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215章北都风云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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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摊丁入亩，那么相应的，征收的税费也必须是全货币税，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李曜此前就开始推行的新币制改革。
    那么，这一改革在推行过程中的难点就在于两条：一，“大地主阶级”们的抵制甚至反抗；二，百姓们习惯这套制度的速度。至于其他什么税率分摊是不是合理之类，那都是税制本身的细节问题了，在决定推行之后，各地再考察、讨论便是，总不能连这种事情都要李曜自己亲力亲为，那他一准成为第二个孔明，只有活活累死的份。
    这时王笉道：“五郎既然有如此把握，奴自然是支持的。”
    李曜微微一笑，柔声道：“说实话，我希望太原王氏在这件事上，能做一个表率。”
    王笉看着他，勉强一笑，道：“五郎……此事奴只能说尽力，决定权在叔父，甚至……他都未必能一言而决。”
    李曜点点头，他理解这种情况，中国人对于“祖制”有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情感，也许是孝道被无限拔高的后遗症，任何人胆敢擅自改变“祖制”，面对的压力都是极大的，也很难获得认同。而对良田的占有，则不光是很多世家大族的“祖制”，甚至早已是这些世家大族存在于世的一种下意识惯性，李曜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要想改变这一点，就像要让狗不吃屎一般。
    不过据说狗吃屎是因为狗吃人吃的饭后，身体里缺乏必要的微量元素，而这种微量元素在其粪便中有，所以才出现。那么李曜只好把工商业上的大利润摆在头前当胡萝卜，把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作为大棒拿在手中，这样才能使这些“大地主阶级”们出让手头的田产。
    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这个办法永远都是可以使用而且成效卓著的。
    至于他为何对这件事如此上心，其实再简单不过了。
    首先，他需要这些“大地主阶级”出让土地，使穷苦百姓自耕自足，不会“揭竿而起”，危害朝廷统治的稳定。其次，他需要这些手头有足够资本的“大地主阶级”投身工商业，使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赶紧生出、发展。
    按照李曜穿越前的所学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应该是指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也就是说，即便李曜自己建立起了实际上规模庞大的“工业企业”——两大军械监，但那并不表示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按照学术观点，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这就是说，关于是不是资本主义在萌芽，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这种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比如军械监这种明显就是“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唐有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但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这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此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历史上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也就是李曜想方设法要使类似于太原王氏这种“大地主阶级”放弃对田产的执着，转而投身雇佣关系的工商业中去的原因。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这种风潮，各种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都踊跃进行工商业投资，这种生产关系才算真正形成，也才会“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不会中途夭折”。
    当然，生产力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资本论说“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
    更简单的说，如果全民饿肚子，资本主义就纯属空想。
    至于在原先历史上的中国农业，从生产技术来说，大约宋代达于高峰。江南水田的开发，引起绿色革命。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锻铸铁之应用于农具，早熟稻的引进以及农艺学的进步，使传统农业达于成熟。
    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所致，属于量的变化。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上还是宋代水平。不过，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产品种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这些也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总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人口增加而来的量的扩大，甚少质的变化。因而还不足以突破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的传统经济结构，也不足以使农业经营利润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以单个家庭与小块土地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无论人力资源还是土地面积都不具备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因此，它无法保证富余产品的稳定产出，更无力供养具有充分消费能力的民间市场。
    中国自古是单一制君主集权国家，庞大的帝国组织靠直接向全国小农阶层抽税来维持。在那个时代尚无现代经济理论，国家计税毫无科学依据，只能简单向全国平均摊派，不具备宏观调控功能，对社会经济并无积极作用。财政税收又多被用于奢侈挥霍或豢养军队，巨额财富无法回到正常的经济流通领域，民间经济即不能从中获利，私人财富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资本自然无从积累。这便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
    而李曜和他推行的改革的出现，则成为改变这一切的契机。农具革新，他做了，而且在继续做；朝廷经济制度改革，他已经开始做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他正打算推进……
    至于为何一定要如此全力推进制度改革进入资本主义？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会使得整个民族具备更强的开拓精神，当摊丁入亩一段时候，人口爆炸，国内工商业发展已经无法满足大资本家的胃口，那么……海外殖民地必然是一个最佳选择。
    而且，李曜早已想好，将来还要将开疆拓土的奖励跟升官、发财同时绑在一块儿，甚至还可以绑上……皇权。当然，那都是后事了。
    总而言之，李曜的各项改革，如同他的军事作战一样，总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只要是走了第一步，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也就会——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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