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正文天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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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这是我在自传性“记忆文学”《吾家小史》中的冥思段落，也是全书的精神归结。在这里，我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写作体验。
我爸爸，这位在“文革”灾难中被整整关押了十年之久始终没有屈服的老英雄，却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二十六年，被国内一些文化传媒对我的诽谤活活气死了。诽谤的规模铺天盖地，诽谤的内容因为彻底颠倒而让他极度愤怒。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习惯性地掩护着诽谤者，使人们目睹大量志士仁人的血迹而不知道“谗夫”们的名字。但是，爸爸和我却知道今天那些“谗夫”的名字，以及他们在灾难岁月中的斑斑劣迹。爸爸当然不怕他们，但当他发现竟有那么多官方传媒站在他们一边，而法律失语，知者沉默，同行窃喜，群氓起哄，他活不下去了。
爸爸的坟墓筑在家乡的山岙里，骨灰盒暂放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那天，我得到了一个消息，爸爸、妈妈当年媒人余鸿文先生的骨灰盒也在同一个安灵堂，就觉得应该去祭拜一次。正是他老人家的大媒，有了我生命的起点。同时，我也可以再一次照拂一下爸爸的灵位。
那天祭拜完毕以后，我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在学术界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我立即后退一步，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他的告发，曾使徐扶明教授入狱多年。前几年，他又是诽谤我的主力“谗夫”之一。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进攻者，但不知什么时候，也进入到了这里。
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余颐贤，出现在门内的那一格。这是家乡那个著名盗墓者的名字，我没见过这个人，却知道他似乎又神秘地做过很多好事。是他吗？也许是重名？希望是他，他让我想起了家乡山间的夜夜月色。
记得布莱希特（Be
）曾经说过，过程性的回忆越丰富，越会让人产生惯性下滑般的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陡然停步，获得思考。
我一直在等待这种停步的机会，此刻出现了。在安灵堂门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余颐贤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时还不愿意称“先生”的曾远风，都一起在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来的理由。
安灵堂不远处有两把石椅，朝着一个小小的松柏林。边上，又有一个浅浅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叶。
我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闭着眼睛。一开始思绪很杂，跳荡滑动，慢慢舒了几口气，安静下来。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些老人，我对他们轻声说话。他们没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个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谈的，是余鸿文先生。
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因此从小没叫过谁爷爷。从前见到您时也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叫一声了，但是我仅仅这么一想，还没有叫出口呢，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
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作为我父母媒人的您，余鸿文先生。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
您分明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只看它为什么发生。”
我点头。
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
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
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
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
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
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二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
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
“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
“我已经猜到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
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当然。”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
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个边门重返一个安全的城堡？”
我说：“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城堡。官方体制对文化创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产生过不少排场很大的官方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内。这是因为，行政思维和文化思维虽有部分重叠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统一而宏大的典仪抵达有序欢愉，后者以个性而诗化的秘径抵达终极关怀。现在，前者太强势了，连很多自命清高的学者都在暗暗争夺行政级别，这更使很多行政官员对文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无知。长此以往，前者极有可能吞没后者。您看现在，财源滚滚而文事寂寥，精神枯窘而处处嬉闹，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断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您又问：“那么另一个城堡呢？”
我说：“对那个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专制弊端，揭露权贵集团，推进政治改革，但现在已经失望。因为它掺入了太多的投机、虚假和表演。我曾多次试着与这个城堡里的人对话，发觉他们大多自命为中国的救赎者，却以揭秘的腔调散布着各种谣言，而且总是把一切文化问题全都推向政治批判，好像天下除了政治批判之外就不存在别的问题。他们那些貌似激烈的言论，初听起来还有一点刺激，再听下去就无聊了。”
您说：“看来，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
我说：“对，不怕。”
与余鸿文先生的对话有点累。他的那么多盘问，我知道，正是代表众多长辈对我的审讯。
接下来就不会这么严肃了，急着想说话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历来寡言，现在仍然微笑着等我开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说。
徐先生，我的朋友，刚才我在安灵堂，一心只想把您从曾远风附近移开。您告诉过我，人生如戏，角色早定，他永远打人，您永远挨打。在这里你们靠得那么近，又是面对面，我不放心。
但后来一想，不移也罢。他从前打人，靠的是诬陷、造谣、告发，现在到了你们这里，他毕生功夫全废，那您还怕他什么呢？
从此，您可以近距离地盯着他看。我早就发现，凡是害人的人，目光总是游移的。他会用眼睛的余光来窥探您，您还是不放过。世上再阴险毒辣的人，也受不住您这种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离。但是，在这安灵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里逃？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末日审判”。审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审判的语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说明：
这是我在自传性“记忆文学”《吾家小史》中的冥思段落，也是全书的精神归结。在这里，我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写作体验。
我爸爸，这位在“文革”灾难中被整整关押了十年之久始终没有屈服的老英雄，却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二十六年，被国内一些文化传媒对我的诽谤活活气死了。诽谤的规模铺天盖地，诽谤的内容因为彻底颠倒而让他极度愤怒。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习惯性地掩护着诽谤者，使人们目睹大量志士仁人的血迹而不知道“谗夫”们的名字。但是，爸爸和我却知道今天那些“谗夫”的名字，以及他们在灾难岁月中的斑斑劣迹。爸爸当然不怕他们，但当他发现竟有那么多官方传媒站在他们一边，而法律失语，知者沉默，同行窃喜，群氓起哄，他活不下去了。
爸爸的坟墓筑在家乡的山岙里，骨灰盒暂放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那天，我得到了一个消息，爸爸、妈妈当年媒人余鸿文先生的骨灰盒也在同一个安灵堂，就觉得应该去祭拜一次。正是他老人家的大媒，有了我生命的起点。同时，我也可以再一次照拂一下爸爸的灵位。
那天祭拜完毕以后，我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在学术界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我立即后退一步，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他的告发，曾使徐扶明教授入狱多年。前几年，他又是诽谤我的主力“谗夫”之一。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进攻者，但不知什么时候，也进入到了这里。
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余颐贤，出现在门内的那一格。这是家乡那个著名盗墓者的名字，我没见过这个人，却知道他似乎又神秘地做过很多好事。是他吗？也许是重名？希望是他，他让我想起了家乡山间的夜夜月色。
记得布莱希特（Be
）曾经说过，过程性的回忆越丰富，越会让人产生惯性下滑般的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陡然停步，获得思考。
我一直在等待这种停步的机会，此刻出现了。在安灵堂门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余颐贤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时还不愿意称“先生”的曾远风，都一起在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来的理由。
安灵堂不远处有两把石椅，朝着一个小小的松柏林。边上，又有一个浅浅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叶。
我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闭着眼睛。一开始思绪很杂，跳荡滑动，慢慢舒了几口气，安静下来。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些老人，我对他们轻声说话。他们没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个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谈的，是余鸿文先生。
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因此从小没叫过谁爷爷。从前见到您时也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叫一声了，但是我仅仅这么一想，还没有叫出口呢，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
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作为我父母媒人的您，余鸿文先生。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
您分明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只看它为什么发生。”
我点头。
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
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
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
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
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
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二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
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
“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
“我已经猜到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
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当然。”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
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个边门重返一个安全的城堡？”
我说：“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城堡。官方体制对文化创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产生过不少排场很大的官方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内。这是因为，行政思维和文化思维虽有部分重叠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统一而宏大的典仪抵达有序欢愉，后者以个性而诗化的秘径抵达终极关怀。现在，前者太强势了，连很多自命清高的学者都在暗暗争夺行政级别，这更使很多行政官员对文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无知。长此以往，前者极有可能吞没后者。您看现在，财源滚滚而文事寂寥，精神枯窘而处处嬉闹，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断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您又问：“那么另一个城堡呢？”
我说：“对那个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专制弊端，揭露权贵集团，推进政治改革，但现在已经失望。因为它掺入了太多的投机、虚假和表演。我曾多次试着与这个城堡里的人对话，发觉他们大多自命为中国的救赎者，却以揭秘的腔调散布着各种谣言，而且总是把一切文化问题全都推向政治批判，好像天下除了政治批判之外就不存在别的问题。他们那些貌似激烈的言论，初听起来还有一点刺激，再听下去就无聊了。”
您说：“看来，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
我说：“对，不怕。”
与余鸿文先生的对话有点累。他的那么多盘问，我知道，正是代表众多长辈对我的审讯。
接下来就不会这么严肃了，急着想说话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历来寡言，现在仍然微笑着等我开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说。
徐先生，我的朋友，刚才我在安灵堂，一心只想把您从曾远风附近移开。您告诉过我，人生如戏，角色早定，他永远打人，您永远挨打。在这里你们靠得那么近，又是面对面，我不放心。
但后来一想，不移也罢。他从前打人，靠的是诬陷、造谣、告发，现在到了你们这里，他毕生功夫全废，那您还怕他什么呢？
从此，您可以近距离地盯着他看。我早就发现，凡是害人的人，目光总是游移的。他会用眼睛的余光来窥探您，您还是不放过。世上再阴险毒辣的人，也受不住您这种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离。但是，在这安灵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里逃？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末日审判”。审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审判的语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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