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女囚[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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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您，我的脉脉温情只是演戏而已。”“哪里，您是疯了，我根本没有这么想。”她忧伤地说。“您这就对了。不应该这么想。我是真心爱您的。也许不是爱情，是很深极深的友爱，深得远远超出您的想象。”“这我相信。但您却胡思乱想，以为我，我不爱您！”“离开您，我非常痛苦。”“我呢，更比您痛苦一千倍。”阿尔贝蒂娜回答我说。已经有了一会儿，我感到我再也无法克制，泪水涌上了眼窝。这眼泪不是来自于我从前对吉尔贝特说：“我们还是不见为好，生活把我们分开了”时那种忧伤，这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泪水，诚然，我给吉尔贝特的信中写这话，我是在想，我不再爱她，而去爱另外一个女子，这是一种过度的爱情，但这过度的爱情是为了减少把爱情过度地花在一个人身上；有两个人的时候，命中注定有相当数量的爱情可在其间进行调剂，这一方拿得爱情太多了，就应该抽出一些来给另一方；而爱情到了这一方，比如到了吉尔贝特这一方，我同样注定是要将爱情抽出来与她分道扬镳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其原因多种多样，而首要的原因——由此又产生其他原因——是因为我缺乏意志。在贡布雷时我外祖母和我母亲就已经为我担心过，一个病人居然有如此的精力，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意志匮乏，为之她们俩人都相继投降了。而这缺乏意志的毛病日益加重，速度越来越快。当我感到，我的存在使吉尔贝特感到疲倦，这时候，我还有相当的力量拒绝见她。当我在阿尔贝蒂娜这里发现同一个事实时，我已精疲力尽，我只想到要强行挽留她。我对吉尔贝特说，我跟她一刀两断，我内心确实不再想见她；然而，我对阿尔贝蒂娜说这话，纯粹是在撒谎，倒过来是为了取得和解。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相互显示的是一个与现实相距甚远的表象。毫无疑问当两个人对坐而视的时候，情况总是如此，因为双方对另一方的内心总有一部分是不了解的，即使了解，也有一部分不理解；双方表现出来的只是各自最少属于自己个人的东西。这种情况或许是由于人们自己也未理清什么是属于自己个人的隐私，对此不加注意，或许是因为人们对某些不属于自己个人的毫无意义的实利性东西倒看得很重，更加喜爱。另一方面，有些人们喜欢的东西，人们却没有。但为了不受别人轻视，人们没有，却装出样子，对那东西似乎不屑一顾、甚至厌恶至极。可是在爱情中，这种误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除了孩提天真，我们通常都是尽力使自己的外表，不是去忠实地反映我们的思想，而是使其成为我们的思想认为最适宜于使我们获得自己希望获得的东西的样子。自我回家以后，在我看来最合适的外表，便是能够使阿尔贝蒂娜保持不变，跟以往一样顺从，别在气头上要求我给她更多的自由的样子。我希望有朝一日能给她更多的自由，但现在我怕她会心血来潮，要求独立，这会使我嫉妒心大发。过了一定的年龄，出于自尊心和见识，越是我们向往的东西，我们越是看上去毫不在乎。但在爱情上，稍有见识——也许这并不是真正的明智——我们很快就会强迫自己接受这种双重特性。我孩提时，梦幻中最温柔的爱情，甚至爱情的本质，不外乎是面对我心爱的女子，倾诉我的温情，对她的善良表示感激，希望俩人白头偕老。然而，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我亲朋好友的经历，使我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这类感情的表白是毫无感染作用的。类似德·夏吕斯先生那样的人，忸怩作态，简直象个老太婆了。可是他老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久而久之，以为自己真的便成了一个英俊青年。其实他那矫揉造作的阳刚气派，恰恰日益露出滑稽可笑的女人态来。夏吕斯的这种情况，属于这种规律，但这种规律的覆盖的范围完全超出夏吕斯类型的人，它的普遍性之广，即令是爱情，也未必能完全取尽用竭。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视而不见，别人却看得真切；我们“紧跟”我们的思想，因为这是处在我们眼前的物体，但别人却无法看见（有时候，作家在作品中使思想有型可见，由此，当作家的崇拜者们的思想偶尔为作者所征引时，他们每每大失所望，因为他们从作家的脸上发现，内心之美，反映出来后，竟有如此缺憾）。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再“听之任之”。今天下午我忍不住没有告诉阿尔贝蒂娜，她没有留在特罗卡德罗，我是多么感激不尽。今天晚上，因为我害怕她离我而去，我却假装希望主动跟她分手。我这样作假是因为有了前几次爱情的教训，不让此次爱情重蹈覆辙。但我们过一会儿将会看到，我并非仅仅听从了这些教训。
    我害怕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我希望一个人出去一下，需要离开两天，”我不知道她会向我提出哪一类自由的要求，我不打算给她的要求下定义，但它使我恐惧。这种恐惧在维尔迪兰晚会上曾有一刻掠过我的心头，但是现在已烟消云散了。另外，回想起阿尔贝蒂娜不断对我说，她呆在家里如何如何希望幸福，这话与我的恐惧也格格不入。阿尔贝蒂娜想要离开我的内心意图，表现得十分隐晦，仅仅流露出一丝忧愁的目光，一阵烦躁的神色，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推敲一下的话，我们只能将隐藏在她心底的东西解释为一种感情（我们甚至没有必要进行推敲，因为明白对这种表示强烈情感的语言，这些话普通百姓也能听懂，把它解释为虚荣、记仇和嫉妒。这些感情虽然不是直言表达出来的，但对话者若有直觉功能，即如笛卡尔称为“良知”的，“世上最为普遍的东西”的话，便一眼即可识破）。阿尔贝蒂娜的内心感情有可能导致她制订计划，离开我另建生活。阿尔贝蒂娜要离开我的意图，在她的谈吐中表述得毫无逻辑，同样，我今晚对这意图的预感，在我心里始终是十分模糊的。我继续生活在这样的假设中，即承认阿尔贝蒂娜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内，有一个完全相反的，我并不愿意去想的假设在紧紧盯着我，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不然，我告诉阿尔贝蒂娜，我去了维尔迪兰家，根本不会为此感到难堪；不然，她的发怒为什么只引起一阵小小的惊奇？因此，在我内心也许活动着一个想法，有一个与我理智中的阿尔贝蒂娜，与她自己的描绘完全相左的阿尔贝蒂娜，存在于我内心。但这不是一个完全杜撰的阿尔贝蒂娜，因为她如同一面前置镜，反映着她内心产生的某些情绪，臂如我去维尔迪兰家后她的恶劣情绪。此外，长久以来我忧心忡忡，怕阿尔贝蒂娜说我爱她。所有这些正与另外一个假设相吻合。这个假设说明了许多事情，而且还有一点，如果我采用第一种假设，第二种假设就变得更有可能，因为我听任自己对阿尔贝蒂娜吐露温情，但从她那里得到的却只是一场忿怒（但她觉得这一忿怒出于另一个原因）。
    我必须说，我觉得最为严重，使我印象最深，事先表明她将会驳回我的指控的迹象，是她对我说过：“我估计他们今晚会请凡德伊小姐。”我竭力残酷地回答道：“您没有对我说起过您遇见过维尔迪兰夫人。”每当我发现阿尔贝蒂娜不客气，我不是对她说我很伤心，而是反而变得凶狠起来。
    根据这一点，根据与我感觉背道而驰、永恒不变的反驳体系来进行分析，我可以断定，那天晚上我之所以对她说要离开她，是由于——甚至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前——我害怕她希望得到自由（我说不清楚，这使我战栗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总之，这是诸如她可能欺骗我的这类自由），由于我出于孤傲和狡诈，想向她表明，我对此毫无畏惧。在巴尔贝克的时候，我就曾要求她不要过低地估计我，稍后我又希望，她跟我在一起不要有分秒无聊。
    末了，有人会对这第二个假设——尚未明确表达的假设——提出反诘，说阿尔贝蒂娜对我说的话，恰恰意味着她喜欢的生活，就是在我家里的这种生活，休憩、读书、喜欢清闲，厌恶萨福式的爱情，等等。为这种反驳花费笔墨是毫无意义的，如果阿尔贝蒂娜对我，跟我对她一样，以我对她所说的话为基准，来判断我的所思所想，那她得到的东西恰恰与事实相反，因为我向来只有在再也不能缺少她的情况下才向她表示，希望离开她，反之在巴尔贝克，我曾两度向她坦白，我爱着另一个女子，一次是爱上安德烈，另一次是爱上一个神秘的女子，然而两次坦白都是发生在嫉妒心使我回心转意，反过来爱阿尔贝蒂娜的时候，因此我的言表丝毫不能反映我的感情。如果读者对此只有相当淡薄的印象，那是因为我作为叙述者，在向读者表述我的感情，在不断重复我的言语的同时，也向读者交待了我的感情本身。如果我向读者隐瞒感情，仅仅让读者了解我的言谈，那我的行为跟我的言谈就关系甚少，读者就一定会经常感到，我十分奇怪，喜怒无常，一定会以为我是个疯子。然而这种推理方式并不比我所采用的方式有更多的错误，因为促使我行动的意象与我言谈中所描绘的意象是截然相反的。但在那时候，前一种意象还是非常模糊的。我对我行为所遵循的本性知之甚少。如今我对这一本性的主观事实认识得十分清楚。至于它的客观事实，即对这一本性的直觉是否比我的理性推断更能准确地抓住阿尔贝蒂娜的真正意图，我信赖于这种本性是否有理，或者相反，这种本性是不是虽然抓住了她的意图，却没有改变她的意图，这些是我难以断言的。
    我在维尔迪兰家感到阿尔贝蒂娜会离开我而隐约产生的恐惧起初已经烟消云散。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心里的感觉不是见到了一名囚徒，而是自己成了一名囚徒。但是当我告诉阿尔贝蒂娜我去了维尔迪兰家，我见她的脸上增添了一层神秘莫测的愠色——这愠色已不是第一次掠过她的脸颊了——此时消除了的恐惧重新更加有力地攫住了我。我十分清楚，是她那些感情思想的肉体凝聚：她表现不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是把真正的思想藏在心底，缄口不言而已。这愠色就是她内心想法的综合表现。它虽然明晰可见，却无法作理性说明，我们从心上人脸上采撷到蛛丝马迹；但不明白心上人内心所发生的事情，为此，我们试图对这综合表现进行分析，把它重新分解为理性成份。阿尔贝蒂娜的思想，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未知数，为此我给它列了一个近似方程：“我知道他在怀疑我，他肯定设法证实他的怀疑。为了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