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215章北都风云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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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节度使的设置，目的就是为加强边防，给边境诸州都督带使持节，以增其临济决断的权力，主要是防止少数民族的入侵，从而保障边疆的稳定和内地的安全。节度使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节度使”一词早在高宗永徽年间就出现了，“自高宗永徽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命官”。
    在初期，节度使只是对“持节都督”的一般称呼，并不是正式的官名，后经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几朝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完善。正式以“节度使”为官名，是从唐睿宗景云年间开始的。景云二年，“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使之号，遂至今不改焉”。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会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自此，节度使制度正式设置。
    而节度使制度的基本形成却是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节度治理，其初固止于沿边十道耳，自安禄山之乱，则内地始置九节度讨之”。
    节度使由初期在北方及西北、西南边境设置，到后期普及中原，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逐渐发展完善起来，其权力也愈来愈大，甚至朝廷也渐不能制。
    具体到此次李曜拿出来作为驱动几大藩镇夺回河西陇右诱饵的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在初时有着其深刻的背景及原因，是集合了多种因素而形成的。
    首先，大唐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势力大不如前，无力抵抗吐蕃的强势进攻。唐朝前期，尤其是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他奉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使其周边的民族部落、政权都臣服于其下，正是所谓“四夷来服，八方宾服”，创造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天下安定、和平的贞观盛世，使大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然而，随着唐太宗的去世，唐高宗的即位，大唐也开始由盛世渐渐走向衰世，势力大减，原本臣服于大唐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反抗，脱离唐的统治，甚至侵犯唐朝边境，如突厥、吐蕃、南诏甚至渤海等，尤其是吐蕃，在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去世以后，与大唐的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常常剑拔弩张。而对于唐朝内部本身来说，也是忧患重重，政权不稳，皇位更替频繁，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唐朝统治者又只有先稳定外部，以求加强对内部政权巩固。由于之前在西北边境上设置的安西都护府等军事机构，在这一时期也是势力衰弱，作用微小，为了防御吐蕃的强势进攻，只能设置新的军事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唐朝实行了一套“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
    其次，唐蕃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和平转为了战争。在唐太宗之前，唐和吐蕃之间几乎没有正面接触过，“吐蕃……近世浸强，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双方彼此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贞观八年，松赞干布向唐求和亲，太宗想借此事试探一下吐蕃的虚实，没有答应和亲，只是“遣冯德遐下书临抚，弄赞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赍币求婚，帝不许”。
    于是，便有了贞观十三年的松州之战。虽然此次战役是以唐朝的胜利而告终的，然而，太宗也意识到了吐蕃的强大，对其势力也不敢小觑。所以太宗从政治、军事、边境等方面考虑，为了西南及西北边疆的稳定，对于吐蕃的第二次请求和亲，便予以答应，贞观“十五年，妻以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的入蕃，使唐蕃之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双方边境基本上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相继去世，由他们建立的和亲政策、友好关系也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唐蕃之间长达170余年的战争与友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唐蕃关系和战无常，而又以战争为主。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军队就开始不断侵犯唐朝边境，攻扰附属唐朝的部落政权，而此时唐朝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势力大减。所以对于吐蕃的骚扰，唐政府也一改唐太宗时期的军事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便是其防御策略“安河陇、保长安”的一项重要措施。
    再次，河西、陇右的战略地位。河西、陇右大致在后世甘肃省一带，简称河陇，其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河陇地区是中原王朝通向西域、中亚乃至西亚、欧洲的门户，是丝绸之路上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中原王朝防止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攻扰内地的屏障及边防重地，“镇河山襟带，厄束羌、戎”。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河陇地区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正是所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汉武帝时期为了免受匈奴向汉朝内地骚扰、掠夺，曾几次大规模向西域用兵，终于将匈奴赶至大漠以北，汉朝在此设置了河西四郡，并在公元前60年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汉武开河西，遏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使不得解雠，合约为中国患”，以此保证了西汉王朝西北边境上的安宁与稳定。从此开始，河西、陇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统治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的战略军事基地。
    在唐朝，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其北有突厥，西有回纥，西南有吐蕃，而且这三个少数民族在当时也可谓是强大的政权，有时其势力甚至可以与大唐相媲美。唐朝统治者为了其边境的安宁与稳定，防止少数民族向内地的侵扰，尤其为了防止吐蕃的进攻，高度重视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河陇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要孔，在战略上据有极重要地位。吐蕃若控制了河陇，既可切断与西域的联系，又可成为进攻唐朝心腹地区的跳板。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长安。”所以，河陇一带是吐蕃与唐朝交战的最为频繁的地区。针对吐蕃的这种攻唐战略，大唐对河陇地区做了细致的军事部署。
    唐太宗时期，全国划为十道，河陇隶属陇右道，包括安西四镇及北庭都护府等军事重镇；睿宗景云二年，从陇右道中分置河西道，“贞观元年，分陇坻已西为陇右道，景云二年，以江山阔远，奉使者艰难，乃分山南为东西道，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并设置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关于河陇地区在防止吐蕃进攻中的战略地位，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唐初的河西地，贞观中地益拓置四镇，咸亨初为吐蕃所陷，长寿元年，复收四镇，议者请废之，崔融曰：‘太宗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割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今若又弃之，使彼得四镇，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卫，河西必危已’”，也正如唐初名相褚遂良所言：“河西者，中国之心腹”，提议唐太宗重视河西地区，也可见河陇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自永徽元年，吐蕃军队开始压兵唐朝边境，双方往往剑拔弩张，终于在咸亨元年，迫使唐朝放弃安西四镇。随后，永隆元年，吐蕃侵扰河源；证圣元年，吐蕃入侵临洮；“二年八月乙亥，吐蕃寇边”、“四年二月辛酉，吐蕃寇松州”等等。吐蕃屡屡侵犯唐朝边境，虽然期间有金城公主入蕃，但这只是唐蕃之间战争关系中的一段和平的小插曲，最终没有改变双方的矛盾关系，唐蕃之间的战争仍是屡屡发生。
    吐蕃来势汹汹，处于政权不稳定阶段的大唐对于吐蕃的强势进攻，似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处于防御之势。基于此，大唐统治者为了边疆的安宁，以防吐蕃的不断入侵，所以“……为诸将节度，以定其乱”。睿宗景云二年为了防止吐蕃及它与回鹘可能发生的联系，特设置河西节度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等七州；玄宗开元五年，为防止吐蕃的强势进攻，又特设置陇右节度使，领秦、河、渭、鄯、兰、临、武、洮、岷、廓、叠、宕等十二州。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共驻精兵十四万三千人戎守，对吐蕃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使吐蕃难以攻入。
    由于河西、陇右在唐朝有着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再加上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也就合情合理合时宜了。河西、陇右节度使设置在唐蕃战争最为频繁、都护府等同虚设的情况下，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责任重大。事实上，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防御了吐蕃的进攻，保卫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稳定，同时也助唐朝中央政府平定内乱，护卫了京师的安全。可以说，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即“安”了“河陇”，也“保”了“长安”。
    首先，“安河陇”。开元二年秋，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等率十余万众进寇临洮、兰州、渭州，吐蕃从九曲之地，攻打唐朝，挑起事端，此距金城公主入蕃和亲还不到十年，随着吐蕃军队的入侵，唐蕃第二次短暂和平告一段落，双方又开始了争夺战争，吐蕃“自是连年犯边”。
    唐朝为了防御吐蕃在河陇地区的军事进攻，以“郭知运、王君奐，相次为河西节度使以捍之”，开元五年，以郭知运遥领陇右节度使。唐朝在河陇地区驻扎精兵强将，而且兵力众多。自从河西、陇右节度使设置以后，唐朝在唐蕃战争中无论是进攻或是防御，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是唐蕃双方自永徽年间开战以来，唐朝取得胜利较多的一个阶段。
    开元五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进攻吐蕃获胜，“七月壬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及吐蕃战，败之”、开元六年，郭知运又率军进攻九曲地区，大获全胜。经过几次失败以后，于“七年六月戊辰，吐蕃请和”。吐蕃的这次请求和约，虽然没有与唐朝形成文字上的签署，但在此后几年，唐蕃之间在河陇地区也保持了一段和平时期。可是此时，唐朝正处于第二个盛世，即玄宗开元盛世的阶段，皇帝开明，同时也好大喜功，而边城将士亦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于是在开元十二年，陇右节度使王君奐对吐蕃发起进攻，双方再次燃起战端。“十五年正月辛丑，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奐及吐蕃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