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苏联纪行日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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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的事情，而在别的国家却是很不平常的。好在博士又说：电气治疗无关重要，要紧的还是一二两项。这是属于自己分内的事。这，我可以发誓，绝对终身奉行。博士很关心中国的耳鼻咽喉科的一般情形，据他说，世界各国的学者差不多都是消息相通的，只有和中国的学者还无法互通声息。我答应回国后把这项意见传达给这一科的专家们。（我要告罪，回国后并没有机会把这意见传达，我今天就算在这《纪行》里面，把它公布出来，希望专家们注意。假使要和苏联学术界发生关系，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驻华代表做中介，我想是很方便的。）
    在医院的庭园中坐候汽车，展阅新闻，见有关于***的消息，广岛一弹炸平了四平方公里。杜鲁门的声明也见披露。一时顷栗部长来，邀往对外文协参加公宴。我们到得比较迟，客厅里面已经宾主云集了。中国方面有傅大使、钱参事、胡济邦，苏联方面，凯缅诺夫会长特别为我介绍了好几位新见面的来宾：名作家爱伦堡、西蒙诺夫，作家联盟的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邓金，苏联**直属艺术委员会主席赫拉卜青科，苏联**直属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库兹明尼赫教授，科学院通信院十康那德教授。此外我认得的有彼得罗夫大使，米克拉雪夫斯基参事，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司徒鲁卫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费维特洛夫教授，东方语文大学校长费辛科博士，诗人马尔沙克，以及外交部与对外文化协会的朋友们。
    宴会开始了，凯缅诺夫会长致辞，朗诵着打字的原稿，由远东司副司长万西珂夫同志翻成中文，中文的译稿也是预先准备好了的。从这里可以看见，招待的准备是怎样的周到。最有意义的是这日期特别选在今天，苏联对日本宣战的今天，这绝对不会是偶合。欢宴的消息，大使馆方面在五号便已经得到通知，可见苏联的宣战日期在五号以前便已经决定了。凯会长的演说是特别强调了今天的这一个历史性的日期的。
    会长开始是对于我的称誉，但也含着鼓励的意思。他说我“在中国人民的英勇的过去中，找到了富有生气的传统精神，促进今日的民主中国为国内的团结而战，为消灭外来的侵略者——强盗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战”。我虽然并不敢说就“找到了”，但正尽力在“找”，而且是向着这个“促进”的方向在“找”的。
    接着，话头一转，便是：“今天是意义重大的一个日子。苏联国家忠实于对盟邦的义务，已经对日本宣战了。我们现在可以干杯，祝我们共同斗争的胜利。”
    凯会长的演说相当长，打字稿一共有四张。他引用了普列哈诺夫所曾称引过的古话：“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中国是苏联的朋友，故中国敌人的日本也就是苏联的敌人。反过来是：“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日本是德国的朋友，而且是仇视全人类的，故日本也就是苏联的敌人。他明朗地宣示着：“复仇的日子已经破晓了。由于联合一致的努力，就要把这个共同的敌人完全打败了。”
    接着傅大使说了话，强调了中苏两国传统的友谊和文化的交流。
    会长要我说话，我请求齐赫文斯基为我做翻译。我表示了对于文化协会与凯会长的深厚的谢意，为我订了周详的计划，使我在短时间之内游历了不少的地方，得到了很丰富的学习机会。尤其在今天，这样历史性的纪念日，受到盛大的招待，使我感受着没世不能忘的光荣。中国人民的最亲爱、最忠实的朋友，今天对我们最执扭、最残酷的敌人宣战了，我相信英勇的苏联人民和强大的红军，必然会给予日本法西斯强盗以神速的一蹶不振的打击。中国人民将要翻身了，这快乐和感谢必然像电气一样，传遍了全中国，感触了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灵。战争的胜利是前定了的，但在赢得了胜利之后还需要进行猛烈的斗争，便是要根绝法西斯的意识。这是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只有在进步的民主的文化基础上，才能够获得持久和平的建立。我们愿意和苏联的作家们、学者们、一切的文化工作者们，紧密地携手，来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
    彼得罗夫大使致词，为中苏两国的联合武装力量的胜利干了杯，为中苏两国的领袖干了杯。
    两位大使目前正在为中苏条约的协定而繁忙着，他们是在百忙中抽出了时间来参加宴会的，在彼大使致词完毕之后，两位大使也就联袂地先行退席了。
    到会的差不多每一位来宾都对我说了一番鼓励的话。使我印象最深的是爱伦堡的新鲜而富有文学意味的说辞。两只军舰在海上相遇要互鸣礼炮，一位作家遇着另一位作家必然要向他敬礼。他接着又说，听说我是中国作家中的浪漫派，浪漫派是永远年青的，他要歌颂中国的青春和我的青春。爱伦堡似乎是颇以浪漫派自居的。
    在国内听见人说自己是“浪漫派”的时候，感觉着是在挨骂，但今天却隐隐地感觉着光荣了。是否浪漫派，自己不敢保证，但说到年青，倒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因此我在宴席之后，在客厅里面，对于全体的鼓励，作了这样的总的答词。
    “我把各位的诚恳的鼓励，作为对于中国人民全体的说话而接受了。中国在全世界的独立国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青的一个。自己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青的一个。我们是处在方生方死之间的，但我们决不让死的老是拖着活的。我们要使方死的迅速死去，方生的蓬勃成长。苏联和苏联作家是我们的模范，希望以兄弟的情谊，永远缔结着我们的文化联盟。”
    傍晚的时候散会，凯会长送了我一尊象牙雕刻的列宁像，是演说的姿态。大衣和上衣是敞开着的，右掌向前伸出，左手握着上衣的胸襟。站立在一个圆台上，台底刻着雕刻家的姓和年月日，是Lomo
    -30/Ⅻ/40（罗摩诺索夫，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九至三十日）。神采奕奕，如闻其声，真是极可宝贵的一个纪念品了。此外还送了我好些美术书籍和古本的托尔斯泰著作，有不少的插画。米参事和齐同志送我回寓，在寓前彼此分手。
    晚间栗文松部长来访，言明日得休假，将离开莫斯科，特来告别。他送我一本科学院第二二〇周年的纪念册。又拿出了一本往年我五十岁时重庆世界语学会所出的专号来，因为封面上有我的肖像，他要求我署名，作为纪念。我把从塔什干寄来的照片中选了一张来送他。自从我的两脚踏在莫斯科的地面上以来，栗部长以一贯的情谊关切着我，我很感谢他。我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到中国来，我将以同一的情谊向他报答。
    八月十日
    午前整顿行装。
    午后二时顷齐赫文斯基来，约同往列宁图书馆为翻查魏绛和戎事。《史记·晋世家》与《魏世家》均甚简略。寻《左氏春秋》，竟不可得，幸于《四部丛刊》中得到《春秋分记》一书，始得查出。
    出馆后即同往高加索饭馆，由米参事做东。进馆时遇一军人向余握手寒暄，一时不能辨别为谁。齐同志告诉我：这就是作《宁死不屈》的果尔巴妥夫了，他要到满洲去参加对日战争。我生出了无限的敬意和羡慕。
    到馆不一会儿，米参事和他的一位朋友马尔珂夫同志也来了。
    马同志是苏联新武器“卡秋霞”大炮的设计人，真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我们立刻便成了多年的知己一样。
    喝了不少的酒，已经是半醉的时分了，一位年老的侍者走来报告：“无线电广播，日本人无条件投降！”
    好快！出乎意外的快！干杯，干杯，不断地干杯，自己完全失掉了意识。……
    醒来的时候是睡在一个梭发上，我听见无线电在放送音乐。齐同志来扶起我，拿着一个刷子，尽力替我刷衣裳，我才知道我竟至呕吐了。他向我介绍了马尔珂夫夫人。我才知道到了马同志的家。但是究竟是怎样到的，什么时候到的，在什么地方呕吐的，我丝毫也不知道。昏昏蒙蒙地走进马同志的书斋，看见齐夫人也来了，米参事应着无线电的音乐在那儿跳舞。他一看见我，便和我拥抱起来对舞，但我的脚是虚飘的，他的脚也不稳，乓董一声跌倒在地。两人的头碰在壁上，膝碰在地上，幸好都没有碰破。米参事的一个大拇指用纱布裹着了，我诧异。齐同志说，他用刀把手割伤了。马夫人还在那儿忙着准备晚餐，齐同志赶紧催促着我们告辞，我们告辞了。马同志打了电话去叫汽车来，把我送回了旅馆。
    八月十一日
    昨夜大醉，左侧胸部作痛，此因呕吐所致。发现手表玻璃已碰破，不知作尽了何等丑态。
    十一时顷苏太太来，今日节目乃往参观中央铁道工人病院，病院规模甚为宏大，每天将近有七千人的患者就诊。院长波布洛夫斯基十分殷勤，他始终陪伴着我，把全院参观了一遍，都一一为我加以说明。
    铁道病院是独立成为一个系统的，全国有十万人以上的医师从事于这一系统的工作。中央医院附设有大规模的研究所，凡在地方服务的医师每三年一次必须轮流来中央继续研究，以交换经验并获得新知识。医院本身，每日有晨会，每礼拜二午后一时有大会，均系研究性质的会报。
    铁道工人每年须施行四次健康诊断，每一条铁路有五百种以上的卫生设备、托儿所、休养所、病院、产院。每一车站必有一治疗室，每年关于铁道工人的卫生费用为一千万卢布。
    院内设备异常完备，水疗室、电疗室、各种光线的疗室、外科手术室，无不应有尽有。
    外科主任卡仓斯基教授（P
    ），他兼管着输血的部门，有干血能保留三年，使用时使成为液体，可省去检定血型的麻烦。输血管比美国所用者小，一管足够一次输血之用，使用时较为方便。
    卡教授对于食道癌的手术新近成功，以人皮制造人工食道，截去癌肿部位之后以人工食道移接，据云手术六例已成功五例，仅一例失败。这对于食道癌的治疗应该是一种福音。虽然癌肿的游走络（）不容易除尽，还不知道有效的年限究有多久，但比以前的坐待死亡总要好得多了。
    整形外科很发达，因战争而损坏外形者，尽力使其完整，失掉了官能的力求其恢复。神经被截断了的可以联结起来。
    院中招待午餐，食品甚为丰盛，但因伤酒，食欲不