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1925》二二零章风云上海滩（13）

铁幕1925最新章节目录
   而吴安平最想改变的，也最无力改变的，正是蒋介石“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专制想法。他比蒋介石还要大权独揽，就算百般解释，又如何让蒋介石深信，他其实是位向往民主的大独裁者？即便如此，他还是隐约提出，除非国民党执意要与西北交战，否则，或许最终难免要和其他政治势力联合，如新民党即是。
    蒋介石最初的专政主张，内容与国共分裂后的“一党专制”其实有很大区别。吴安平参考一些资料及《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知道这位后来被定义为“最大反动派”的国民党领袖，实际当时思想还颇为左倾，乃至竟有革命成功后施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
    他虽提出“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应退出共产』党”的主张，但实际并不是要鼓动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认为党籍不纯粹，双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所以共产』党员应先退出共产』党，等到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再加入不迟。
    蒋介石认为国共两党现阶段的革命目标是同一的，没有必要互争短长，另外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须统一，中国革命也须统一，而世界革命有第三国际统一指挥，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由国民党统一指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蒋介石当此前一直在设法使国民党取代共产』党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
    事情很清楚，只要共产』国际仍旧只承认中国共产』党，而不承认中国革命必须要由国民党“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中国革命的两个中心、两个主义的问题就仍然难以解决。相反，如果共产』国际接受国民党，承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那么，作为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做纯粹的国民党员，也不仍旧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丝毫不变其革命的属性』。
    如果共产』国际接受这些建议，中国革命势必会走上另一条路，但蒋介石绞尽脑汁想出的自认为是唯一出路的设想，实际根本没有可行性』，而且，他不合时宜地号召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又势将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和猜忌，国共双方的不信任感只会进一步增强，而冲突和摩擦也只会愈演愈烈。
    在众多共产』党人看来，接受蒋介石的主张，无异于认同共产』党为国民党做“苦力”甚或“走狗”，而在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事实已经宣判跨党分子为异类，非加防制和排斥不可。再加上蒋介石大权独揽，厉行军事统治，更为国共两党提供了爆发全面冲突的温床，在这种情形下，他的一切表白、劝说和解释，都无济于事。
    写信之时，吴安平翻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随即意识到西北日后也将面临同样问题，需要考虑如何与国民党、共产』党相处。而由于西北诸事吴安平俱可一言而决，专制程度比蒋介石更甚，这实际已经存在爆发冲突的诱因，想要平息彼此纷争，似乎也无多大可能，总之同样为难。
    这样看来，共产』党似乎必然会寻求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而中国此后一段时间，也必然会出现西北解放军、国民革命军、工农红军三者并存的局面。历史的惯性』之大，就算吴安平有d-7引擎在手，也难以将之尽数改变，该来的始终会来。
    由“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再到蒋介石提出“一党专政”主张，并越来越倾向于独揽权力，共产』党也由对其肯定，转为疑惧，进而最终将其列入到了“未来的敌人”的行列。由此，原并无“反共”之意且本就多疑的蒋介石，又在诸多反作用力及合力的推动下，一步一步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三月二十四，南京事件爆发，蒋介石开始有武力清党的打算。
    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随即南京发生有组织的排外抢劫事件，部分军人对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和外国教堂、商店、学校大肆抢掠，前后持续约十个小时。蒋介石虽没有公开把此事归结为共产』党的阴谋，但内心却怀疑共产』党借故挑拨自己与列强政府』的关系，接着便联络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等人秘密开会，讨论如何与共产』党决裂。?
    蒋介石更担心，共产』党冲击租界的行动，很可能引发列强武力干涉，导致北伐半途夭折。
    这时的上海，谣言蜂起。特别是各个租界里躲避着大量从武汉、九江以及其他北伐军占领区逃亡避祸而来的外国侨民和中国人，他们对于两湖、江西等地激烈的工农运动充满恐惧，生怕北伐军在上海会重现汉口、九江下层民众冲击租界的情景，因而更是人心惶惶。
    而鉴于中共在上海工人中的号召力，并为响应共产』国际提出的要超越民主革命界限的要求，上海方面的中共领导人这时也相当振奋，反复强调已到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时期，并开始冲击国民党右派的组织机构，积极筹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结果，街市上共产』党的呼声很高，人人都在打听共产』党，想多知晓一些政局走向的内幕。
    白崇禧初到上海时，对总工会态度还好，还同意武装纠察队统归总工会管辖，对共产』党推动组建的市政府』也未加反对，但第二天听到各方反映之后，态度立即转了一百八十度，宣称绝不允许武汉风潮』再现于上海。
    “健生，你也看了这信，西北王的建议，你觉得可行么？”
    蒋介石深吸一口气，缓缓睁开双目，眼神透出难以掩饰的疲累。
    “这”
    “有话但说无妨。”
    白崇禧想了想，苦笑着说道：“吴安平的建议虽过于幼稚，不大行得通，但既然其已表明态度，我们就不能不有所回应。”
    “我脑子很乱』，现在还没理出头绪，你要有想法，只管说出，我们参详参详。”蒋介石对白崇禧的看法表示赞同，实际他的苦恼也正在此。
    白崇禧答应一声，一边皱眉苦思，一边组织语言道：“吴安平似乎认为，上海的事态全由我们掌握，所以有‘手段舒缓’之劝，很显然，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北王料错了情形，如我们真能全盘掌握上海，就不会非走清党这一步险棋了。”
    “自总司令二十九日命临时市政府』暂缓办公后，中共因武汉中央已明令认可，对此有强烈不满，一直在强调抵抗的必要。据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虽仍坚不同意中共的提议，但已明示上海中共中央，不要武装纠察队交出武器。这些工运分子既拥有枪支弹药』，又足够狂热，根本不可能向我们轻易低头，实际不见些血，根本就清不了党，分不了共。”
    蒋介石赞许道：“健生此言不差。这信中表述的其他一些看法，还称公允，但唯独在清党一事上，吴安平竟认定，是我故意要杀个血流成河。娘希匹！他吴安平都能看出此举对我党之戕害，尤大过对共产』党，莫非我竟看不出么？”
    白崇禧微笑附和，其实内心却不以为然，他自知蒋介石此话半真半假，并不尽实。
    据说虞洽卿及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向蒋介石提供六千万大洋的财政援助，条件即是“必须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而且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批三百万，只有随后把事办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这两天，三百万银元已经到账，蒋介石虽知六千万只是画饼，而且此后必将受到江浙财阀的牵制，但为解决财政困难，也只有咬牙朝前迈步。而对江浙财阀来说，能杀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自然更好，面对这种情形，蒋介石会否受其影响，故意杀戒大开，还真不好说？实际这六千万银元的画饼，确实也是促使其武力清党的另一重要原因。
    不过这件事，白崇禧不愿多说。新桂系嫡系第七军，也指望从这笔财政援助中得到好处，他自然不能自断财路。
    顿了顿，白崇禧又接着道：“我个人以为，清党行动，倒不妨依吴安平的建议，手段缓和些。”
    蒋介石道：“你的意思是”
    白崇禧不确定道：“交浅言深，必有其因。我等与吴安平并无打过多少交道，至多曾派张总参议到西峰做过一次考察，也不算很细致。而吴安平能骤而崛起为西北之王，必定不是简单人物，其一言一行或许都有深意。信中这些建议，若全无交情，搁一般人，则明显不会提出，但吴安平竟不管不顾提了出来，反见其确有与革命军联合之诚意，为推进北伐，我觉得不妨故意做些姿态出来。”
    “这妥当吗？”蒋介石狐疑道。
    白崇禧笑道：“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只在分共清党，只要能达成这一目标，即算圆满，能否灭绝赤化，反在其次。况且，汪兆铭就在上海，他在党内威望甚高，其态度我们不能不重视。他既然认为武汉诸人，非不可理喻，一意另寻良策，提出三点应急办法，我们便需不偏不倚，为自己先留些余地。如果我们能做些退让的姿态，既可堵吴安平的嘴，又能让汪兆铭无话可说，这岂非两便？”
    蒋介石默然不语。其实，这两日清党行动虽一直在紧锣密鼓进行，但他的态度仍不能说很坚决，始终存有顾忌，而其中最关键，便是顾忌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被武汉中央从国外迎回，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很显然是有意针对蒋介石，想限制他的权力。蒋介石虽然气愤，但慑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威望，不得不主动放缓姿态，甚至发表通电，声称自己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而“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
    蒋介石当然不甘心，但他也没料到，汪精卫早不回晚不回，恰在这时意外从国外回到上海。受此影响，他不得不放慢与共产』党破裂的脚步，将清党之准备暂行延搁。
    汪精卫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广东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虽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借机赶走，但他威望甚高，又被视为左派领袖，只因反感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国民党许多人及共产』党便力邀汪精卫回国，并在武汉中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将汪精卫缺席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没想到他四月一日竟已乘船抵达上海，这自然对国民党右派的清党主张构成很大压力。
    为逼』迫汪精卫让步，蒋介石紧急召集吴稚晖等几位监察委员秘密开会，通过了弹劾共产』党案，决定提请各军警机关，将辖区内的共产』党员分别看管监视，不准自由活动。随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邵元冲等人，便浩浩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