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女逃亡者[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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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贝蒂娜，那么在安德烈讲这番话的时候，我就该立刻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会有这种需要。然而当时安德烈的话引起我痛苦的程度还不足以使我感到必须立刻把这些话看成是谎言。说到底，如果安德烈说的是真话（起先我对此也不怀疑），那么在见过那么多形形色色的阿尔贝蒂娜的表象以后，我所发现的真正的阿尔贝蒂娜与第一天出现在巴尔贝克海堤上的阿尔贝蒂娜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时我就看出她是个喜欢吃喝玩乐的姑娘，后来她让我陆续看到了她的多种侧面，正如当我们逐渐走近一座城市时，它的建筑物的布局在我们眼前不断变化，以至后来在远处唯一能看到的宏伟的主建筑反显得矮小、逊色了，待到我们熟悉这座城市并能正确评价它时，就会发现，它的真正比例正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远景所呈现的比例，至于我们走过的其余部分，只不过是一切存在物为抵御我们的视觉而建造的一道又一道的防线，我们必须忍着极大的痛苦，越过这一道道防线才能到达核心。再说，如果我不需要绝对相信阿尔贝蒂娜的清白是因为我的痛苦已经减弱，那么反之亦然，我不为安德烈透露的真情过分痛苦，是因为近来，我原先苦心树立起来的认为阿尔贝蒂娜白璧无瑕的信念已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被一直存在于我头脑中的、认为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信念所代替。我不再相信阿尔贝蒂娜纯洁清白，是因为我不再有这个需要，也不再有强烈的愿望去相信。然而正是愿望产生信念，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大部分产生信念的愿望都与我们自身共存，只有到我们生命终止时才结束，——但促使我相信阿尔贝蒂娜清白无瑕的愿望要作别论。那么多证据证实了我的最初看法，我却不信，宁愿傻里傻气地相信阿尔贝蒂娜的几句话。为什么相信她了呢？因为谎言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东西，在人的生活中它起的作用与人类对享乐的追求所起的作用也许同等重要，而且前者受后者支配。人们说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享乐，或自己的荣誉，如果享乐被张扬出去会损害荣誉的话。人们一辈子都在撒谎，甚至对爱自己的人，尤其对爱自己的人，也许仅仅对爱自己的人撒谎。因为唯有这些人让我们为自己的享乐担惊受怕，而且我们也只希望得到这些人的敬重。我起先认为阿尔贝蒂娜有罪过，后来只因我的愿望调动了我的智力去怀疑这一信念，才把我引入了歧途。我们生活在电和地震的征象中间，也许必须竭诚尽力加以解释才能了解那些符号的真实意义。毋用讳言，不管安德烈的话多么使我悲伤，我仍然觉得，现实最终与我的本能最初的感觉相吻合，要比现实与后来因我的怯懦而在我身上占上风的盲目乐观相吻合更好些。我宁愿生活跟上我的直觉。何况，我在海滩上的第一天就凭直觉认为那群少女是狂乱的肉欲和道德败坏的化身，还有，当我看到阿尔贝蒂娜的女教师把这个狂热的姑娘带回小别墅，如同人们把一头野兽推进笼子，而这头野兽，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日后将谁也不能驯服，那天晚上看到这一幕时我也有一些直觉，我的这些直觉与布洛克向我指出大地上欲望普遍存在（这使大地在我眼前显得无比绚丽，使我在每次散步、每次邂逅时都禁不住心灵震颤）时所说的话不正相一致吗？这些最初的直觉，我现在才再度与它们相逢，并发现它们已得到证实，不管如何，这样也许对我更为有利，而在我爱恋着阿尔贝蒂娜的时候，它们却会引起我过分的凄楚。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直觉只留存下一点痕迹，那就是我对一些我看不见但却不断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的恒久揣测，也许还留下了另一种痕迹，它先于前一种，也比前一种更博大，那就是我的爱情本身。事实上，我不顾理智的否定，选择了阿尔贝蒂娜，爱她，难道这不意味着了解她，连同她的所有丑恶之处吗？而且即便在猜疑心偃旗息鼓的时刻，难道爱情不是猜疑的持续和它的一种转换形式吗？既然欲望总是把我们引向与我们最为对立的东西，迫使我们去爱那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那么爱情难道不是恋人的洞察力的一种证明，连恋人自己也难以理解的一种证明吗？一个人的魅力里，他（她）的眼睛、嘴巴、身段里必然含有令我们感到陌生、并能使我们极其不幸的一些成份，当我们感到被这个人吸引并开始爱他（她）时，就意味着不管我们把他（她）说得如何纯洁无邪，我们已经看出他（她）身上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背信弃义和种种过失了——
    ①特里亚农，造在凡尔赛公园内的两座花园，大特里亚农建于70年，小特里亚农建于1762—1768年。
    就这样，为了吸引我，某个人身上有害的、危险的、置人于死地的成份体现为魅力，也许，这魅力与隐秘的毒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比毒花的繁茂诱人与它的毒性汁液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更为直接？我常对自己说，也许正是阿尔贝蒂娜的同性恋行为——我日后痛苦的根源——使她具有那种和善而直率的举止，这举止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和她可以象和男人一样保持忠实而无拘无束的同伴关系，同样，类似的毛病使德·夏吕斯先生变得象女性那样敏感和聪颖。恋人在最盲目的时候仍有洞察力，其表现形式正是偏爱和柔情，所以在爱情上无所谓选择不当，因为一旦进行了选择，选择总是不当的。“您到我家来约她的那个时期，你们去朔蒙高地散步吗？”我问安德烈。“噢！不，自打她跟您从巴尔贝克回来以后，除了我告诉您的那一回，她再没和我干过任何那种事。她甚至不准我再对她谈起这种事。”“可是，我的小农德烈，干吗还要撒谎呢？我通过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从不想去打听什么），知道而且极其详细地知道阿尔贝蒂娜又干过这类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是在河边，跟一个洗衣女工，就在她出事之前几天。”“哦！也许是在离开您以后，这我就不清楚了。她感到自己没有能、也永远不可能重新得到您的信任。”最后这句话使我心情沉重。接着我重又想到山梅花那晚的事，我记得大约半个月后，由于我妒忌的对象不断改变，我曾问阿尔贝蒂娜她和安德烈是否发生过关系，她回答说：“噢！从来没有，不错，我很喜欢安德烈；我对她怀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就象对自己的姐姐一样，而且即使我有您怀疑的那种癖好，我可能找任何人也不会想到找她。我可以指任何东西向您发誓，指我姨妈，指我去世的母亲的坟墓向您发誓。”我相信了她。她过去吞吞吐吐对我供认过一些事，后来见我对这些事并非无所谓便又矢口否认，然而即使这种前后矛盾没有引起我的疑心，那么我也该记得斯万曾坚信德·夏吕斯先生的友情是柏拉图式的，而且就在我看到男爵和裁缝在院子里的那一幕的那天晚上，他还对我肯定这一点；我本该想到人间有两个世界，一个在前面，另一个则隐藏在后面，前面那个世界由最正派、最诚实的人们所说的话构成，藏在它后面的那个世界则由这些人所做的事构成，因此，当您听到一个有夫之妇在谈到一个年轻男子时对您说：“哦！我和他很要好，这事千真万确，不过我们的友情是很清白、很纯洁的，我可以拿我死去的双亲发誓。”您应该毫不犹豫地对自己肯定说，这位太太很可能刚从盥洗间出来，她每次和那个年轻人幽会后便匆忙跑进去冲洗，以免怀上孩子。山梅花的事使我伤心得要命，而且正如阿尔贝蒂娜所认为、所说的那样，我变得阴险了，开始恨她了；尤其是她那些出人意料的、令我思想上无法接受的谎言。一天她告诉我说她去过一个航空兵营，她是飞行员的朋友（大概是为了转移我对女人的怀疑，她以为我对男人会妒忌得轻些），她还说那位飞行员以及他对她表现的那份毕恭毕敬使安德烈如此心驰神往，以至安德烈希望飞行员带她乘飞机兜兜风，当时的情景真有趣。然而这完全是七拼八凑编出来的故事，安德烈从来没去过那个航空兵营。这类谎话，不胜枚举。
    安德烈走后，已是晚饭时分。“你无论如何猜不到谁在这里呆了至少三小时，”母亲向我说，“我估计三小时，其实也许更长些，她和第一位客人戈达尔太太差不多同时到，她看着我的客人——今天有30多位——一个个来了又走了，她却安坐不动，直到一刻钟前才告辞。要不是你的朋友安德烈在这儿，我就会让人叫你了。”“到底是谁来了？”“一个从来不访亲拜友的人。”“帕尔马公主？”“没说的，我的儿子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叫你猜人名真没意思，你一猜就准。”“她没为昨天怠慢了你向你表示歉意吗？”“没有，那样做就愚蠢了，她的来访本身就是道歉；你去世的外婆会认为这样做很得体。据说帕尔马公主大约在两点钟时派了一名跟班的来打听我有没有接待日，下人回答说就是今天，她就上楼来了。”我的第一个想法没敢告诉母亲，我想前一天帕尔马公主周围准是一群很出色的人，她和他们交情很深，喜欢跟他们谈天说地，见我母亲去了她感到有点不快，而且并不想掩饰她的不快。这种目无下尘的傲慢态度，她以为能用细心周到的殷勤来补偿，这完全是德国贵妇人的作风，盖尔芒特家族大概在很大程度上也吸取了这种作风。可是母亲却认为（我后来也这么认为）原因很简单，是帕尔马公主没认出她来，因而没想到应该对她表示关注，待到母亲走后帕尔马公主才得知她是谁，也许是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儿知道的，因为公爵夫人在楼下遇见我母亲了，也许是从来拜访的夫人小姐的名单上看到的，门房在她们进府前都要询问姓名，以便登记入册。她觉得由别人或者她本人对我母亲说“我没认出您”这不太客气，而且认为作一次拜访——这在公主殿下是一次破例，尤其是一次长达几小时的拜访——无异于间接而又同样有说服力地对我母亲作了解释，她果然这样做了，其实这种做法也和我的第一种解释一样，是符合德国朝廷的礼节与盖尔芒特家族的家风的。
    但我并没有长时间呆在那儿让母亲对我讲帕尔马公主来访的经过，因为我适才想起好几件有关阿尔贝蒂娜的事，本想问安德烈，却忘了问她。再说，阿尔贝蒂娜的身世我现在知道得多么少啊！将来也不会知道得更多！然而这是唯一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故事，至少在某些时候它又开始使我感兴趣了。人是一种没有固定年龄的生物，他具有在几秒钟内突然年轻好多岁的功能，他被围在他经历过的时间所筑成的四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