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歌》第四十九章：定陶定逃[2]

明歌最新章节目录
   你保守秘密”这一点都做不到（或者没有这个信心），那干脆也别想着做什么大事儿了，直接掩面跳粪坑里算了。
    所以，听到慈炯的一番话语后，可馨姑娘双目含泪的先冲孙传庭一个万福，随后弯腰进入船舱。紧接着阮大铖讪讪的爬出来，看见孙传庭之后，两个人都是轻叹一声，自顾自的，望向河面。雨已经开始飘落了，微风吹乱了众人的头发，孙传庭看起来很有些伤感。
    朱慈炯的发飙、孙传庭的伤感、阮大铖的尴尬，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这些还要从头说起：
    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明确的，那就是在吴三桂和王承恩分别领导下的情报系统――东厂锦衣卫、参谋总部情报局――大肆活动的同时，以东林党侯方域、左兵丘慧荣为牵头人的反向谍报人员，其实也是存在的。毕竟南京锦衣卫作为一个常建单位，已经延续200多年,且一直属于南京方面的强力机构。
    而且在北京，旧党也不乏拥有实际权力的支持者，例如宛平县令刘茂遐。这位刘先生与钱谦益、吴三桂的私交都非常好。同时他也是北京城两大县令之一，手中握有绝对的实际管辖权。并且发自内心的支持东林党的政治理念，这样的人成为卧底，倒也不算奇怪。
    但刘茂遐却被钱谦益可耻的出卖了，要说老钱这么干确实有点下作，当初是他哭着喊着，以老师、故交的身份鼓动侯恂与刘茂遐，一起玩了个“裂土自治”的把戏，其中侯恂说服了左良玉起兵、并且调动整个江南士林作为舆论支持；另外刘茂遐则是不断挑唆吴三桂咬这个咬那个，惹急了郑芝龙不说，还创造出朝堂动荡，国家要卸磨杀驴的假象。
    这一切的一切，幕后黑手没别人，就是钱谦益。可眼瞧着旧党越闹腾，空间就越局促，钱谦益居然洗白了底子，摇身一变，成为新党后盾了！这种行为很令人不爽。
    说起来呢，他老钱心系金陵，但人在北京，在受到国家暴力胁迫之下，适当的转变政治立场也情有可原。可问题是，总不好出卖朋友吧，更何况这个“朋友”曾经为他鞍前马后的忙活，而且还在他这个“老师”面前一口一个“学生”的谦称。但老钱依旧很没品的供出这个北京最大的间谍――宛平县令刘茂遐。
    不过刘茂遐绝对的支持并同情旧党，倒是出于真心实意。
    刘县令并没有被抓起来，相反，在国家核心层知道他是“间谍”的前提下，很多相关消息，都通过他这个渠道，起承转合。
    除了这个倒霉鬼刘县令之外，其余旧党扶植的重要间谍，就很是不伦不类了，阮大铖、董祖常、越其杰、张缙彦这几位，纯粹是所托非人。其中阮、董、越等人，旧党也并不是很信任，一般来说，他们能够成为间谍的唯一资格，就在于他们敢于贪污。
    别看阮大铖名义上负责天下纪检工作，但根本没有任何人相信这家伙会清如水、明如镜，因此旧党不过是搂草打兔子，在贿赂他们帮助自己收购北方资源的同时，也希望这三个家伙适当的为自己提供一些情报。
    这件事儿得到了孙传庭、史可法、马世奇三位大员的默许，因为大家早把阮大铖三人给看透了，有国家做庄，他们无非就是经办人员，只要能获取旧党信任，然后帮助完成惊天骗局，将来只有好处，绝无坏处。
    因此，阮大铖等人很顺利的成为了双重间谍。
    另外一个张缙彦，就很有点儿意思了。之所以老张成为旧党信任的间谍，其原因就在于当初黄河渡口逼死曹文诏的众多帮凶之中，有他张缙彦一字号。
    当初曹文诏兵行险招，计赚许定国于黄河渡口，却被金声桓抓住空档来了个反包围，使得曹文诏与许定国同时死难。这幕悲剧的主谋是金声桓，帮凶也很多，但在曹家军后来的血腥报复下，仅仅张缙彦留了下来。
    也就是说，既然张缙彦参与了逼死曹文诏的军事行动，那么，张先生就天然拥有了仇敌――黄河古渡口战役的两大苦主：许尔安、曹平安。
    许尔安是许定国长子，老父误中曹文诏妙计那是技不如人，如果当初金声桓能够及时出手，非但爹爹不会阵亡，连弟弟许尔吉也会保全性命。
    但后续发展证明了金声桓的狠辣，同时灭掉了曹文诏和许定国。
    因此说，按照现如今的道德逻辑，许尔安真正的杀父仇人，恰恰不是曹家军。所以如果你是曾经的帮凶――张缙彦，首先就要提防许尔安的报复。
    另外一个苦主曹平安，如果曹文诏顺利的做好权力交接之后，方才与世长辞，那么曹平安同样拥有最大的机会，在曹变蛟无法归乡的前提下，正式接掌曹家军的军权。因为曹文诏麾下十大总兵都属行伍，平安又是节帅生前最器重的好兄弟，接掌曹兵可以说顺理成章。
    可偏偏曹平安的继承，是在节帅阵亡的战事中，这么一来，大家总觉得这位仲帅的来历，差了那么一点儿意思。
    这么推演一番之后，国仇家恨，外加心头不忿，曹平安如果不恨金声桓及其帮凶张缙彦，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所以，张缙彦如果蜕变为旧党间谍，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介绍完北京与南京之间的间谍网络之后，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为什么金声桓准备偷袭定陶的消息，是如何传递过来了。
    丘慧荣在追缴“玄青子”的过程中，也意识到情报战的作用，因此反向派出了很多人员，并且与刘茂遐、阮大铖、张缙彦这几个人相互建立了沟通渠道，其中刘茂遐主管政策、阮大铖负责经济、张缙彦则承担了军事情报的递送工作。
    通过张缙彦的“努力”金声桓等人对大通君子营的兵力布置，可以说了如指掌。
    大通营目前是六大主力战斗营，阎应元的民壮步兵营、曹平安的山陕骑兵营、许尔安的河南旧部、冀乐华统辖的天雄军、申甫率领的车炮营，最后一个就是张缙彦的河南匪帮营。
    每一个大营下面是4到6个小营不等，每小营是4000人正式编制。这么算下来，大通兵的战斗群，人员规模已经达到了十五万之众。
    由于大通营主官是孙传庭，因此在现有辖区内，施行了一种生产自救形式制度，以棉毛巾为主的定陶工坊安置了很多逃难百姓，这些百姓既可以是经济利益的创造者，也可以成为作战部队的兵源库。
    应该说这种军民经济合作体在历史上并不算罕见，由曹操首创的兵屯制，向来是比较成熟的建军方式，现在孙传庭不过是继续向前迈进了几步。
    兵屯制以屯田为主，现在的大通营模式，则是集合了农业、商业、手工业等多种经济实体，再配合上国家正规军种，从而搭建了一道涵及山东、河南、山西南线的漫长防守面。因此大通营的兵力布置，可以说非常分散，沿着南北分界线，十五万大军基本算是面粉里掺沙子，怎么也多不到那里去。
    尤其山陕军和张缙彦、许尔安这三大营，分别以小营为单位，分散到了河南、陕西、山东等地。
    防卫定陶核心区的军队，只有四个小营不到2万人的规模，分别是：阎应元率领一个民壮新兵营；申甫带着车炮营及沧州兵两个小营；冀乐华统辖一营天雄军。
    这样的军力布置，本应该属于绝密中的绝密，但就因为张缙彦的存在，金声桓了如指掌。应该说张缙彦充当旧党间谍这件事儿，是得到过孙传庭、朱慈炯首肯的。但大家毕竟都没干过这项事业，所以究竟那些信息应该说，那些信息不应该说，都没经验。
    这就造成金声桓在通盘分析这些情报之后，大胆做出纵向穿越，直击定陶的战略决策。只不过金声桓在这里犯了一个小错误，他忽略了双重间谍的危害性，应该说这是这个时代军人的不幸，对情报人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就自然容易在这种问题上栽跟头。
    这边张缙彦，阮大铖等人早就想通了，留后路没问题，万一将来旧党胜利了，他们还可以称得上有功之臣。但在反叛事业没有成功之前，主流一定要向好。
    金兵北侵，直击大通营心脏，这个消息传递给张缙彦之后，要他相应安排并且提供准确信息。以便金声桓一刀致命。
    但张缙彦可不傻，小小不言的情报，能传递一定传递，还赚点儿零钱花花。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张缙彦可就不干了。
    他立刻就通知了自己的主心骨，阮大铖。要不说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土鳖呢。阮大铖这些政治小强，永远可以敏锐的嗅到政治气息，以力求自保。
    金声桓准备在左良玉身故之前，以一场胜仗来为恩帅送行，并且准备孤军奇袭定陶，这个设计本身没有太多的意义，无非是为了表示自己一条道走到黑的立场。
    但在阮大铖看来，这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目前来看，旧党还有两张底牌：丘慧荣于南京刑部抢夺的宗业司金银；旧党名下的南方不动产。
    宗业司金银可是真金白银，其中本来有一部分应该算在“七王”名下。但毕竟“七王”也伙同谋反了，总要有所忍让，再一个，宗业司的产业主要在南方，左兵拿钱，七王取业，这样的分赃模式，倒也没亏。
    宗业司金银一直归丘慧荣所有，要想让他放心将这部分金银贡献出来，兑换成桃花票，有两个前提：
    1.桃花票确实坚挺
    2.军事胜利，但政治上却愈加被动。
    先说第二条，政治上被动很好理解，国家不动边军入内勤王，就是最大的政治。没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置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政治就只能更加被动。因此，现在左兵急需一场军事上的胜利。
    亦即金声桓此次偷袭，一定要大功告成。
    只有军事上取得进展，政治上却依旧被动，丘慧荣又全程参与了惊天骗局，那么当左良玉身故，左梦庚率领三大总兵投诚国家之后，剩下坚守立场的丘慧荣，就会迫切希望这场骗局的成功，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因为在旧党算来，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能够坚持到摊牌的那一刻，收购北方将获得无与伦比的成功。丘慧荣之前能亲自审问张应京，就在于其内心中，也是认可这个骗局的可操作性。
    只要军事上的实际领导者丘慧荣产生了这种愿望，那么对于北京方面来说，目的就达到了一大半。握紧两张底牌的手，也就开始松动。
    这就涉及到桃花票的坚挺问题。
    要想让桃花票坚挺，就需要旧党控制区内的全体精英层，都对桃花票产生信心。
    一旦丘慧荣答应将“被其控制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