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苏联纪行日记[18]

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最新章节目录
   导着上楼，先到校长室与费辛科博士谈话片时，略用茶点后，即在别一会儿议室中开始讲演。听讲者四十人左右。我一面照着我的原稿作朗诵式的讲演，哥教授便应声翻译，这是要有很大的本领才办得到的。讲演历二小时完毕，听者似乎还表示欢迎。
    归寓后午睡甚酣，醒来时，看表已经五时半了。立三来电话，言六时将来访，届时果来。告我以英国选举，工党胜利的消息。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七月二十七日
    十时顷复往历史博物馆，拓“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瓦当。共三枚，各拓二张，以一份留赠博物馆。
    “天子千秋”四字居中，余六字分列左右：与普通制钱文序相同。字均反书。秋字有一枚作火，实因火旁太大，致无隙地，故字未写全，好为穿凿的人或许会以为汉人秋火二字通用了。三时半杨新松来邀往作广播。电台闻即旧时专收中国学生的东方大学。电台远东部主任珂尔米珂夫亲自招待，因通日语，彼此甚感方便。广播须同时录音，开始广播之前曾试音二次，用意十分周到。广播约十分钟完毕。完毕后即听到录音放送，不大像自己在说话。
    杨新松和孙克英（即孙维世）同车送我回寓。杨君自言幼时来莫斯科，最初是一个裁缝学徒。后来又到海参崴，在那儿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又回到莫斯科。他得到读书的机会，便锐意研究中国哲学。战前他在某大学教中国哲学史，战争开始后他才到电台上来服务的。由裁缝学徒做到大学教授，使我特别生出敬意。他要我把广播的原稿送给他，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克英是亡友孙炳文的**。炳文在一九二七年被褚民谊出卖，在上海遇难，那时候克英似乎只有两岁光景。“八一三”前后，曾经在上海见过，后来到了延安。六年前，恩来折臂来莫斯科就医，克英被携带同来，现在已经成人，我完全不认识了。她在这儿研究戏剧，听说成绩很好，俄文的程度也比久住莫斯科的人高明。学校在暑期休假中，她在电台上暂时协助工作。她很关切地问到恩来的健康。我把恩来送我的延安版的《甲申三百年祭》转送了她。她又向我要求《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的讲演稿，我也给了她。她说，讲演时她也在，并且还到学校门口迎接过我的。我却丝毫也没有注意到。她听说我晚上还要到对外文化协会去做报告，担心我一天所做的工作太多了。其实这算得什么，我倒很愿意能够很忙，愈忙愈能够扫荡心里面的不必要的忧虑。
    七时顷，万西珂夫同志与齐赫文同志同来，随即同车往对外文化协会。凯缅诺夫会长，卡拉康诺夫副会长，都很恳切地接待着我们。听讲的人已经坐满，大部分是在约翰孙博士送别晚会上相识的面孔。我们立即开始报告。我报告《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我读原稿，齐同志读译稿，各人对读一节，约一小时光景完毕。齐同志再继续报告《苏联战时文学在中国》，也费了一小时光景。齐先生的口齿很清白，声音也很宏朗，报告印象极佳。
    报告完毕后也有酒宴，也有跳舞。副会长要我把原稿留下作为纪念，我自然是很高兴地答应了。
    七月二十八日
    十时顷历史研究所西蒙尼芙斯卡雅女士与列宁图书馆诘谢列娃女士来访，西女士能谈中国话。她们两位昨晚都在文协听讲。来访的目的是要我帮助收集材料。她们都在准备着考副博士的论文。
    西女士在研究唐代诗人元稹，她需要元稹的《长庆集》，还需要《西厢记十则》。
    诘女士在研究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她要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等一切的材料。这些材料似乎在中国并没有具体的收集，我只介绍了陈真如，希望她直接和他通信。
    英国工党大获胜利，得席位三八九席。保守党惨败，仅得一八〇席。现由工党阿特里组阁，丘吉尔被聘为政治顾问。这一变化实在有点突然，不仅一般的人没有预料到，就是丘吉尔和阿特里自己恐怕也没有预料到。这次选举，尚未复员的一百万士兵未及投票，如果参加，胜负的比例恐怕还要更加悬隔。这是英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保守党的政策不能解决战后的问题，人民便自然地背弃了它，第一次欧战后的情形更加把镜头放大了。第一次欧战后，保守党失势，工党遂代之而崛起；但工党一登台之后，立即右倾，麦克唐纳之流竟得到了爵士而成为了贵族，于是工党便受到了人民的裁判。这一次工党的胜利，应该是又一次的考验。假如它的领导者们又照着麦克唐纳的步骤走去，为政权而出卖政见，那将来所受到的裁判，必然会更加严烈的。
    午后三时往参观特列洽珂夫斯卡画馆（T
    -
    ），从中世纪以来的绘画雕刻一直陈列到现代的作品，据说所藏品共有二万五千件，所陈列的仅仅二千件，但已经是洋洋大观了。
    古画差不多完全是宗教画，我不感觉兴趣。关于农奴时代的辟洛夫（Pe
    ）的批评画，我觉得最好，这和戈果理、托尔斯泰的小说有着同样的精神。这种批判现实的精神似乎一直是俄国画的主流。
    但我是一位门外汉，我只跑马观花地看了一点半钟。这种类似暴殄的看法是不能够得到什么正确的观感的。假使是专家来到这儿，就是对于某一张画，某一个雕刻，或许都要费好几天的工夫来吟味的吧？
    归途我提到想看电影，《柏林》（“Be
    ”）正在放映中，我听见人说剪辑得很好。向导者苏太太便答应为我买票，约定九时回话。十点过钟了苏太太才来，她说，票不好买，只能看最后的一场，是十一点钟开演的。十一点前二十分同出，电影馆在相隔不远的“首都大旅舍”（
    ）的楼下。看的人真是拥挤。影片是柏林会战的纪录，但剪辑得确是巧妙。把会战时的情形和希特勒得意时的情形时时用对比的方法双管齐下，极尽了生动活泼的能事。柏林已残破不堪，市民争食及窘迫的情态超出了想象以外，一老妇人以手指从水车口刮水而嚼。这是什么人使他们成为了这样的呢？这应该是发人深省的地方。我只感觉着了唯一的一点美中不足，那便是没有把希特勒活捉着，让他亲自来看看：他给他的同胞们所造下的罪孽。
    终场时已十二时十分。在街头遇万西珂夫，苏太太告诉他，明天午后要引我去参观军事博物馆，请他设法派部汽车。
    七月二十九日
    前日，中美英曾共同宣告，劝日本无条件投降。今日报载日本同盟社讯，日本不重视这项劝告，仍将作战到底。
    革命工人阿里鲁也夫（）逝世，年七十九岁。列宁、斯大林做地下工作时常聚会于其家，加里宁主席等为之发丧。十一时顷朱庆永来，复同往莫斯科河畔散步。天气快晴，街头多卖冰淇淋者，十卢布一包，可抵重庆所贩卖者四客。我们买了两包。在街头一面走，一面吃，这是苏联通常的习惯。朱君寓“首都大旅舍”，邀往共午饭，应之。“首都”不及“国家”整洁，听说国际记者多住在这里。朱君房里堆满了不少的书籍，我感觉着他确实还保存着学者的态度。他告诉我，他回国后还是想当教授。我想，那应该是比较好的事。
    我们谈到了苏联的妇女问题。毫无疑问，苏联妇女争取到了和男子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待遇，无论在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上都被动员了起来。婚姻问题已经十分郑重化了，离婚已经不那么容易，特别是有党籍的人假使要闹离婚，会影响到他（或她）在党内的或社会上的地位。保护母性的条例也有改订，战前母亲有十一位儿女的便授以苏联英雄衔，战争发生后改为只须有七位了。
    朱君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男女地位是平等了，然而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领袖们却很少女性。这在我看来，只是时间问题。苏联建国还仅只二十七八年，假使再过二十七八年，那情形或许会两样。
    关于家庭制度的保护，苏联也并不是在往后退。男女受着平等的教育，得到平等的地位，婚姻上的悲剧便自能减少。在这样合理的社会里面还要闹离婚，那当然是须得用另一种尺度来裁断了。
    午后等汽车，至四时始至。往参观军事博物馆，馆中所陈列的纯是这次爱国战争中的纪念品和掳获品。
    一九四一年德国缺乏防寒准备，以报纸为坎肩，以草为长筒鞋，极惹人注意。所俘获的德国军旗极多，其中有一八一三年的古物。德国人的传单标语里面很多狂妄绝顶的语句：有一例是：“De
    ！”
    “俄国人必须死绝，好让我们活！”为了一个民族的生，一定要把另一个民族杀尽，这成什么话？单只这一个标语，也就尽足以把希特勒、戈培尔之流抓来，碎尸万段！
    德国士兵中也有厌战的。有一个木制的大十字章，中心画一只虱子。这是一位德国士兵的作品。德国的十字章，中心是一只飞鹰，以虱子代替飞鹰，以木质代替金属，明显地表示着厌战或反战的意思。这在平时，只能当成为疯人的作品了。然而在一切都发了疯的时候，价值在倒逆中发生价值。
    纪念品里面有阵亡了的瓦图丁将军（
    ）的遗物，俄国被俘士兵所吃下的木条的残余，保卫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各种战绩，斯大林格勒市长受剑像，崔可夫将军的石膏像等。
    盛纳宣传品的木弹极有意思。宣传品用飞机投散时，如是散章会在空中吹散，如加拴索不易落到目的地点，用木弹形式来投掷真是再巧妙也没有了。这一简单的发明，我们搞了对敌宣传多年却不曾想到。日本人也不曾想到。
    博物馆的旁边有一座大公园（我不记得它的名字，只是公园外的街心有座“红军剧场”，是我所能明记的唯一的标识），游人众多，如过盛节。我们进里面去看了一会儿庭球的比赛。园内也有小剧场，有一处正在上演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光》。向导者主张去看，但我感觉疲倦，只在树林里面坐了好一会儿，等到汽车来，便提早回来了。
    七月三十日
    昨晚十时即就寝，今早醒来，仍然不大舒适。眼涩，喉嗓干燥，大约是吸烟过多。
    胡济邦来，言王世杰改任外交部长，不久将和宋子文同来，继续中苏谈判。大使馆里面的人好多都搬出来住旅馆，以便腾出房间供使节团住宿。她现在是搬到了“首都大旅舍”。我们同到高尔基大街的一座大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