些函件中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能对中央军提供大批的武器和物资，准备推翻蒋介石并向日本屈服的失败主义分子会抬头，到时中国肯定大乱，亚洲局势很可能崩盘。
    罗斯福本来就已经极为担心，他要求阿诺德将军研究”将物资空运到中国的一切可能途径，因为不管多么困难，“都必须使航线保持畅通。在中国起反击前，补充给他们足够的武器和物资”。高思大使虽然并不认为中国同日本单独媾和的危险很大，但是，他认为，中国以一种“不宣布同日本媾和但实际上同日本停战”的方式长期采取消极方针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
    这同派史迫威到中国去实现的目标截然相反，租借法案的理论根据实质上是利用盟国的兵力打击共同敌人，派史迪威到中国去的目的就是保障使租借物资达到这一目的。史迪威现在遇到的障碍是接受租借物资的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采取了消极态度。委员长之所以还打仗，只不过是因为不这么干美国就可能停止提供物资。他光靠消极威胁不可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军火，但同时为了使美国决心提供必需物资，他又得答应采取军事行动。史边威在这方面拥有决定权，但老蒋认为，史迪威作为他的参谋长，其职责却是为他搞到他所需要的物资。
    史迪威不认为自己是承办商，甚至不认为自己是用来达到中国目的的工具性的顾问。他认为，自己是个军人，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是打败敌人，因此需要有支军队。不管有没有一支美国部队打头阵，主体作战部队都得是中国部队。
    因此，为了提高战斗力，中国现有的部队或其中能投入作战的部队得进行改革。
    史迪威跟怀疑派截然相反，他主张实行改革，而且是个实干家。中央军十个师经过他的换装整编，成绩显然非常不错。蒋介石从不视察他的部队，他老是一个劲地谈论卡车、飞机和大炮，这完全说明他对练、补充兵员、领导、医疗和后勤供应等工作的必要性并不重视。史迪威知道，改革工作规模太大，很可能自行垮掉。但是，他认为，有租借物资作为交换条件，他可以要求实行改革，至少可以从计划练的三十个师开始，至于反攻日？他又不是马歇尔参谋长，这个要求完全可以交给盟军联络司令部的其他人来解决。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建议的抵制从来不是坚定不移或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他认为史迪威能为他从美国要到东西的多寡而变化不定的。
    而且他还在美军中有一位同盟者，那就是飞虎队的指挥官陈纳德。
    飞虎队自然是战果显赫，但使陈纳德更加火冒三丈的是物资供应不足，他之所以恼火是因为他完全深信，如果能得到装备，光用他的航空队就能截断南海的日本军用物资运输线，使日本大吃苦头。这个办法的诱惑力是很大的。陈纳德写道：“我们始终应该研究如何做最为适宜，而应该忘掉这样做是否可行的问题，因为那样很快会给我们造成足够的危害。我们应该看看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应该为之感到鼓舞。”他本人就受到了这种令人钦佩的原则的莫大鼓舞。他在那年夏天写信给史迪威说，太平洋战略的目标是切断日本的海上通道，鼓励中国出动地面部队进攻日占区，在缅甸和印度支那地区压制住日本空军，减轻日军对印度的威胁，保卫通往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航线和“提供军需品以成叫也动一场攻势，来激励所有盟国如果给他五百架战斗机和一百架运输机，再加上让他“全权指挥这个战区的空军”他就能实现上述目标。
    在老蒋夫妇看来，陈纳德的论点是很难不予相信的。如果给陈纳德五百架战斗机、一百架运输机和“全部指挥权”就能打赢这场战争，那就没有必要改革军队，也没有必要打乱各集团、各派系和各战区司令官之间的极其微妙的关系了，因为蒋介石的很不牢靠的权力宝座就是靠这些关系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