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正文天人对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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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您的目光，过去的主题是惆怅。我曾经责怪您为什么不增添一点愤怒，现在我不责怪了，只劝您增添一点嘲讽。像曾远风这样一直气焰万丈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让您来日夜看管，看管着他无声无息、无亲无友的终点，给一点嘲讽正合适。
    更需要嘲讽的却是人世间，居然怂恿了他那么久，给他喝彩，给他版面，给他伸展拳脚的平台，几十年间没有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劝阻和批评，使他无法收手，难于后退。直到他一头扎在这里，人们才弃之如敝帚，转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让他们来制造新的不幸。这，还不值得嘲讽吗？
    徐扶明先生，在中国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师长，但在社会人生奥秘上，我要不客气地说，小弟我可以做您的师长。今天我要问您一句：为什么曾远风永远打人，而您永远挨打？
    我看到您在摇头，直愣愣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简单：他打人，是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毁人，细说起来也就是从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攻击他人，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魔幻事业。
    您会问：怎么会是“魔幻事业”呢？
    我要告诉您：这，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有关。很多民众只要从攻击者嘴里听到别人可能有什么问题，就会非常兴奋地相信，还会立即把攻击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随，投入声讨。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事态已经变成了那个被攻击者与广大民众的对决，攻击者不再担负任何责任。有些官方媒体又会火上加油，把每一场围攻看成是“民意”，把被攻击者看成是“有争议的人物”，使攻击很快就具有了正义性。
    因此，攻击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从者如云。这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多中国人一拨又一拔地轮着受难，只有一批人奇迹般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他们。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远风的攻击而入狱多年，其实也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可以脱身，那就是攻击别人，包括攻击他。而且，这种攻击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因此，您的受难，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您自己，您不会攻击他人。
    我也和您一样，从来没有做过“以攻为守”的事情。对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向别人进攻的能力，我却不是。您知道，我是历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总评审，在语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对于放弃攻击，我们两个都不会后悔。
    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您跟着我，痛痛快快地把他们骂倒了，世上多了两个机智的攻击者而少了两个纯粹的文化人，我们会满意吗？我想，我们反而会后悔。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胜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远风”又要当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时，中国的民众和传媒不再像过去和现在这样，一起助威呐喊。
    仅此而已。
    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长时间的启蒙。
    也许会有这一天，但对我来说，华发已生，暮雾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与徐扶明先生说完话，当然就躲不过近在咫尺的曾远风了。其实我也不想躲，很想与他交谈一番。但估计，他也只会听，不会说。
    从哪儿开口呢？与他这样的人谈话，我一时还拿不定方向。
    曾远风，在年龄上你是我的前辈。你告发徐扶明先生“攻击样板戏”的时候，我才十九岁；徐扶明先生终于平反，而你又转身成为“文革”的批判者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你向我告发那个姓沙的左派编剧时，我四十一岁；你向全国媒体告发我为一个流亡人士的后辈写序言时，我四十三岁；你参与那几个“啃余族”对我的围攻时，我五十六岁；你突然以“异议分子”的身份向外国人告发中国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时，我五十九岁。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一定还实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发，请原谅我挂一漏万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以不寻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辈子。
    亲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坚强。因此，你对我相当重要。
    你早年读过中文系，后来的身份，是“编剧”、“编辑”、“杂文作家”。你让我想到十几年来一直在诽谤我的那几个“啃余族”与你一样，清一色出自于中文系，都曾经染指文学创作，却又文思枯窘而改写批判文章和告发信。有趣的是，当年你向我告发的那个左派编剧，后来也走了一条与你相同的路：借由文艺玩政治，天天伤害无辜者。
    说远一点，你曾经效忠过的“***”里边，也有三个人是文艺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贯通，原来你们把文艺创作中的虚构、想象、夸张、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实社会的人事上了。你们把伪造当作了情节，把狂想当作了浪漫，把谩骂当作了朗诵，把谣言当作了台词，把围攻当作了排演。只可怜了广大无知的观众，居然弄假成真。
    我刚刚在与徐扶明先生谈话的时候曾说到，很多浅薄的民众特别容易追随像你这样不断地从政治、道德、名誉上攻击他人的人，使你们经常“金袍披身，从者如云”。现在我要加一句，这些民众最值得同情之处，不是追随你们，而是不知道你们全在扮演。
    近几年，你们这帮人都齐刷刷地扮演起了“异议分子”，开始改说“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台词。这，实在太搞笑了。这些美好的社会课题，不正是我们一直在奋斗的目标吗，怎么一转眼被你们抢了过去？你们又在“盗版”了。盗版毕竟不是正版，同样这几个概念，从你们嘴里说出来全都变了味道，成了反讽。
    先说“民主”。这个概念你们在文章中天天高喊，前面还隐藏着一个“大”字，诱骗民众进行大诬陷、大批斗、大伤害。其实你们内心是害怕广大民众的，例如你们最嫉恨我的书连续畅销二十年，其实就是嫉恨广大读者的“阅读民主”。为此我不禁要笑问：敢不敢进行几次民意测验，让广大民众在你们和我之间做一个选择？不敢了吧，还“民主”！
    还有“人权”。这么多年，你们用大量肮脏的谣言伤害了我的名誉权，伤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权，伤害了我父亲的生存权，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一官半职。难道，这都不是“人权”？
    再说“自由”。你们用集中诬陷的手段侵犯了我的写作自由、声辩自由、居住自由，但是凭着媒体的起哄、法律的放任、官方的漠然，从来不必支付任何代价，不必做任何道歉。我想问，古今中外几千年，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自由”？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需要还给他人以“自由”？
    你听得出来，这是反问，不求回答。真正的问题也有一个，存在心底很久了，还是说出来吧：那么多年，你们这批人难道从来都没有担心过法律的追诉？你们难道就能断定，中国的法律一直会像过去那样偏袒你们？
    对于这个问题，你也不必回答。既然你老人家已经来到这里，不说法律也罢。我只希望你还是认真地看一看你的对面，那儿有一位与你同龄的老人，因为被你诬告而入狱多年。平反之后，他烧掉了你的罪证，没有说过你一句重话，而你却没有投过去一个抱歉的眼神。我现在终于明白，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把你们两人安排得那么近，可能是别有深意。
    如果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却特别想与他说话，这个人就是余颐贤先生。
    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心目中只是一团迷雾、一堆疑问。隐约间似乎有一股妖气，但也可能是仙气，似远似近。越是这样就越是好奇，我要腾空心境，去面对这位姓余的老人。我不知道他以前习惯讲什么方言，余姚的，慈溪的，绍兴的，宁波的，还是杭州的？想来想去，今天我还是与他讲童年时的乡下话吧，那种语调，立即就能带出故乡的山水。那里，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是余颐贤先生长期出没的地方。
    余颐贤先生，我没有见过您，不知道您是什么样子的。在想象中，您是一个黑衣人。头上还戴着一顶黑毡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别人很难看到您的眼睛，您却能看到别人。
    您的名字，在家乡各村所有余姓同胞中显得特别斯文，一定有一点文化背景，但是乡亲们谁也说不清。您的名声不好，我从小就知道您是盗墓人，乡亲们叫“掘坟光棍”。他们又把你的名字叫成“夜仙”，那是根据谐音读错了。但这么一叫，他们就把吴石岭、大庙岭的夜晚，一半交给了虎狼，一半交给了您。
    不好的名声也有好处，那就是让您获得了安静。盗墓，只要不去触碰各个时期当红大人物家的祖坟，就很难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因此，你在国共内战和后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都安然无恙。人们有兴趣把一个名声很好的人一点点搞脏，名声越大越有兴趣，却没有兴趣去对付一个名声不好的人。这就像，一块白布太干净、太晃眼了，大家总要争着投污，即使后来风雨把它冲洗干净了，大家也要接着投；而您从头就是一块黑布，不会有人来关注您。
    您在黑乎乎的夜晚好像也动过我曾外祖父的墓，这使我家前辈对您的印象就更坏了。印象的改变，是您在另一个黑乎乎的夜晚给妈妈办的识字班送了课本。这事看起来不大，但对好几个乡村却是雪中送炭。那几个乡村当时正要从长久蒙昧中站立起来，您伸手扶了一把。
    有了这件事，我开始相信乡间有关您的一些正面传闻。例如，我小时候曾听邻居大婶说，那个笃公终于在我们村找到已经疯了的女友，是您引的路。而且，您还把自己的一间房子让给他住。这是真的吗？更重要的是，我听李龙说，有一次吴石岭山洪暴发，一个预先挖通的渠口把水引走了，救了山下好几户人家。一个柴夫告诉李龙，这个渠口是您花了半个月时间一锹锹挖通的。这就是说，您在无声无息的游荡间，也做了无声无息的大好事，可能还不止一件。这是真的吗？
    我没有期待您的回答，却发现您有了动静。您看着我，轻轻地像咳嗽一样清了一下喉咙，似乎要讲话，但跟着而来的是低哑的笑声。笑声很短，转瞬即逝，这让我很兴奋，因为我有可能与您交谈了，就像我与余鸿文先生。
    我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