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鼎1617》第七卷大野龙方蛰天下鹿正肥第七百六十六章江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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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按照天贼所的专家汪三公子的主张，这恰好是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按照他的理论，什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统统的都可以丢掉东洋大海里去，土地都拿来搞建设，搞工业，搞经济作物种植。只要我们有钱，还怕在国际市场上买不到粮食吗？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人家不卖粮食给我们了，那一定是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惹得人家生气了。
    但是，他所描述的这套做法，早在几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们就已经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来替我们试验过了，这条路，走不得！
    从明代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救荒本草等类著作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还有一部分的人在研究所谓的“避谷之法”，以期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苟延数日之性命，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明代中后期以后，原产于美洲的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粮食作物被引种到了中国。这些作物在引进中国之后迅速扩展，普及全国，成为许多地方，特别是山区人民的重要粮食。福建的陈氏父子因为从西班牙人控制的吕宋偷取番薯引种到福建成功，而被家乡人立庙封神祭祀。但是甘薯和玉米等的引进并没有象西方引进的芜菁和三叶草一样，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农作制度，它只是在粮食生产和衣着原料生产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之所以是暂时的，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而甘薯、玉米等的引进就是在增加粮食供应的同时，也加速了人口的增长。
    考古学家夏鼐指出：“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土地的开辟，以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代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恐关系更大。”因此甘薯玉米的引进并不能解决中国人口的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温饱问题并没有因为它们的引进而得到解决。
    增加品种既然不能满足人民对粮食的需求，那么，我在种植技术上做文章可以吗？事实证明，有用。但是，用处不大。
    前面提到的套种、桑基鱼塘等技术，算是多熟制的范畴之内。多熟制的发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只是部分地弥补了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致的粮食减产，而并没有消除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相反由于缺乏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多熟制的发展必将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多熟制的发展还影响到了畜牧业的发展，江南稻区在实行多熟制以前，曾经有所谓“抛牛”之俗，即在水稻收获之后，让耕牛自行在田中放牧，明清以后，由于多熟制的实施，早稻收割之后，种上了晚稻以及菽、麦、麻、蔬等各种作物，放牧已觉不便，明末宋应星就曾做过这样的计算，“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者半之，既已无牛，则秋获之后，田中无复刍牧之患。而菽、麦、麻、蔬诸种，纷纷可种，以再获偿半荒之亩，似也相当也。”沿至清代“抛牛”之俗索性被禁，此种做法势必引起畜力紧张，从而加重劳动力的负担。这又是促使农村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而人口的增加又对粮食供应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这就需要寻找新的食物来源，玉米和甘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和推广的。
    虽然也通过引进新作物，改进种制度，发展多熟制，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但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却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农具的倒退。
    中国早在汉代时期出现过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发明，如代田法、耧车等，这些发明都是适合大面积的土地生产需要而出现的。它与近代欧洲农业改良时所采用的某些农具在原理上与相类似，但是这些农具在中国却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农桑结构导致的人口增加，使得大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少，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就越来越少。因此，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往往得不到普及和推广，如代田法、耦犁和耧车，仅是在西汉京师附近和一些边远地区试用过，而并没有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推广使用。不仅如此，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技术倒退的现象。
    唐朝江东犁的出现和明清铁搭的盛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先进的江东犁在明清时期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落后的铁搭所取代？是江东犁不适合江东的自然条件吗？不是，因为江东犁就是适应当地的土壤耕作条件而最早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发明江东犁的地方反而不用江东犁呢?原因在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导致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的失衡，这种失衡使得原本一些可以用来放牧地方都被开垦出来作为农田，而原来一些在收获之后可以用来放牧的农田也纷纷种上了作物，因而导致了畜牧的萎缩和牛力的缺乏。人口增加使得铁搭的使用成为可能，而畜牧的萎缩又使得牛耕缺牛，只好用人力代替牛力，铁搭代替牛耕。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据宋应星估计“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力者半之”，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估计。一般说来，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头牛就相应地要补充七到十个劳力。这又陷入了新的一轮人口增加。
    除了农具的退化、畜力的使用减少之外，更大的影响则是在于因为土地不能够大面积经营，各种水利设施便无法兴建，灌溉便又成了问题。
    什么？有看官说这些东西太过于晦涩，看不懂？那么，不厚道的作者冒着被404的危险，用不远的年代，甚至是很多人经历过，至今还被无数文艺作品吹嘘的包产到户来解释一下。
    某个湖南人曾经说过一段列入小学课文竺可桢的话，农作物产量要看水光肥种子气候工具等多种因素，人的作用则是把这些因素争取到最佳。总之，只要是有点种田经验的人，都知道一句话，种地也叫伺候庄稼。你要把庄稼所需要的水肥种子光照工具等等搞好了，庄稼才会开恩给你一点好收成。只有那些不知稼穑艰辛的人，才敢瞎说什么有了积极性，产量翻几倍得话。积极性当然重要，但是你再积极也是去伺候庄稼的仆人，忘了这点，庄稼可不管你是张三还是李四，那响亮的耳光说来就来。
    年全面取消人民公社并且在建国35周年国庆游行上高举包干到户好的牌匾，可惜第二年全国粮食减产7.44%。你前脚摧毁了各级农村基层组织，把集体掌握的农机具，牲畜一股脑的都给分配了，姑且不说这个过程中是否有腐败、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发生，将集体生产重新变成了小农经济，然后美其名曰是进步。可是不想想，从集团作业一夜间变成个体劳动，抗风险能力和经营成本的巨大变化会坑死你的。一窝蜂似的生产导致的谷贱伤农类事件好像都看见过不少。那个阶段农村的演变情况，曾经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苍生》里有很详细的描写。不过，建议大家去看看浩然的原著，里面的描写更是能医治头风。呃，好像最早搞包产到户的那个村子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贫，还在靠着典型光环过活。
    当年某些人一边吹嘘积极性，一边停止了水利投入，甚至拆散了自行发展水利的组织。结果，你牛逼吹的再响，也改变不了顶在荆江一线的是被评价为三七开的那个人在世时期修建的大堤的事实，最恶搞的是，连最后的荆江分洪的底牌，都是开国领袖建的，那些人干的事情是，把分洪道挤占挪用，搞得大堤上拿着喇叭给大家鼓舞士气，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最高领袖一身得冷汗。万般无奈之下，还是开国领袖留下的军队挺身而出，甚至打出了这里就是上甘岭得标语。
    幸好，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荆江一战，到底还是打赢了，一如积尸如山的上甘岭。但是最高领袖是真害怕了，这么搞，怕不是要变北面的邻居毛熊？要知道，毛熊可是我们的好老师，连怎么死，死后是个什么下场都告诉我们了。怎么办？接着吹？最终，最高领袖和继任者决定向主席投降，您老人家说的对啊。最终，进入新世纪后，国家不但免去了皇粮国税，更开始投入巨资重振水利，不仅重修水库水渠，还建立了监测站。
    尤其是近些年，新农村，家庭农场，农业机械大规模推广，土地集约化经营，最高领袖更提出了中国的碗里必须装着中国的粮食，同时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抓农村工作，恢复农村基层组织，这才渐渐的补上了当年的缺口，让我们不至于被白头鹰掐着脖子问还想不想吃饭了。
    哦，似乎又扯远了。我们还是把注意力转回到这个时空吧！
    在原本的历史上，因为多熟制的发展和甘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引进的确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明清之际的农业无论是从总产，还是单产，以及所养活的人口总数来看，都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水平。以单产而言，十七世纪时，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大米产量已达到2.3公吨，这是现代以前农业技术理论上的最高产量。但是，随着江南的城镇化发展，手工业工场的大量出现，稻田的人均面积还是不断的缩减。据史料记载，从明后期到清康熙二十年前后，杭州府水田面积减少30顷，湖州减少了79顷，嘉兴减少了1354顷，其中石门县田减少了1451顷。与此同时，人口却在不断地增加，结果是人无耕地的占有量下降，从洪武年间的人均三亩多稻田，渐渐的变成了不到两亩。减少了接近三分之一。
    特别是李守汉开始有意，甚至是恶意的向江南大量出售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以来，江南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更是每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锐减。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大片的桑树林，一座座的机坊。每天，江南各地州县市镇上所需要的日常粮食油料盐巴酱醋等物资消耗，都是由在河道里往来穿梭的大小船只，在河埠头将船舱内装载满满的、压得吃水线快到了船舷的粮米包，菜油坛子，让那些码头上的苦力们喊着号子搬运到库房之中，然后通过一间间买卖铺子，发售到需要它们的人手中。
    这些粮米油盐等物，绝大多数来自于吴淞口和杭州湾。江南，已经在李守汉有意识的操作下变成了一个粮食七八成都依赖于进口的地区。嗯，这个比例基本上和现在的南棒子国一样。不要说三八线北面的那几千门火炮把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